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烏桓史料和研究概況 
　　烏桓人在中國古代有千年左右的活動歷史，西漢末年至東漢、魏晉時期比較活躍，中國古代文獻記載的烏桓歷史情況也主要反映其在這幾個歷史時段的情況。魏晉以后至遼代，烏桓史跡在文獻記載中逐漸減少，且難究其真。清代，一些著述中涉及烏桓及烏桓山，以及與此相關的問題，值得注意�？脊虐l(fā)現(xiàn)與研究為研究烏桓歷史提供了十分寶貴的新線索，把文獻記載與考古資料結(jié)合起來進行深入分析是推進烏桓史研究的重要途徑。
　　第一節(jié)　文 獻 史 料 
　　烏桓在中國古代史籍中出現(xiàn)較早，但系統(tǒng)記載烏桓歷史的文獻卻只有《三國志》以及《三國志》注引《魏書》和《后漢書》等幾部，其他古籍也或多或少可見與烏桓有關的內(nèi)容，但多為轉(zhuǎn)抄或?qū)ο嚓P史實的考辨。由于烏桓歷史與東胡被擊垮有著密切的關系，所以，涉及東胡歷史情況的《逸周書》《山海經(jīng)》《史記》等在研究中也被高度重視。東漢時期的劉珍等撰寫的《東觀漢記》、北齊人魏收的《魏書》、唐代房玄齡等撰寫的《晉書》、宋代司馬光主持編著的《資治通鑒》、清代梁玉繩撰寫的《史記志疑》、清代張穆撰寫的《蒙古游牧記》等史籍，也都對烏桓歷史或多或少有所涉及、訂正或評議。對于不同時代的各類史籍的記述，在研究烏桓歷史時均應辨析和參考。 
　　在先秦史籍《逸周書》中，簡略地保留有東胡的內(nèi)容。書中記載的“東胡黃羆”“山戎菽”等，對于辨析東胡的源流和活動區(qū)域，從動物和植物角度判斷其生活地區(qū)的自然狀況和經(jīng)濟生活都是值得重視的線索。黃懷信等撰、李學勤審定的《逸周書匯校集注》（修訂本），廣引各部史籍之說，對深入理解史料頗有啟發(fā)。 
　　另一部涉及東胡點滴史跡的文獻《山海經(jīng)》，也在探討東胡源流時受到學界的關注�！渡胶＝�(jīng)》大體成書于戰(zhàn)國中期至漢代早期，作者尚不清楚。對于此書，學界褒貶不一。這部書中幾乎囊括了中國古代早期歷史中的神話、地理、歷史、民族、動物、植物等豐富內(nèi)容，共有《山經(jīng)》五卷、《海經(jīng)》十三卷。雖然所載內(nèi)容有些怪誕，但對研究遠古時代的歷史以及地理有著十分重要的價值。東胡的歷史情況在《山海經(jīng)》中有所反映，特別是將東胡的地理位置定位在“大澤東”，還舉出了“夷人”“貊國”等與東胡鄰近或大體在一個區(qū)域內(nèi)活動的有關古族的地理位置關系，在一定程度上與司馬遷《史記》的記載相呼應，至今仍然是學界考察東胡活動區(qū)域時參考的重要線索。 
　　西漢時期的史學家司馬遷撰寫的《史記》是中國古代第一部紀傳體史書。這部史籍不僅記載了中原地區(qū)上至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到西漢武帝時期的歷史，而且系統(tǒng)記載了當時活動在北方草原地區(qū)的東胡、匈奴、月氏等族的歷史。因匈奴與東胡和月氏有多種形式的交往，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nèi)東胡又比匈奴強大，所以《史記》中針對東胡歷史的內(nèi)容也相對較多。史料中直接或間接記載的關于東胡與匈奴勢力的強弱對比，雙方所在的主要活動區(qū)域和習俗、社會和行政統(tǒng)治形態(tài)、政治和經(jīng)濟關系，東胡如何被匈奴擊垮，東胡與燕國的地理位置關系以及戰(zhàn)和交往等，對研究烏桓的源流都是十分珍貴的史料。而《史記 貨殖列傳》中提到“烏桓”這個名稱，說明當時烏桓已為人們所知，也為探討東胡與烏桓的歷史提供了難得的線索。司馬遷撰寫《史記》是在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至征和二年（前91），這部史籍中有“烏桓”名稱出現(xiàn)，說明司馬遷撰寫時有相應的依據(jù)。 
　　班固亦為漢代史家，其撰寫的《漢書》，在體例上基本承襲了《史記》，雖然有取消《史記》的“世家”而將其并入“列傳”等改動，但總體仍然是紀傳體史籍�！稘h書》尊奉劉氏為正統(tǒng)，注重系統(tǒng)地記載西漢時期中原政權歷史的方方面面，并在帝王、官僚家族的記述方面著墨較多。對于中國古代北方草原地區(qū)匈奴等族的歷史，《漢書》沒有回避，并且記述了一些《史記》沒有載入的內(nèi)容。烏桓族的一些歷史情況，在《漢書》的《紀》《傳》《志》各部分都有記載，而且比《史記》略顯詳細，直接提及烏桓情況的內(nèi)容比《史記》有所增加。諸如西漢昭帝年間度遼將軍范明友在遼東地區(qū)對烏桓的打擊和遷徙；王莽時期與烏桓的關系，匈奴與烏桓的關系等。如果把《史記》和《漢書》對烏桓的記述結(jié)合起來，可以初步得知東胡被擊垮以后烏桓歷史的走向，與東漢時期烏桓的歷史能夠在時間和空間上有所連接。 
