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魯迅，我們還能研究些什么？

（代前言）

對于我們這一代[ 2015年兩次魯迅研究青年論壇的召開和一部《70后魯迅研究學人論文集》（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5年版）的出版似乎宣告了以70后為主的魯迅研究新生代學人的崛起。但在筆者看來，所謂代際，似乎不能單純以出生年齡為劃分標志，而更應參考其進入高校的具體時間與從事研究的歷史語境，即所謂學術年齡。如果真的存在所謂魯迅研究的新生代學人，大約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考入大學，在世紀之交陸續(xù)開始從事學術研究。這代學人的年齡跨度可能超過20年。這樣看來，所謂崛起，大約更應解釋為由學術年齡而造成的研究者的自然更替。]相對年輕的魯迅研究者而言，倘若拋開職業(yè)、成績、榮譽等功利性因素（如發(fā)表論著、謀職和評定職稱、獲得獎項和知名度，等等），魯迅和魯迅研究帶給我們的可謂成就感與挫敗感并存，而后者似乎尤為深切。對我而言，一直困擾并促使我反思的是：關于魯迅，我們還能研究些什么？

2004年秋，由業(yè)師王富仁先生推薦，我參加了在聊城大學舉辦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會第三屆青年學者研討會。蒙會議組織者不棄，給我這個還在讀書的年輕人一次大會發(fā)言的機會。我發(fā)言的題目是1990年代以來學者魯迅的評價問題。因為是次在學術會議上發(fā)言，緊張萬分，內(nèi)容夾纏不清，毫無頭緒，還超了時。只是在臨近結(jié)束時有感而發(fā)，倚小賣小童言無忌般地提出我們這一代與前輩學人如王得后先生、錢理群先生、王富仁先生諸位有所不同。和他們相比，我們是被學院的研究與教學體制訓練出來的一代，我們這一代至少是我個人接觸中國現(xiàn)代文學也好，接觸魯迅也罷，是通過閱讀前輩學人的著作而獲得的初體驗，學術研究中屬于個人的生命參與因此先天不足，也許我們能夠成為專家型的學者，但對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特別是魯迅研究所必不可少的生命底色很可能極為蒼白、承擔意識也相當薄弱。大約一年后，在我的博士論文答辯會上，這段發(fā)言被錢理群先生戲稱為一個宣言。當然，聊城會議上的發(fā)言并不是要表達一種超越前輩的勇氣與豪情，而是我對于自身學術短板的一分擔憂和一點反思。這一擔憂和反思，一直縈繞在我十余年來的學術經(jīng)歷中。使我每當提筆，特別是撰寫有關魯迅的文章時，立刻感到壓力陡增，感到與魯迅、與魯迅研究的前輩學人之間的巨大落差造成的不自信。

至今仍記得一位我極為尊重的師長的諄諄告誡：從事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以魯迅為起點和以其他作家為起點，是不一樣的。這段話飽含著對于后輩的殷切期望，也道出了一個事實，即魯迅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的特殊性魯迅是那種可以憑借一己連接起整個中國現(xiàn)代文學甚至現(xiàn)代文化的人，以魯迅為研究對象，可以觀照并了解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方方面面。[ 這樣的研究對象不止魯迅一人，至少還應包括胡適和周作人，但考慮到20世紀后半葉中國（尤其是內(nèi)地）的歷史語境，似乎只有魯迅和魯迅研究實現(xiàn)了這一點。] 從魯迅出發(fā)，較之其他研究對象確實更具普遍性與穿透力，更有助于把握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高度、深度和廣度。前述幾位魯迅研究的前輩學人在這方面做出了表率。然而，我們這一代研究者，由于自身和魯迅、以及魯迅研究的前輩學人之間的明顯距離（姑且不使用差距、落差一類詞，但這一距離不僅是知識的，還是經(jīng)歷的和精神的），既體現(xiàn)出相對獨特的問題意識與研究趨向，因而找到自身的學術立場，又明顯感受到對魯迅不易把握、難以窮盡的隱憂，感受到來自前輩學人的影響的焦慮，陷入在精神上、在視野上、甚至在表達上難以超越前輩的困境。特別是對我個人而言，可以說沒有前輩學人的積累和指引，也許我不會選擇魯迅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我們這一代中的多數(shù)人，自從進入學院體制后就不曾脫離（至少在身份上不曾脫離，而且在進入前也缺乏體制外生存的經(jīng)歷）。這是我們的幸運，可以在相對平穩(wěn)（也可能是平庸）的環(huán)境中閱讀和思考，獲得相對扎實系統(tǒng)的學術訓練。但也可能成為我們的不幸，至少是短板，缺乏生命的歷練與沉淀，僅僅把魯迅作為純粹的學術對象。這或許能夠避免主觀的肆意妄言，但也可能抽空魯迅和魯迅研究的生命力。

