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前言

蔣維喬（18731958），字竹莊，號因是子，江蘇武進人，近代著名出版家、教育家、佛學家、養(yǎng)生家。1895年起，先后入江陰南菁書院和常州致用精舍。1902年參加中國教育會，并擔任愛國學社義務(wù)教員，蘇報案后接辦愛國女校。1903年開始在商務(wù)印書館編譯所編輯小學教科書，并先后主持商務(wù)印書館開辦的師范講習所、商業(yè)補習學校、尚公小學、工人夜校等。辛亥革命之后，應(yīng)臨時政府教育總長蔡元培之邀，蔣維喬先任南京教育部秘書長，后赴北京教育部任參事。1913年辭職后，重返商務(wù)印書館，主持編輯中學及師范學校教科書。1916年擔任江蘇省教育廳長，1917年與黃炎培等6人前往日本、菲律賓進行教育考察。1922年擔任南南大學校長。1929年任上海光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1938年起，任上海正風文學院（1940年改名誠明文學院）院長，并兼任鴻英圖書館館長、《人文月刊》社社長。1949年后，蔣維喬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蘇南人民代表大會，被選為主席團常務(wù)副主席。1953年擔任上海市文史館館務(wù)委員。1958年去世。

蔣維喬一生著述頗豐。在教科書方面，編輯《初小國文教科書》《簡明國文教科書》《女子初小國文教科書》《女子高小國文教科書》等，均名噪一時，在白話教科書未提倡之前，凡各書局所編之教科書及學部國定之教科書，大率皆模仿此書之體裁。不僅開創(chuàng)了近代新式學校教科書的新時代，還奠定了商務(wù)印書館在教科書方面的領(lǐng)先地位。在教育學方面，先后主持制定《中華民國普通教育暫行辦法》《普通教育暫行課程標準》《大中小學學制方案》等規(guī)章制度，其所著《學校管理法》，被譽為頗多經(jīng)驗有得之作。在哲學領(lǐng)域，著有《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呂氏春秋匯要》《中國哲學史綱要》《宋明理學綱要》等，提出以哲學思想為經(jīng)、以哲學家為緯，構(gòu)建中國哲學史編撰體例，并將中國哲學分為自然主義、人為主義、享樂主義、神秘主義、苦行主義、理性主義六大派，形成新的哲學分派思想。在佛學方面，著有《中國佛教史》《佛學概論》《佛教淺測》《佛學綱要》《大乘廣五蘊論注》等，其中《中國佛教史》是中國近代部佛教史著作，《佛學綱要》是中國近代部佛教知識白話本著作，上述著作對于佛教知識的普及與佛教的近代復興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養(yǎng)生學方面，蔣維喬著有《因是子靜坐法》一書，影響很大，號稱行銷數(shù)十萬冊。書出版后，購者絡(luò)繹不絕，近則各省，遠至南洋，無處不有學習之人。

蔣維喬留下的文稿中，引人矚目的就是200多萬字的日記稿本。所謂日記，劉向《新序雜事》有言：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日記是人們根據(jù)自己的活動、交游、見聞、學習心得、思想感情的即時記錄，歷代文人留下了多部內(nèi)容豐富、行文曉暢的日記作品。而在清末民國，日記創(chuàng)作進入了鼎盛時期，晚清四大日記《越縵堂日記》《翁同龢日記》《湘綺樓日記》《緣督廬日記》即為其中的代表。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記錄了咸豐至光緒四十年間的朝野見聞、人物評述，兼有古物考據(jù)、書畫鑒賞、風俗介紹及讀書札記等，具有極高的學術(shù)價值。《翁同龢日記》由于作者本人的位高權(quán)重，使其所記的47年日記成為研究晚清政治、外交、思想風潮的重要參考資料。王闿運《湘綺樓日記》與葉昌熾《緣督廬日記》均從同治年間記至民國初年，近五十年間的學術(shù)興衰、政治得失、風俗變遷盡在其間。民國文人同樣對日記寫作充滿熱情。胡適不僅留下300多萬字的日記，還對日記提出學理要求：日記必須較詳細，否則沒有多大用處。過略的日記，往往別人不能懂，有時候自己也看不懂。顧頡剛的日記內(nèi)容豐富，觀點直接，展現(xiàn)出一種性情中人的風貌。金毓黻《靜晤室日記》總共550萬字，吳宓日記的字數(shù)更是超過700萬。另外如鄭孝胥、竺可楨、黃炎培、夏鼐、黃侃等也皆留有數(shù)百萬字的日記。上述日記均已經(jīng)過今人整理，有點校本行世。

與上述人相比，蔣維喬日記在字數(shù)上并不是多的，但論時間跨度之長，則在各人之上。自光緒二十二年（1896）九月至1958年1月，蔣維喬共記了近62年的日記。以上提到的文化人中，僅有鄭孝胥的56年日記堪可比肩。除了1900年之前因沒有養(yǎng)成習慣，不時出現(xiàn)數(shù)日未寫日記的情況之外，其他年份的蔣維喬日記幾乎從未間斷。根據(jù)鄒振環(huán)教授所作的日記分類法，蔣維喬的日記既不是生前公開發(fā)表的日記，也不是撰寫時就準備日后發(fā)表的，而是在一種非公共寫作的心態(tài)下完成的，即生前不愿公開、死后作為遺文問世。這使得日記并不注重文字上的修飾與增補，沒有考慮他人閱讀的問題。