　　在中國古代文獻中，比較系統(tǒng)和全面地記載東胡與烏桓歷史的史籍當屬范曄的《后漢書》和陳壽的《三國志》。 
　　《后漢書》的作者范曄，生活在中國古代南北朝時期南朝的第一個政權（劉）宋時期。范曄少年好學，博覽經(jīng)史，個性頗強，凡事多有己見。宋文帝劉義隆元嘉九年（432）冬，彭城太妃去世，范曄與兄弟廣淵在其下葬的頭天夜里酣飲，并以聽挽歌為樂，激怒了彭城王劉義康，范曄被降職為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后漢書》為一家之作” ，時年34歲�？梢�，這部史籍是范曄在任宣城太守時著手撰寫的。中華書局點校本《后漢書》“點校說明”指出了范曄撰《后漢書》是“以《東觀漢記》為主要依據(jù)，參考各家的著作，自定體例，訂訛考異，刪繁補略，寫成《后漢書》”�？梢钥隙�，“刪眾家《后漢書》”的過程，就是鑒別、取舍的過程，也說明當時可供參考的文獻較多，如王沈的《魏書》、陳壽的《三國志》以及其他一些史籍。范曄在《獄中與諸甥侄書》內(nèi)也談到，“既造《后漢》，轉(zhuǎn)得統(tǒng)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 。以此來看，即便作者有憑主觀判斷選取內(nèi)容之嫌，但博覽眾史，選“可意者”入書卻是基本態(tài)度。至今，范曄當年參考的史書已經(jīng)所存無幾，《后漢書》保留下來的史料無疑是珍貴的。在這部史籍中，記載了東漢光武帝劉秀建武元年（25）至東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220）間近200年的史事。實際上，其對建武元年以前歷史的回顧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部紀傳體史書中的《烏桓鮮卑列傳》，比較詳細地記述了烏桓的歷史源流、習俗以及發(fā)展遷徙過程、與中原政權和北方草原地區(qū)各族的關系，這肯定是有益于系統(tǒng)全面地研究烏桓歷史的。當然，在范曄撰寫《后漢書》時，王沈的《魏書》和陳壽的《三國志》已經(jīng)先其成書，《烏桓鮮卑列傳》中的內(nèi)容略同于《魏書》和《三國志》，說明范曄在撰寫時做了參考和增刪，也有保留。但是，不僅《烏桓鮮卑列傳》的內(nèi)容并不完全同于《三國志》和《魏書》，而且，《紀》《傳》等內(nèi)容中出現(xiàn)的與烏桓有關的史跡，也存在許多相異之處。所以在研討烏桓歷史時，《后漢書》仍然是值得細致辨析的重要史料。 
　　研究烏桓歷史的另一部史籍《三國志》，不僅記述了中國古代三國鼎立時期魏吳蜀大約60年的歷史，還以較大篇幅記述了北方草原地區(qū)各族的歷史，對烏桓被曹操遷徙到中原地區(qū)以前的歷史記載較為系統(tǒng)�！度龂�志》記事相對完整，價值頗高。因其成書年代早于《后漢書》，又有裴松之的大量補注，史料價值尤顯珍貴。
　　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涉及主要作者有陳壽以及為《三國志》作注者裴松之。陳壽（233—297）為西晉時期人，字承祚，西晉巴西安漢（今四川省南充）人，《晉書》有《陳壽傳》。陳壽擔任西晉陽平令后，撰《蜀相諸葛亮集》。此后，又“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 。陳壽在《三國志》中專門設置了《烏丸鮮卑東夷傳》。此中，對漢末魏初以來的烏桓歷史做了簡要記載，直至建安十一年（206）曹操親征袁尚和蹋頓并將烏桓余眾“徙居中國”，雖文字簡練，但可窺其概貌。關于漢末魏初以前烏桓的歷史情況，陳壽做出了“撰漢記者已錄而載之矣”的解釋。當然，在《三國志》的其他部分，也或多或少有與烏桓有關的記述，這些都是研究烏桓歷史的寶貴資料。 
