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以其登峰造極的文化輝煌屹立于歷史之巔，人才輩出，星光燦爛。 歷代讀書人都歆慕感嘆不已，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便由衷贊嘆道：華夏 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

宋朝文化的繁榮興盛，與北宋之初與士大夫治天下國策的確立息息相 關，與宋朝從上到下對讀書人的重視和優(yōu)待密不可分。而宋朝之所以優(yōu)待讀書人， 卻是源于宋初皇帝對五代之亂和武將篡位的憂懼。

立國之初，宋太祖在與時任兵部侍郎、樞密副使的趙普交談中表達了這種 深深的憂慮，他說：天下自唐季以來，數(shù)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戰(zhàn)斗不息， 生民涂地，其故何也？

趙普回答說：此非他故，方鎮(zhèn)太重，君弱臣強而已。（南宋李燾《續(xù) 資治通鑒長編》卷二）

唐末五代以來，五十年間換了八姓十二個皇帝，連年戰(zhàn)亂，生靈涂炭， 關鍵的是帝位不穩(wěn)，朝不保夕，其原因便是趙普所謂方鎮(zhèn)太重，君弱臣強。 武將坐大，皇權旁落，因而埋下了武夫亂國、篡權奪位的禍端，這讓同樣是通 過兵變上位的宋太祖心有余悸。

為息兵戈、穩(wěn)權位，使自己的趙宋江山固若金湯，宋太祖采取了偃武修文 之法，甚至揚文抑武，重用文人，壓制武將。這樣做的好處是文氣盛而血氣淡， 經濟繁榮，文化發(fā)達；弊端是將帥弱而軍力虛，軍事水平低下。

北宋從太祖黃袍加身到徽宗靖康之變，前后歷一百六十七年，其 間先有西夏之擾、遼朝之侵，后有金兵南下，屠戮中原。揚文并非不好， 但揚文伴隨著抑武，甚而通過揚文來抑武，后果就非常不妙 了。長期的揚文抑武，導致了文化的極度繁榮，也導致了軍事的極度孱弱，

北宋亡于金，正是這種政策和風氣發(fā)酵到極致所釀成的悲慘結果。 宋欽宗靖康元年冬（1127年1月），金人攻破了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開封，

其首府為開封府），金兵的鐵蹄踏破了汴京的每一寸土地，對汴京進行了四個多 月的燒殺搶掠后，立北宋原宰相張邦昌為傀儡皇帝，代治中原，隨后分兩路北歸， 一路押解徽宗一行，一路押解欽宗一行，其中還包括宗室、后宮、大臣、教坊樂工、 技藝工匠等數(shù)千人，以及搶掠的無數(shù)文籍輿圖、金銀珍寶。汴京這座當時世界 上繁華的都市，一夜之間成了鬼城，史稱靖康之變。

金國二太子完顏宗望監(jiān)押徽宗一行，沿滑州（今河南滑縣）、堯山（今河 北隆堯）、真定（今河北正定）向燕京（今北京）行進。終到達東北三姓府（今 黑龍江依蘭）坐井觀天。一路上，金人羞辱皇帝、凌辱妃嬪、折磨大臣、處死 俘虜?shù)氖虑椴粍倜杜e，折磨致死者難以計數(shù)，另一路欽宗的朱皇后就是因為不 堪凌辱而投水自盡的。

大隊人馬到達真定，金人在歇息時玩擊球游戲，宗望看得起勁，命令徽宗賦 詩助興，徽宗不敢違，依命作《賦擊球》曰：錦裘駿馬曉棚分，一點星馳百騎奔。 奪得頭籌須正過，無令綽撥入斜門。世事的輪回真是詭異，當年在球場上評頭 品足、吆喝別人作詩助興的徽宗皇帝，如今卻淪為為別人助興的俘虜，國破家亡， 前路渺渺，其內心當五味雜陳、肝腸寸斷吧。

北行途中，徽宗還寫有《燕山亭北行見杏花》一詞：

裁剪冰綃，打疊數(shù)重，冷淡燕脂勻注。新樣靚妝，艷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 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閑院落凄涼，幾番春暮。

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 怎不思量，除夢里，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有時不做。

杏花開時嬌艷無比，風雨一過即凋殘、敗落，與徽宗此時的境遇何其相似。 昔日榮貴無比，如今無枝可棲，無家可歸，只在夢里可歸。但問題是，有時連歸 去的夢都做不成�。∵@種切膚之痛已不能用泣去形容了，王國維在《人間詞話》 中便借用德國哲學家尼采的話謂之以血書者。然而，從至尊帝到階下囚， 其慘痛教訓僅僅幾首詩詞又怎能總結得了呢？

就在徽、欽二帝被俘北去之時，徽宗第九個兒子趙構因以大元帥身份 在河北組軍勤王，成了金兵破城后的漏網之魚，于1127年五月一日在南京 應天府（今河南商丘）稱帝，改元建炎，是為南宋高宗。張邦昌到底不敢做金 人的傀儡，率眾歸附高宗。金人獲悉，又一次舉兵南侵，欲以排山倒海之勢將 南宋政權消滅在萌芽狀態(tài)，從而再次拉開了宋金交兵的序幕。

高宗登基之初，除了一個皇室的身份和自命的招牌之外，一無銀錢二無軍隊， 無力與兵強馬壯勇悍兇猛的金兵抗衡，只得帶領那些擁立他的少量朝臣和部眾 匆匆南逃，一逃就是十余年。面對追兵，高宗連招架之功都似有若無，遑論還手， 保命成了他的祈禱。那么，作為宋朝新主的高宗，又會將這個曾經繁榮富 庶的國家和讓無數(shù)讀書人引以為傲的朝廷帶向何方呢？

南宋，一個匆匆成立于敗軍之際的國家，一個從成立之初皇帝和大臣就倉 皇奔竄的政府，一個成立之后卻始終沒有首都而只有行在（臨時都城）的朝廷。 這樣一個如同海中孤帆的朝廷，注定了它的漂泊，更注定了它的屈辱。它是獨 立的國家，還是外族的藩屬？它的臣民，是國民，還是遺民？自建炎南渡以來， 這些問題就像傷痕一樣深深烙印在人們的內心深處，揮之不去，且隱隱作痛。

從靖康之難到崖山覆亡，南宋經歷了艱苦卓絕的生死圖存。在那 外有強敵、內有憂患的一百五十二年時間里，上至居廟堂之高的股肱之臣，下 至處江湖之遠的忠義之士，他們或大聲疾呼、公心謀國，或百折不撓、浴血奮戰(zhàn)， 無一例外，都在尋找國家的出路和心靈的家園。雖然其中不乏甘當賣國賊和亡 國奴的無恥之徒，屈膝求和，一隅偏安，但更多慷慨悲歌的賢臣良將、志士仁人， 則在為尊嚴和國格而誓死抗爭，用自己的思想、智慧、理想、信念、勇氣和鮮血， 譜寫了一曲曲忠肝義膽鐵骨錚錚的正氣歌，至今蕩氣回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