從內(nèi)容上來看，蔣維喬日記的主要篇幅屬于記事備忘性質(zhì)，內(nèi)容多為編教科書、學校授課、參加會議、與人交往、修身練功、學習佛法等，細致到每日天氣情況、幾時起床、幾時到單位、幾時授課、幾時與何人在何地吃飯、幾時睡覺等，其目的在于備日后之查閱，以便于年譜的修訂與完善。如光緒三十三年（1907）正月十九日的日記：

晴。星期，休沐。晨虞含章來，同往訪夢旦，托伊兄高嘯桐先生代發(fā)電致桂撫，要求保護儀器館派往廣西教員。十一時偕練如至教育總會訪友卿，在會午餐。后即至辛園游散，練如先去，余獨在園靜坐，至三時后沈朵山亦至，蓋昨日預約者也。余復至天足會女工學堂，代程瑤笙夫人報名，復至儀器館，又往棋盤街購一時辰鐘而歸。晚至尚公小學商議明日開校事。

又如1946年12月10日的日記：

星二，晴。晨六時起，七時至九時修法。上午赴光華審查中國史學系轉(zhuǎn)學生成績。十一時授《尚書》。十二時偕九成夫婦、重孫女回，順道接大小如、全成。午后二時半赴工專。三時授國學常識。四時回。九時洗足，十時睡。

可見，蔣維喬日記的記述風格一以貫之，前后變化不大。在這些記賬式日記中，蔣維喬一般不太透露真實情感，但也有如1913年4月19日辭去教育部參事之職時，在日記中寫下余等復向總長陳說，無效，遂仍復提出辭職書。從此余得脫離惡濁之政界，喜可知也，如此直抒胸臆的表達，在日記中較為罕見。這些如流水賬般瑣碎的記錄，可讀性相對較低，但是對于治出版史、佛教史、哲學史及近代文人交往史的學者而言，蔣氏日記中所提及的人名、地名、書名等，包含著不少極有價值的信息。例如張人鳳先生在編著《張元濟年譜長編》時，根據(jù)蔣維喬1911年5月26日的日記中天保里對面嵩慶里復發(fā)現(xiàn)鼠疫，可懼之甚一句，確定張元濟是在1911年6月份從閘北長康里搬遷到英租界長吉里。

除了這種記賬式日記之外，蔣維喬日記中還包括四個部分。一是讀書筆記。蔣維喬早年在南菁書院和致用精舍讀書期間，常在日記中將其所讀之書與所考之題一一加以記述，并留下對《史記平準書》、西人仰觀天文之法等議題的評論文章。據(jù)其自言凡從前未竟之書，則補讀之；每日作記，力除從前之弊，凡每日之行事有關(guān)學問者，或心之所得，亦備錄于此爾，說明他一度想將日記作為讀書筆記來使用。這種想法雖然在其進入商務(wù)印書館之后出現(xiàn)變化，但在日后的工作期間，蔣維喬仍然不時將其閱書之心得體會寫于日記之中，如1912年7月4日閱畢《上下古今談》，共四冊，此書為吳君稚暉所作，以小說筆墨發(fā)揮天文地理深奧之學理，實杰作也；1947年4月3日是日閱畢《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此書李君玉階所作，李君在華山靜修十余年，自創(chuàng)天人教，殊無從斷其是非。此書內(nèi)容依據(jù)科學，談宗教哲學，頗有獨到之處，亦屬難得。

二是作文初稿。蔣維喬早年在商務(wù)印書館工作期間，曾為《東方雜志》《女子世界》《警鐘日報》《東浙雜志》等報刊撰稿。如《中國女學不興之害》《女權(quán)說》《記日本娼婦安藤夭史事》《論音樂之關(guān)系》等文章，初都是在日記中完成初稿，在此基礎(chǔ)上略作修改，再行發(fā)表。尤其是發(fā)表于1904年4月7日《警鐘日報》上的中國教育會會員議案中，有蔣維喬的長篇提議，慷慨激昂、據(jù)理力爭，而在先前4月3日的日記中，則可見擬致教育會諸君書稿，乃是數(shù)日之后公開發(fā)布之提議的擴充版，文字更為尖銳，內(nèi)容更為充實。關(guān)于蔣維喬對教育會的態(tài)度及其參與情況，學界一般重視《警鐘日報》上的文章與1936年的《中國教育會之回憶》，而對日記中的擴充版缺乏關(guān)注。而在整理本中，閱者盡可領(lǐng)略蔣維喬犀利辛辣、鞭辟入里的文風。