　　雖然陳壽未能記載漢末魏初以前與烏桓有關的歷史，但在陳壽死后約一百三十年，裴松之為《三國志》作注，增補了大量的內(nèi)容，其中就有王沈的《魏書》、三國時期魏國人王粲的《英雄記》以及魏人魚豢撰寫的《魏略》�！端螘�》卷64《裴松之傳》記載，“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既成奏上”。在裴松之的《上三國志注表》中，留下了他對陳壽《三國志》的評價，也談到了為之作注時把握的幾個原則，即“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蛲�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并皆抄內(nèi)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 。按照這幾項作注原則，對照王沈《魏書》關于“烏丸”的內(nèi)容以及散布在《三國志》其他內(nèi)容中的裴注，裴松之為《烏丸鮮卑東夷傳》所補之注在內(nèi)容上做了大量的增補，彌補了陳壽書中的不足。當然，對這些增補史料中那些類似“疑不能判”的內(nèi)容，還需在研究中細致辨析，甚至要期待考古發(fā)掘的證明。 
　　除上述史籍外，烏桓史跡還見諸唐代房玄齡等撰寫的《晉書》、北齊魏收撰寫的《魏書》，以及《舊唐書》《新唐書》《遼史》等各部史籍。這些史籍中記載的烏桓（或烏丸）情況，多與烏桓同各族交往、交融有關，內(nèi)容呈零散分布狀態(tài)，很難從中觀察到烏桓在這些歷史時期演變的總體面貌。而且，有的史料所載之事，已經(jīng)是烏桓消失多年甚至百年以上的情況，如《舊唐書 北狄列傳》所謂的“古烏丸之遺人”，《遼史》中提到的“烏州 本烏丸之地”等。這些與烏桓有關的史料，均應做仔細的辨析，在引用時當慎重對待。 
　　第二節(jié)　研 究 概 況 
　　在中國古代歷史中，烏桓是源自東胡，并在秦漢至魏晉時期有一定影響的游牧古族。 
　　長期以來，學界對烏桓歷史頗為關注，凡需進行考察和論證的問題，幾乎都有專題性論文探討，一些專著也用了較大篇幅系統(tǒng)闡述烏桓歷史。在相關成果中，東胡與烏桓之間的族源關系、烏桓人的遷徙、烏桓人的習俗、烏桓與匈奴的關系、烏桓與鮮卑的關系等，學界的看法大體趨于一致。但是，由于史籍對烏桓史實的記載比較簡略，可用來辨析和考訂的內(nèi)容很少，加之烏桓活躍在歷史舞臺的時間也較短，沒有建立本族政權，其歷史發(fā)展的縱向線索基本在被動遷徙的過程中展現(xiàn)出來，所以，對烏桓歷史從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方面進行整體把握始終是研究中的難題。如果與匈奴、鮮卑等大致處于同時代的北方游牧古族的歷史研究相比較，烏桓史的研究仍處于較為薄弱的狀態(tài)。尤其是在一些爭議較大的問題上，研究者在對史料的取舍與認識、研究方法、對考古發(fā)現(xiàn)的評判等方面仍然各執(zhí)己見，探討之途仍然漫長而艱難。 
　　至今，一些頗有見地的研究成果為撰寫一部全面、系統(tǒng)的烏桓史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只有汲取以往研究的精華，更為深入地分析史料，力爭在有分歧的問題上有所推進，才能向著真實的烏桓歷史面貌靠近。學界以往對烏桓的研究，正是在坎坷的道路上不斷前行，為今天尋求新的突破點導向和鋪路。 
　　早在清朝初期，致力于地理沿革研究的顧祖禹在撰寫《讀史方輿紀要》時結(jié)合“赤山”“烏桓山”的關系和位置，討論了與烏桓有關的問題。一般認為，這部書完成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前，在時限上雖然仍然屬于中國古代時期，但作者對問題的辨析和討論已非一般性敘述和羅列史料，所以，亦可視為討論與烏桓有關問題的早期著作。此外，在清朝時期的史書中涉及烏桓山問題的還有《御批歷代通鑒輯覽》《大清一統(tǒng)志》以及部分志書。至清朝后期，由致力于西北地區(qū)歷史地理的學者張穆撰寫、何秋濤補注的《蒙古游牧記》于咸豐九年（1859）由祁寯藻籌資付印，書中也對烏桓、烏桓山等問題進行了討論。此書運用蒙古語轉(zhuǎn)音方法進行研究得出的結(jié)論，至今仍影響著相當多的學者。而在1915年浙江圖書館的刻本《浙江圖書館叢書》中，清末學者丁謙的《后漢書烏桓鮮卑傳地理考證》一卷也是對后人研究烏桓和鮮卑歷史影響頗大的論著。除了以上論著外，光緒十三年（1887）曹廷杰撰寫的《東三省輿地圖說》等，也都涉及與烏桓山、烏桓有關的問題，在研究中也得到學者的關注。 
　　近現(xiàn)代以來，國內(nèi)外學界在對烏桓的研究方面不斷取得進展，雖然在許多問題上仍然爭議較大，但視野不斷拓寬。 
　　1934年，在日本學者白鳥庫吉撰寫的《東胡民族考》一書中，專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