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說人類學》是彭兆榮教授退休后寫就的一本回憶性散文集。全書分大師篇吾師篇友師篇多元人類學以及廈大歲月五個部分，正如作者所述：在《師說人類學》里，我、師與人類學三者串聯貫通，稱得上是我 他的特殊表述，體例上沒有傳統(tǒng)的規(guī)矩，只是我回憶的故事，卻又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回憶錄。人類學雖是主脈，卻也沒有人類學史的線索。
全書既有對費孝通、薩林斯、林耀華、李亦園、喬健、金光億等大師的獨家記憶，亦通過對恩師格雷本（美國）和李穆安（法國）的講述向讀者勾勒出自己有趣有料的問學訪學經歷，友師篇記錄了自己許多的學界師友郝蘇民、易中天、葉舒憲、徐新建、王明珂、莊孔韶、徐杰舜，等等，而多元人類學和廈大歲月則更多地著墨于學術研究與學術生態(tài)，時而抒情雋永，時而針砭時弊，讀來酣暢盡興，不時發(fā)出至情至真的感慨。
人類學是研究他人的學科，了解他人而反觀自己，把自己和他人都放在鏡子中來觀察，可以說是這門學科獨特的學術視野；人類學亦是一門行走的學問，學者一只腳踩在圖書館，一只腳踏在田野中，從而獲得更多的理解之同情與生命之充實。這種不畫地為牢的研究方法和心態(tài)，在彭教授以散文為體例的寫作中體現淋漓。貼在作者身上兩個揮之不去的標簽師者和人類學，讓我們得以走進他無數至情至真的生命往事。
《師說人類學》是廈門大學人類學系原系主任，人文學院副院長彭兆榮教授在疫情期間寫作的一本隨筆集。與以往的學術著作不同，彭教授的這本文集，可以說是一本另類的中國人類學史。從他浪漫又不拘一格的文筆中，我們得以管窺20世紀80年代中國人類學學科恢復以來的發(fā)展，也能夠讀到人類學界師承友朋更為真實有溫度的往事。2020年后新冠疫情肆虐全球，許多人的生活方式和交流方式都發(fā)生了巨大的轉變，彭教授退休后，撿拾過往記憶，以《師說》為由頭，懷念古今中外的人類學大師，自己的恩師，以及多年來結交的友朋，培養(yǎng)的弟子，可以說既是追懷，又是勉勵。細細品讀，正如彭教授在《后記》中所說：我希望以真誠寫出真人真事。他還說：我記下我的人類學，我把它當作一個生命的禮贊，我把它獻給自己；我記下我的人類學，我把它當作一束花作為禮物，我把它獻給你們；我記下我的人類學，我把它當作一個歷史的記憶，我把它獻給未來。
說在前面的話
在中國，當學生的，當老師的，總是都知道韓愈的《師說》，該文為高中的必修課文：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yè)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后，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
我亦為師，一生為師，而且將以師業(yè)而終老，這已經注定無論是否在崗。我已經退休4年，退休后還招了兩屆博士研究生，現在仍有十余位弟子未畢業(yè)。沒有崗位津貼，我依然盡職盡心，因為我是他們的老師。師是我的職業(yè)，也是
我的DNA。當然，我也可以在此處下崗，到另一處上崗。
反正，為師之崗永遠不下，也下不了，命定了的。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也不知道是誰在老師身上貼上這兩句詩金，一副英勇就義、大義凜然的樣子。人家李商隱根本說的不是師而是情。轉念，為師者必有情者，否則怎能當好老師？所以，兩句詩也勉強可以合，可以和。
從教幾十年，弟子也算多。除了名下嫡系弟子學生，更有許多在會議上，網絡上，經人介紹，田野邂逅，特別是那些讀過我的著述聯系我稱我為師的，其中包括一批認領的弟子，他們都叫我老師、師父。我弟子的學生，依照輩分，便叫我為師爺爺，現在叫師爺爺的越來越多，弟子中已不少當上了教授、博導。每當我聽到這樣的稱呼時，我就把自己想象成為坐在太師椅上，身著黑色長衫，手拄拐杖的老頭，擺出行將就木前的威冷之風。
師的意思有很多，古代中國有百業(yè)，每個行業(yè)都有師。我只是選擇那一類專事傳道授業(yè)解惑的師者。在我的生活中，師主要有三種：
大師，那些公認為人類做出巨大貢獻的，特別是在業(yè)界有重大、重要影響的學者。雖然公認不易數據化，雖然公認難以在認知上完全吻合，在很多時候，公認只是大家心中的景仰，他們是那些我們尊敬的、學術成就卓越的前輩。
吾師，就是我們通常所稱的業(yè)師，那些教過自己，幫助過自己學業(yè)成長的老師。一個人在生命中一路走來，總是會有很多的老師。每一個人，無論他是否成才，是否成就，是否成家，都傾注過老師們的心血。無論學生們年輕時如何輕狂，特別是做出了一些成績來的時候，那種醉酒般的忘乎所以，仿佛自己正巧就是那個天才，像石頭縫里蹦出來的一樣�？墒�，當他閉起眼睛，平復了狂妄之后，總還記得起師恩。
我友，在中國傳統(tǒng)的表述中，除韓愈的《師說》之師者，還有《論語 · 述而》中子曰：三人行，必有我?guī)熝�；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這其中子曰的同行雖然可以有各種面目，但與學者同行者多為學者。故學者、學友中亦有吾師，也可為師。同行（xing）中還有同行（hang），同行中還有同事。他們也有師，也為師。只是，同行同事之師，言猶在耳，有教化，有教益，有教訓。窩里斗在同行中總免不了，俗界有斗雞，師界有斗師（獅）。
我的《師說人類學》，師者眾，有大師、吾師、吾友，還有同事（師）；更有大師、吾師、吾友兼為一體者。如此富實的師者，實在是我這一生的托福。不過，師斗的故事我就省去了，我只給自己定下一個原則：不與人斗，除非受到攻擊。
在《師說人類學》里，我、師與人類學三者串聯貫通，稱得上是我＋他的特殊表述，體例上沒有傳統(tǒng)的規(guī)矩，只是我回憶的故事，卻又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回憶錄。人類學雖是主脈，卻也沒有人類學史的線索。它從一個狹窄的側面，通過我的經歷、記述和回憶，或可了解一些中國人類學自20世紀80年代恢復以后的一個剪影。
后世，一個背影。
就夠了。
彭兆榮，1956年生，廈門大學人類學系教授（一級崗），博士，博士生導師。中國人類學學會副秘書長，中國文學人類學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藝術人類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類學高級論壇學術委員會副主席，中國旅游人類學高級論壇學術委員會主席。四川美術學院中國藝術遺產研究中心首席專家，桂林旅游學院中國南亞旅游戰(zhàn)略研究中心首席專家。聯合國人與生物圈（MAB）中國委員會委員。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課題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體系探索研究首席專家，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課題（藝術類）中國特色藝術學體系研究首席專家。曾在法國尼斯大學人類學系，法國國家科學院華南及印支半島人類學研究中心從事學習和研究。法國巴黎大學（十大）客座教授，巴黎大學（索邦）高級訪問學者，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人類學系高級訪問教授。主編叢書十余種，出版著作四十余部，在國際國內發(fā)表學術論文五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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