三是教育考察。1915至1918年，蔣維喬多次前往各地進行教育考察：1915年5、6月前往湖北、湖南；1916年1、2月前往日本、菲律賓，順道考察廣州、香港；1917年9、10月前往山西。每到一地，均約請當?shù)亟逃�官員、校長及任課教師進行座談，詢問在校學生數(shù)量、學費狀況、日常經(jīng)費來源等。此外，他還前往各校參觀，了解教科書的使用情況、教室及實驗室的布局等，并旁聽課程。他的所見所聞均寫于日記之中，往往單日記錄超過2000字。其中一小部分內(nèi)容經(jīng)過整理之后，先后以《湘省教育視察記》《考察斐律賓教育記》《斐律賓之師范教育》《斐律賓之家事教育》《斐律賓之工業(yè)教育》《斐律賓之農(nóng)業(yè)教育》《閻錫山督軍治晉記》等為題，連載于《教育雜志》之中。但大部分考察日記并未見世，此番閱者在整理本中可見真章。

四是旅行手記。1913年后，蔣維喬多次利用出差及教育考察的機會赴各地旅行，如江蘇之寶華山、棲霞山、云臺山，浙江之普陀山、雁蕩山、天臺山、莫干山、天目山，安徽之黃山、九華山，湖南之恒山，山東之泰山、嶗山，山西之五臺山、恒山，陜西之華山、終南山，北京周邊之居庸關(guān)、妙峰山等，凡見山川形勢、名勝古跡、碑碣遺址，均一一記錄，并細加考訂，在歷史地理及民俗研究方面價值很高。這些游記陸續(xù)刊載于《東方雜志》《小說月報》《旅行雜志》之上，而在其日記之中，則可看到這些游記的初模樣。與發(fā)表版相比，初稿在文字上有所增刪。閱者可將整理本與發(fā)表版進行對比，體會其中的差異。

關(guān)于蔣維喬日記的保存和整理情況，依據(jù)其日記中的夫子自道，1956年7月20日，顧廷龍與舒新城來見他，希望他將歷年日記送往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即原合眾圖書館）。蔣維喬很高興，因為后代不識此物有歷史價值，將來必以廢紙稱斤量賣去。次日上午，圖書館員王煦華來，蔣維喬將日記七十一冊，另有一九四九年及五〇年兩次蘇南人民代表文件等畀之。1958年蔣維喬去世之后，其余日記也一并入存。此時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已并入上海圖書館，蔣維喬日記遂成為館中所存文獻，直至今日。1992年第2期《出版史料》上，汪家熔先生以選注的形式，呈現(xiàn)了19021912年蔣維喬日記的部分內(nèi)容。2011、2012年的季刊《出版博物館》上，林盼（本書整理者之一）將1913年10月至1915年4月蔣維喬日記進行全文連載。2019年，汪家熔先生更整理了蔣維喬18961914年共19年間的日記，交由商務(wù)印書館出版，可謂嘉惠學林之舉。

2014年12月，中華書局將蔣維喬日記全文影印出版。雖然影印本《蔣維喬日記》終于得以走出上海圖書館，然而其高昂的價格令讀者望而卻步。再加上蔣維喬日記字跡潦草，常有涂改；且其頗有學問，尤其是涉及佛學、哲學等部分，閱讀難度較大，直接使用影印本多為不便，因此專出一部《蔣維喬日記》的整理點校全本，其重要價值不言而喻。本書三位整理者耗費多年心血，終將200余萬字的蔣維喬日記全本整理點校完畢。

藏于上海圖書館的蔣維喬日記稿本共分八十一冊，前三冊題鷦居日記，第四至三十二冊題退庵日記，第三十三至五十九冊題因是齋日記，第六十、六十一冊題退庵日記，第六十二至八十一冊題因是齋日記。由于日記前后時間連貫，與上述題名關(guān)系不大，因此我們在整理和校點時取消了原題名，僅按年排序，以清眉目。辛亥革命之前，蔣維喬以陰歷紀年，及至革命后，則以陽歷紀年，只有1912年1月1日至2月17日這48天新舊二歷并存，整理本均予以保留，以便讀者查照。日記手稿為豎排繁體無標點，整理本作橫排簡體，并加標點。有一些明顯與今天使用有出入的地方，例如暢譚論理學等，在不影響閱讀的前提下，整理本按原書著錄，盡量不做改動。蔣氏在日記中記錄人名的方式較為隨意，時常出現(xiàn)一人多名的情況，但往往是音近字或形近字，并不影響辨識，因此整理本均予保留，不作統(tǒng)一，請閱者自辨。原文字跡模糊、辨識不清之處，用表示付闕；缺漏之處，在〔〕中進行補缺。原文有誤記、缺記、衍文等影響閱讀之處，則以腳注的形式加以說明。

在《蔣維喬日記》的整理過程中，曾得到鄒振環(huán)教授的鼓勵幫助，上海人民出版社各級領(lǐng)導的熱情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謝。由于日記卷帙浩繁，整理者雖竭盡全力，然而水平有限，仍不免有錯訛遺漏之處，敬希閱者批評指正。

整理者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