本書描述從11世紀至18世紀，東歐及南歐在審美風格與工藝技術上的起伏興衰。自1050年起，拉丁歐洲崛起，漸漸與拜占庭帝國技藝熟練的希臘人平起平坐，甚至在某些領域取得優(yōu)勢。這種局勢一直維持到拿破侖于1797年進軍并消滅威尼斯共和國為止，距1096年第一次十字軍東征， 開啟拉丁歐洲在地中海東部的大規(guī)模冒險， 時間長達700年。

這段歷史的主角們有使用羅馬語、希臘語、斯拉夫語和土耳其語等語言的族群。在語言交匯混雜時，這種多樣性造成了理解過程中令人畏懼的障礙。再者，現(xiàn)有史料也受限于近代以來多數(shù)南歐及東歐史學家的主要興趣——尋找國家起源，或如本書中將會提到的，頌揚國家擴張領土的輝煌成就。另外，東正教和拉丁基督教之間的沖突，也持續(xù)影響現(xiàn)代學者的態(tài)度(有時是無意識地)。伊斯蘭教與基督教間長久以來的恐懼、仇恨與誤解依然普遍存在，在南歐及東歐的史料中更是顯而易見。這是因為19世紀巴爾干半島基督徒的民族主義運動，重申并強化了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間長久存在的對立關系，而這些民族主義運動在吸收來自西歐的智慧靈感之際，也希望縮小東正教國家與其西邊對手天主教國家的歷史鴻溝。

因此，歷史學家常忽視或低估東歐、南歐在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在文化交流的規(guī)模和重要性方面所曾經扮演的角色。本書旨在通過使用同化模式和文化排斥模式，整理上述四種語言寫成的近代學術著作，分析這些不完整的數(shù)據，進而糾正這些缺失。不過，這種程序有個明顯的陷阱，人們容易因為目光過于集中在跨語言與宗教界限的文化交流中偶發(fā)的案例而將之夸大，或是急于借著概念化社會過程的先驗觀念而非確切的證據來找出一致性。本書是否能跳出這些陷阱，要留待讀者來決定�；蛟S有人認為這種綜合研究是不成熟的。在奧斯曼文化與經濟的歷史輪廓清晰前，對主要材料進行更多研究是必要的，其他主題也應如此。另一方面，詳細的專題研究所獲得的重要發(fā)現(xiàn)，大多跟分析整體的歷史發(fā)展有關。通過證明或通過(更典型地)反駁某些一般性論文的貼切性與準確性，詳細的調查也能有準確性及意義，而這是空想所無法達到的。

在過去，盡管拜占庭和奧斯曼社會的多民族結構，使得民族史被嚴厲譴責為一種明顯的宗派主義，但與之對立的民族主義理想，仍為多數(shù)東歐史學家提供指引。馬克思主義或可提供另一個更全面的觀點，雖然東歐和南歐的階級結構和經濟關系，并未符合馬克思和恩格斯以西北歐社會經濟發(fā)展模式為基礎所總結出來的準則。像西方資本家一樣行事的主要是東歐、南歐以外的人，而東歐與南歐的官僚、權貴或軍人的社會經濟地位遠高于在馬克思階級斗爭中的角色，至少在階級斗爭史觀較簡化、較教條化的形式中是如此。此外，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并未考慮在東歐、南歐歷史中占有重要分量的宗教對立，這也能說明資產階級以民族主義作為欺騙無產階級的伎倆，是聲名狼藉地與事實不符。鑒于這些情況，似乎可以為東歐和南歐歷史提出一個替代的模型，該模型或許能為至今尚未探索的領域指點迷津，或是為重新評估已經熟悉的數(shù)據提供基礎。其基礎的假設可簡單歸結如下：當一群人遇到一種商品、技術或想法，比已知的事物更為優(yōu)越，他們會試著獲取，并將優(yōu)越者納為己有，但前提是這不能危及他們原本珍視的其他價值。遇到新奇且優(yōu)越的文化特質后，會出現(xiàn)廣泛多樣的反應：成功的借用，或是新接觸的文化在原先文化脈絡中相對罕見，卻具有偉大的歷史重要性時，會產生創(chuàng)造性的適應，因為在這種情況中，人類的技術和能力最可能被提升。有種更常見但在歷史上不那么重要的情況是，人們會選擇退縮，再度確認他們習慣的生活模式，并拒絕具有吸引力的新事物，因為它似乎無法達成，或具有威脅性及危險性。在這種情況下，或許有必要加強原有的模式，以抵擋優(yōu)越的外國產品所產生的誘惑。文化變遷有時候影響深遠，特別是努力想維持現(xiàn)狀時甚至會出現(xiàn)矛盾的結果。

