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訂本序

和千萬同齡人一樣，我少年時迷上了金庸，初是看到別的同學在看，借來翻閱，往往是一套中沒頭沒尾的中間一二冊；后來欲罷不能，自己從租書店租金書來看，一本一天幾角錢，為了省錢就要趕快看完，每天也沒有很多時間讀小說，中間許多地方不免囫圇吞棗，不求甚解。再后來，因為實在太喜歡，幾乎過幾天就想重溫一遍，大著膽子拿壓歲錢換了一整套價值不菲的三聯(lián)版《金庸作品集》，藏在書柜深處，每天晚上都可以翻閱。但一整套書畢竟目標太大，很快被家人發(fā)現(xiàn)，認為我學壞了，痛心疾首地訓斥了我很久那時家人如果能夠知道，若干年后，金庸研究會成為文化和學術(shù)界的顯學，我還能為一部學識淵博的金庸研究著作寫序，不知會做何感想。
那些年，金庸每部書我至少都讀了十遍八遍。讀金庸的諸多快樂感動，此處不必細說。但有一點令我印象頗深。我并非追星一族，當時金庸對我來說只是個名字，金庸小說一十五部讀完，自然就開始尋找其他相似的作品。并世其他武俠大家，也有不少佳作，有些遍的閱讀快感也與金書仿佛，然而能引起再讀興趣的，就少之又少，絕大多數(shù)情節(jié)一旦熟悉，便不耐再多翻閱。至于某些號稱金庸新著的偽書，更是翻上兩頁便知其假劣，一眼都不會多看。
當時我只知道，金庸小說好看，其他的不好看，至少不如金庸好看，講不出太多道理。但后來慢慢感覺，除去情節(jié)精彩，金庸小說中還有一些特殊的地方，能吸引人們在對情節(jié)早已熟極如流后，仍然可以反復(fù)品味琢磨下去。所以時至今日，市面上已有數(shù)十（百？）種解讀金庸的著作。雖然理解上言人人殊，但這種特殊處一定是超出文本也超出故事本身的某個層面，和莎士比亞或《紅樓夢》一樣，通向精神世界的無限，值得熱愛者們?nèi)ヒ恢庇懻摵妥匪�，從中得到無盡的樂趣。
在我自己的兩本戲作（《劍橋倚天屠龍史》和《劍橋簡明金庸武俠史》）中，我更多地從世界性和歷史性方面去看待金庸作品內(nèi)蘊的無限，也就是說，其中包含一個超出故事之外的廣闊世界，甚至可說是金庸宇宙。但本文中，我想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思考。嚴曉星先生的這一部《金庸識小錄》是一部極博學的考證之作，它給我的一個啟示是，金庸小說中大量的器物、名號、典故、引語、人物、情節(jié)等，都有遠在書外的關(guān)聯(lián)出處，盡管不必通解也能看懂小說，但這種懂可能只是浮于表面而錯過了深層的內(nèi)涵與脈絡(luò)。雖然金庸的讀者少有獨恨無人作鄭箋的苦惱，但有《金庸識小錄》這樣的指引，金庸作品水下冰山般的豐富內(nèi)蘊才能更好地為讀者所認識。
比如本書篇《紫白金青》雖然短小，但十分重要。作者在此言簡意賅地指出了明教四大法王名號的設(shè)置，是以深厚的西方文化為背景的。龍、鷹、獅、蝠四種動物在西方文化中既極重要，又有和中國很不相同的意蘊，無論放在明教作為西域宗教的設(shè)定下，還是元代東西方文明交流的大背景下，都十分允洽而出彩。若換成龍、鳳、虎、龜之屬，感覺就會大為無趣。這些在一般讀者閱讀中，可能只是感到有些別樣的情趣，卻不會去想其中的深意。但這種趣味正是以背后的精妙設(shè)計為支撐的。
也許有人會抗議說，這些有過度詮釋之嫌。比如第二篇《蟹汁化漆》雖指出了其中某種醫(yī)術(shù)在醫(yī)學史上自有依據(jù)，但也談不上什么深刻寓意吧？就是胡謅一個什么汁，大概也沒什么差別。話雖如此，但這種看似不必要處也所在皆有的化用，卻表明金庸小說潛在的超文本特征，指向一個更廣大的文化視域。
與錢鍾書和翁貝托·艾柯這樣的大學問家不同，金庸作品的超文本性，并不是學院派的引經(jīng)據(jù)典，講究無一字無來歷。而是來自金庸自幼生長其間，日夕涵泳的文化母體。金書中可探討的名物故實囊括三教九流，醫(yī)卜星相、稗官野史甚至俚語小調(diào)等地方性知識，文人雅士喜好的經(jīng)史詩詞反而用得較為克制。如果說這一文化母體在金庸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尚還有大致完整的面貌，但在嗣后政治經(jīng)濟變遷和現(xiàn)代化大潮的沖擊下早已七零八落，不成面目。而托金庸作品之福，尚能不絕若線，保存在天南一隅，以某種超現(xiàn)實世界的面貌出現(xiàn)，反哺其故土，實堪驚嘆。當然，這些超級鏈接所指，若非嚴曉星先生這樣的高手一一鉤沉，我們也不易明白其中的深遠關(guān)聯(lián)。