至今也仍記得一位與我私交甚好的同行不無揶揄的表達：從事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有兩種人：研究魯迅的和不研究魯迅的。拋開其中的情緒化因素，這段話也部分地道出了一個事實：魯迅研究由于其所處的特殊時代背景和歷史語境，曾經(jīng)凌駕于其他中國現(xiàn)代作家的研究之上，本身也成為一種權力表達。這不是指曾經(jīng)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界居于統(tǒng)治地位的魯郭茅巴老曹的排序，而是指在部分研究者看來，魯迅是一個可以自足的存在，與周遭世界無關，可以超越中國現(xiàn)代文學而進行獨立的自我闡釋與自我呈現(xiàn)。[ 當然，任何研究對象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立性，但這一獨立性無疑是相對的，與其周遭世界相聯(lián)系，才能對其進行更有效的闡釋。] 這曾經(jīng)造成個別研究者以魯迅之是非為是非，甚至只許肯定，不容質(zhì)疑，因此遭至諸多反對的聲音。一時間，擁魯者只讀魯迅，反魯者不讀魯迅，彼此在對話過程中的隔膜與脫榫形成當代中國思想界的一大奇觀。[ 事實上，絕大多數(shù)反魯?shù)穆曇艋�于對擁魯�(shù)哪娣葱睦�，而其中一些有見地的觀點質(zhì)疑的則是對魯迅的刻意拔高，而不是魯迅本人。] 甚至在魯迅研究界內(nèi)部，也曾有人將魯迅學視為一座肅穆的古堡。[ 汪暉：《魯迅研究的歷史批判》，《文學評論》1988年第6期。] 這樣看來，魯迅研究自身包含的權力表達無疑成為一把雙刃劍：在特殊時期可能懸于反對者的頭上，逼迫其噤聲；但同時也構(gòu)成對于試圖擺脫權威、獨立思考的魯迅研究者的警示與威懾，使其放棄自身的努力，收歸政治正確的標準闡釋之賬下。對于我們這一代研究者而言，盡管籠罩在魯迅研究上的權力陰影已逐漸淡去，但歷史的慣性仍在，現(xiàn)實的紛繁猶存，無論是努力為這座古堡添磚加瓦，還是試圖破除障壁，都很難徹底擺脫由此帶來的困境與壓力。畢竟有一座幾代人建造的恢弘建筑在前，我們?yōu)樗�做些什么，才是有意義的？

現(xiàn)在可以回到本文開頭提出的問題了：關于魯迅，我們還能研究些什么？這里當然不包括學術研究的自然生長。尤其是對于魯迅這樣內(nèi)涵豐富的研究對象而言，每一代人都有條件、也有必要做出新的闡釋。這是學術發(fā)展的必然，也是研究者的職責所在。否則，本文開頭提出的就是一個偽命題。因此，這一問題的提出，并非意在探討新的學術生長點，而是在思考我們這一代研究者應該以怎樣的立場和姿態(tài)面對魯迅和魯迅研究的前輩學人，為當下、甚至將來的魯迅研究奉獻有價值的學術成果。20世紀80年代的學人開始對個人魯迅的研究，并由此實現(xiàn)了魯迅研究的個人化。與之相比，我們這一代研究者的立場和姿態(tài)則可以用私人化來概括。學術經(jīng)歷與環(huán)境的近似、特別是訓練方式的日趨規(guī)范，使我們在表面上呈現(xiàn)出相近似的知識結(jié)構(gòu)、研究思路和學術規(guī)范意識，但這絲毫不能掩蓋彼此之間超越環(huán)境的內(nèi)在差異。我們在從事學院化的知識生產(chǎn)的同時，關注的問題以及關注問題的方式存在明顯的不同。對于魯迅研究自身的豐富性與開放性而言，這本來是正常的。然而，我們對于魯迅的理解和闡釋，卻缺乏一種屬于自己時代的內(nèi)在的共同性價值。這也是我一直認為70后作為魯迅研究的新生代并未真正崛起的原因。內(nèi)在的共同性價值的缺失也許順應了這個價值多元（或價值缺失）的時代，有助于實現(xiàn)魯迅研究的多元化，但存在的問題也很明顯，即造成不同研究者之間難以形成有效的對話，造成魯迅研究和魯迅研究者內(nèi)在價值的迷失�？梢�，相對于前輩學人面臨如何走出魯迅，我們這一代所要面對的則是如何走進魯迅。這對于研究者而言是一個至為關鍵的問題，甚至比學術思路、方法和規(guī)范都重要。走進魯迅的立場和姿態(tài)決定著我們能否找到與魯迅、與魯迅研究的前輩學人之間的精神血脈，進而找到一個屬于自己的魯迅，找到屬于自己時代的思想和價值的出發(fā)點，并終通過魯迅找到自己。只有這樣，魯迅才不是一個被學院體制設定的冷冰冰的研究對象，不是一個令人亦步亦趨或刻意反對的歷史人物，而成為我們這一代研究者與時代、與世界、與前輩和后輩開展對話的精神坐標。錢理群先生曾將學術研究中的后輩與前輩的關系精辟地概括為：一是學習，二是反叛，三是在更高層面上相遇。[ 錢理群：《30后看70后讀〈70后魯迅研究學人論文集〉》，《魯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11期。] 我以為，這一概括同樣適用于我們與魯迅之間的精神聯(lián)系。

綜上所述，本文提出關于魯迅，我們還能研究些什么這一問題，并非意在探討魯迅研究的學術生長點，也無意于關注我們這一代研究者還能奉獻出哪些精彩的論述和獨到的發(fā)現(xiàn)，而是借此追問我們作為魯迅研究者，如何成為可能。這里想借用英國詩人托·斯·艾略特在其名作《傳統(tǒng)與個人才能》中的一段論述：詩人，任何藝術的藝術家，誰也不能單獨的具有他完全的意義。他的重要性以及我們對他的鑒賞就是鑒賞對他和已往詩人以及藝術家的關系。[ [英]托·斯·艾略特著、卞之琳譯：《傳統(tǒng)與個人才能》，[英]戴維·洛奇編、葛林等譯：《二十世紀文學評論》（上冊），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頁。] 這段論述對于學人也同樣適用。作為喜愛魯迅的人與文、有志于從事魯迅研究的學人，能否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實現(xiàn)一個學術群體的崛起并不是多么重要的事。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和魯迅研究的學術史上，也許我們注定只能是一群匆匆過客，能否作為歷史中間物，連接前輩與后輩的學術血脈，使魯迅研究薪火相傳，并借此凸顯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價值，實現(xiàn)對自己的生命承擔，才是作為一個魯迅研究者重要的責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