在本書所關心的時間和空間中，我的觀點是東歐和南歐不同民族間的文化互動永遠不會停止，并成為歷史變遷的主要動力。即使是奧斯曼帝國勢力前進到巴爾干半島后，并不表示拉丁基督徒和地中海東部的人民就會停止接觸�？梢钥隙ǖ氖�，奧斯曼帝國權力的鞏固的確大大改變了互動的方式，有一段時間，許多東正教徒向拉丁西歐的人宣揚奧斯曼制度和想法的優(yōu)越性。同樣， 我們也不能假設莫斯科的俄羅斯人，是和彼得大帝一起自東部遷移至此。早在彼得大帝時代之前，俄羅斯人就向拜占庭、伊斯蘭教世界、北意大利尋求知識，或是在1650年后向西北歐尋求知識。意大利文藝復興的技術與想法在16世紀流向阿爾卑斯山北部，這一點普遍為人所知，在東正教世界也出現(xiàn)相似的狀況，然而接收意大利文藝復興技術的進度卻較為緩慢(主要來自17 世紀)，比起西北歐所受影響也較小。威尼斯共和國在這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中世紀時期，打從威尼斯人依賴貿易通商以來，他們就是拉丁世界連接希臘、斯拉夫和土耳其地區(qū)最根深蒂固的中間人(他們在阿拉伯地區(qū)的活動， 本書將略過不談)，即使當威尼斯人不再定期從事國外貿易活動，希臘人和猶太人已在潟湖區(qū)建立了社區(qū)。這些群體通過商業(yè)活動等創(chuàng)造了東、西方的新聯(lián)系。此外，威尼斯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后成為強權，并持續(xù)統(tǒng)治海外屬地的東正教人民，直到在1797年瓦解。威尼斯的克里特島因意大利和希臘兩種上層文化的互動而成為富饒之地。帕多瓦大學的出現(xiàn)(自1405年起納入威尼斯共和國管轄)，對16、17世紀的東正教世界有顯著的吸引力。直到1630年，威尼斯出現(xiàn)反教皇政策，帕多瓦大學也強力抵抗羅馬天主教執(zhí)行宗教單一化。這些情形下吸引了更多想要學習醫(yī)學和哲學的東正教學生到帕多瓦就讀。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點，威尼斯的地理位置在亞得里亞海的頂端，它處于拉丁基督教世界的邊緣，在1600年之前，它也是東西歐兩地跨區(qū)貿易的主要地點。在本書所關注的區(qū)域，威尼斯這種不斷有外地人來往的城市，注定成為文化交流的領導者。

我們特別聚焦于威尼斯和威尼斯人似乎非常貼切，他們是亞得里亞海、愛琴海和黑海地區(qū)之間聯(lián)系的主要媒介。然而若將文化互動的過程視為一個整體，其他意大利權力，例如熱那亞或教皇，曾在某些情況下率先以西方技術或理念挑戰(zhàn)東方的人民，似乎就需要更寬廣的視野。另一方面，法國、西班牙、英國、荷蘭、波蘭和德意志，在東西歐交流中向來被當成背景，而非單獨的角色，這不代表它們在愛琴海及黑海歷史中不重要，而是聚焦于黎凡特與亞平寧半島的關系似乎更好，至少到1700年之前，比起東部和西部基督教國家之間的互動，這兩者的互動更為密集與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