無論已經(jīng)如何遠離，這個母體與國人仍有著文化基因上的親和力，是我們自身認同的源頭。因此金庸無論在殖民百年的香港，或者革命數(shù)十年后的中國內(nèi)地，都極易為人接受和喜愛。與之相反，金庸小說始終難以贏得歐美讀者，即便功夫片曾經(jīng)在西方大火，即便近年中國的科幻、懸疑等小說出海后也頗有反響，西人對金庸的冷淡依然故我，寥寥幾部譯作基本毫無反響。其中一個關(guān)鍵點，便是缺乏共同的文化母體，而隔了不止一層。筆者曾經(jīng)略翻閱過《鹿鼎記》的英譯本，回中講逐鹿問鼎的典故，一頁紙上用了《左傳》《史記》《漢書》三本書，提到四五個古人和好幾個典故，我們的初中生也可以看得津津有味，卻已足以令西方一般讀者暈頭轉(zhuǎn)向，不知所云了。
當然，也不必將金庸打扮成中國文化的某種衛(wèi)道士，不僅其思想旨趣早非古人可比，從本書中就可以看到，金書中有許多來自印度、波斯、希臘、阿拉伯的掌故，小說情節(jié)上也深受近代歐洲小說家的影響，加上近現(xiàn)代一些史事的隱喻，其超文本的屬性遠遠超過了文化的邊界。但這與上面的文化母體論并不矛盾，毋寧說，這恰是中國文化本身富于活力的表現(xiàn)，與其他文化形態(tài)完全可以相互通融，吸納各種要素而不失本體。這讓我們不禁遐想，倘若中外文化的交流以一種更為平等和睦的方式發(fā)生，今天的中國文化又會是什么樣子呢？
回到金庸，其中某些橋段上太著痕跡的化用，放在今天也許會被人詬病融梗，但是也不必將相關(guān)考據(jù)看成是報告捕房捉賊起贓（錢鍾書語），金庸之卓才，不僅在于原創(chuàng)的故事構(gòu)架，也在于將這些古老的文化原型化入小說，融會無間，堪稱神來之筆。如本書《一個人需要多少地？》中所論，《射雕英雄傳》中郭靖對成吉思汗說，他生前征服萬里江山，死后所需也無非尺土葬地，很可能來自古羅馬詩人詠亞歷山大大帝之語，但用在此處極為妥帖，倘若金庸囿于著作權(quán)，自己另行發(fā)明一套說辭，恐怕就遜色多了。
這讓我們想起愛利惡德氏的論斷：詩人所有的并不是有待表現(xiàn)的個性，而是一種特殊的媒介（medium），僅僅是媒介，而非個性，通過這種媒介，許多印象和經(jīng)驗，便以奇特的和意想不到的方式結(jié)合起來。對于詩人本身重要的印象和經(jīng)驗，也許在詩歌中毫無位置，而那些詩歌中地位重要的印象與經(jīng)驗，對于詩人及其個性來說也幾乎可以忽略。（T.S.Eliot 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雖然是說詩人，但放在金庸這樣的小說家身上也完全適用。金庸作品隱含的龐大信息量，正是在中、西、印等數(shù)個古典傳統(tǒng)交匯的大時代中，由金庸這一浸淫于傳統(tǒng)、體大思精的作者所結(jié)合的諸多古老經(jīng)驗，以形象的形式重以激活。而若干古老淵源，甚至可以追溯到約翰·坎貝爾所謂的神話原型上。就此而言，本書說是識小，必然也是納須彌于芥子之小了。
拉拉雜雜說了許多，掉了幾個書袋，其實重要的還是金庸愛好者琢磨切磋的樂趣。在他文中，我曾經(jīng)講過一樁往事：本世紀初年，我還在上大學，一次坐夜車返鄉(xiāng)，旅途漫長乏味，對面坐著一個男生，本來也無話可談，尬聊中不知怎么說到金庸，結(jié)果二人都是眼睛一亮，談興大發(fā)，一聊就聊了整夜，下車時幾乎成了知己。雖然金庸作品我們這代人大都能說上幾句，但熟記于心，能侃侃而談的也不多見，能遇到一位高手夜話一番，實在是生平一快。后來每次與人聊金庸，說到興高采烈時，都讓我回想起那個難忘的火車之夜。
不過，我這樣野狐禪就算把金書翻爛，或者也讀不出本書中的許多灼見。作者嚴曉星先生，和我在網(wǎng)絡(luò)上相識，多年前贈我本書初版，讀后極是欽佩，受益匪淺，惜至今尚未晤面。何時一樽酒，能與細論金，將是何等幸事！適逢《金庸識小錄》新版付梓，蒙他不棄，囑我作序，于是大膽胡謅幾句奉上，渭北春樹，江東暮云，以寄仰慕，以寄相思。

新垣平
庚子四月既望于長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