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寫這本《中國改革發(fā)展邏輯》，前后差不多用了10年時間。2010年，對中國來說無疑是個重要年份。就在這一年，我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取得驕人的成就，我們當然有理由自豪;然而樹大招風，國際上也很快出現(xiàn)了諸多唱衰中國的論調。

回想起來，當時讓我特別不解的是：中國成功地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可西方有些國家卻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中國政府一直致力于擴大開放，可美國卻啟動TPP（跨太平洋伙伴協(xié)議）、TTIP（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關系協(xié)定）談判，不斷制造貿易摩擦。與此同時，國內也有不少人將改革中遇到的困難歸咎于改革，質疑改革。那時我就強烈地意識到：中國學者不僅要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還應講清中國改革發(fā)展的邏輯。

就研究方法而論，揭示中國改革發(fā)展邏輯有兩條路徑：一是縱向梳理改革發(fā)展歷程，從中提煉帶有規(guī)律性的經驗；二是選取事關改革全局的關鍵舉措，重點分析其內在機理。顯然，前者用的是歸納邏輯，而后者則需用演繹邏輯。兩相比較，我自己更傾向用演繹邏輯。

當然也不僅僅是自己的偏好，我選擇研究改革的關鍵性事件還有兩點考慮：首先是強化問題導向。我寫本書是要通過揭示中國改革發(fā)展邏輯回應西方唱衰中國的論調，澄清國內一些人對改革的誤解，這樣就必須聚焦問題。其次是考慮目前總結中國改革發(fā)展經驗的著述很多，其中不乏大家名作，無須我再重復這方面的研究。

在我看來，今天西方有人唱衰中國，有立場不同的原因；而另一原因則是他們用西方經濟學作標準給中國下判斷。100 年前，米塞斯說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所以他們至今不承認中國可以搞市場經濟；薩繆爾森說高就業(yè)要以高通脹為代價，所以他們不相信中國能低通脹、高就業(yè)。由此看，要研究中國改革發(fā)展邏輯，必須正本清源，破除對西方經濟學的迷信。

不破不立。破只是一方面，而且也相對容易。真正的困難，是在立。我研究中國改革發(fā)展邏輯遵循的原則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所謂大膽假設，即對改革的重大選擇進行多角度觀察，大膽提出約束改革的假設；所謂小心求證，則是去偽存真，分析假設與改革選擇間的邏輯關聯(lián)，然后對結論作實證。

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書作為一本學術著作，無疑要恪守學術規(guī)范。時下有一流行看法，認為經濟學只有用了數(shù)學模型才是學術。我不同意此看法。事實上，從亞當·斯密到馬歇爾，那時大多數(shù)經濟學家很少用數(shù)學，可誰能說《國富論》和《經濟學原理》不是學術著作呢？！

請讀者不要誤會，我不反對經濟學用數(shù)學，但不贊成濫用數(shù)學模型。經濟學是經世致用的學問，可現(xiàn)在卻有些學者喜歡借助數(shù)學故弄玄虛，把原本簡單的問題復雜化，刻意讓人看不懂。這樣作研究我認為并不可取，故本書注重的是學理分析，能用文字講清楚就不用數(shù)學；表達上也力求簡潔平實，盡可能讓讀者輕松地閱讀。

桑 瑜

2020年5月5日，于北京大有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