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本書談的是過去兩個世紀全球史與國際關系學科（IR）發(fā)展之間的相互作用。其中心思想是，現(xiàn)代國際關系實踐相當緊密地反映在有關國際關系現(xiàn)代思考的演進之中。這兩個現(xiàn)代國際關系實踐和國際關系學演進的故事都是圍繞世界的中心和外圍展開，開始時兩者之間的距離很大，但隨著我們越來越接近當下，距離正越來越小。國際關系的現(xiàn)實世界已經從一個權力、財富和地位差別很大的殖民主義國際社會，轉變?yōu)橐粋�更加多元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財富、權力和文化權威的分配在西方和其他國家之間變得更加均衡。對國際關系的思考已經從中心和外圍之間的分離，轉向日趨一體化。我們的觀點是，盡管初兩者是分離的，但國際關系的研究從一開始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就是全球性的。由于國際關系研究與國際關系實踐密切相關，它必須而且將在未來幾十年變得更加一體化和全球化。

我們希望多數(shù)中國讀者也能像世界其他地方的讀者一樣對待這個問題。從這個角度看，本書提出了一種對（作為實踐的）國際關系和（作為研究的）國際關系學的反思。它認為國際關系學需要變得不那么以歐洲為中心，對世界其他地區(qū)的歷史、文化和政治理論更為開放。

中國在國際關系現(xiàn)實世界中的故事人所共知，這里無需贅述。它在恢復西方與他者之間財富、權力和文化權威的平衡方面發(fā)揮著主導作用。它關于國際關系學思想發(fā)展的故事既不太為人所知，又變得越來越重要。自20世紀80年代國際關系學在中國復興以來，其國際關系理論家和思想家中的領軍人物在全球國際關系研究共同體中已獲全球公認。中國的古典哲學家以及他們對國際關系學的思考也受到世界矚目。但中國也有國際關系研究的現(xiàn)代思想家，他們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一直到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的年代。無論與中國的古典哲學家相比，還是與當代的國際關系學學者相比，他們還都鮮為人知。這些早期的中國現(xiàn)代國際關系思想家是外圍地區(qū)更廣泛的思想家運動的一部分。他們反對西方的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試圖厘清發(fā)展問題和地區(qū)主義問題以使外圍地區(qū)的人民和國家重新獲得活力。在中國和其他地方一樣，這些人中有些是專門從事國際關系研究的學者，但有些是公共知識分子或政治領袖，他們有興趣對國際關系發(fā)表意見，但都是在內容更為廣泛的作品的語境中發(fā)表的。中國并不是忘卻自己早期對現(xiàn)代國際關系思想的貢獻，而更傾向于關注古代和當代思想家的國家。正如我們在這本書中所展示的，這種遺忘在西方也發(fā)生過。為了在方興未艾的全球國際關系學的構建中充分發(fā)揮作用，中國需要重新發(fā)現(xiàn)其早期現(xiàn)代思想家對國際關系學的思考，以填補古代與當代思想家之間的空白。隨著中國古典思想和歷史的復蘇，以及自身理論的發(fā)展，中國在某種程度上處于挑戰(zhàn)歐洲中心主義和構建全球國際關系學前沿的位置上。但是，除非它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對現(xiàn)代國際關系學的思考是如何在百年屈辱中發(fā)展起來的，否則中國無法真正地做到這一點。在這本書中，我們已經開始勾勒出這個幾乎被遺忘的歷史，即外圍地區(qū)，包括中國對國際關系的思考。在這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們希望那些具有相關語言技能的人能夠繼續(xù)努力，把這幅圖景更為詳盡地描繪出來。

ⅨⅩ此外，隨著國際關系研究共同體的蓬勃發(fā)展，中國將為全球國際關系學的全面發(fā)展作出更多貢獻。中國的國際關系學者正在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理論立場在國際知識舞臺上留下自己的印記。近年來，秦亞青的關系理論和閻學通的道義現(xiàn)實主義在借鑒中國古典傳統(tǒng)探討現(xiàn)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等國際關系理論的同時，也探討了當代世界秩序的重大問題。這些探索，以及唐世平的世界政治社會進化理論的著作，都在很大程度上與全球國際關系學的路徑相一致。這條路徑就是尋求挑戰(zhàn)、重新定義和拓寬傳統(tǒng)上以歐洲為中心和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關系領域的邊界。我們注意到中國國際關系學者中間有關國際關系理論之中國學派（a　single　Chinese　School　of　IR）是非曲直的爭論和分歧。這是一種健康的和富有成效的張力。我們不同意國家和區(qū)域視角的出現(xiàn)必然導致國際關系領域碎片化的觀點。但我們也認為這些學派難以充分發(fā)揮其潛能，除非吸引大量的中國或東亞的學者，奉獻能夠為中國和中國以外的其他學者形成研究議程的概念和理論，并與官方的特權和立場保持一種適當?shù)木嚯x。我們期望中國年輕一代的學者們能夠追隨秦亞青、閻學通、唐世平等學者的腳步，為國際關系學科的全球化作出實質性的貢獻。

阿米塔·阿查亞巴里·布贊華盛頓倫敦201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