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時代有“讀書種子”的說法，如果把“讀書”二字換成“文學”，那么用“文學種子”來狀寫樹槐同志，倒是十分恰切的。
　　不過，機緣卻并未有意地青睞他。文學需要讀書，而他在其他青年學子負笈高等學府的時節(jié)，卻馳騁在“演兵場”上；復員后到了機床廠，終究沒有多少詩性；而后有機會進入市新聞報道組，看似靠近文學大門了，可不久又被調到了市委組織部門。而這一調動竟然使他在省市組織部門工作了幾十年，并擔任了部里的領導職務。在一般人看來，這應該是很好的機緣哪，可是對于一個喜歡文學、喜歡寫詩的人來說，總不能說是如愿以償，結果，只好在自己的職權范圍內，力所能及地支持和幫助省市文聯(lián)和作協(xié)的工作。
　　這就引出一個新的話題：文學何以竟有如此的魅力？
　　1990年6月8日，我在遼寧大學中文系講學時，有人曾經提問：“您的地位已經不低了，待遇也足夠了，年過半百的人，還犯得上花這么大力氣拼搏文學、鉆研學術嗎？”一句到了嘴邊的話“夏蟲不可以語冰”，我沒有說出，因為這有點不太尊重。我只好含糊其詞地答復：“在任何時代，追求‘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的人，總是占全社會人口的極少數(shù)，我甘愿加入這個極少數(shù)人的‘精神貴族’行列，對這一選擇我將至死不悔。我有我的快樂，甚至是幸福。”有人說得更神圣了，未免有些脫離實際——這是大境界、大格局、大瀟灑。反正這是內心世界的東西，“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它不是給別人看的，僅僅是一種主觀的自我感覺。
　　接下來，人家又問了：“那么，苦不苦呢？”我說，相當苦，非�？�，苦情是很深的。法國著名小說家福樓拜，聽說他的學生莫泊桑決定當作家，便慨然對他說，你選擇了這個職業(yè)，以后就不能像一般人那樣舒服地生活了，就再也不能享受一般人可能享受到的那些娛樂了。說來也是邪門兒，中外古今的文學之士，都明明知道文學之路千難萬阻，“道遠且長”，可是，他們仍然“趨之若鶩”。丹麥哲學家克爾凱戈爾在日記里寫道：“當一個作家或者不當，不是我自己選擇的；它是和我這個個體中的一切伴隨而來的，是發(fā)自其中的最深沉的鞭策。就是說，寫作是與自己的整個生命存在緊緊聯(lián)系的，寫作是自己命定的生命境界。就是說，對于一個好作家來說，對于一個以精神探索為命定的生命境界的人來說，當一個作家或者不當，不是自己所能選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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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藝術之塔”的巔峰，詩詞有著更為嚴格的要求；符合格律，只是起碼的標準。此外，還須有學識，有見地，有才情，有古文字基礎。上海大學教授、詩人吳歡章先生有言：“如今寫作舊體詩詞，難不在合格入律，而難在運用舊有的形式完美地表現(xiàn)當代的社會生活和今人的思想感情。”此言極是。可是，話又說回來了，如果連格律都未能掌握，又何談寫作舊體詩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