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特·里德利：當思想有了性

在我寫本書的時候，桌子上擺著兩件形狀和大小大致相當的人工制品：其一是電腦的無線鼠標；其二是來自50萬年前中石器時代的一柄手斧。

兩者都是按人類的手形來設計的，它們都遵循了人類使用時的種種限制條件，但它們有著很大的不同。前者是諸多物體的綜合，內部設計錯綜復雜，反映了分門別類的各行知識。后者則是單一性的物質，反映的是單一個體的技術能力。它們之間的差異表明，當今的人類體驗迥然有別于50萬年前的人類體驗。

本書講述的是人類的社會體驗以完全有別于其他動物的方式飛速、持續(xù)地變化。對生物學家來說，這件事需要做出解釋。過去20多年間，我寫了4本書，談人類跟其他動物有多么相似，而本書則重點論述人類跟其他動物有什么區(qū)別。是什么使得人類有能力以這種瘋狂的方式不斷地改變自己的生活呢？

倒不是人類本性發(fā)生了多大的變化。正如握著手斧的手跟握著鼠標的手形狀相同，不管是從前還是將來的人們，永永遠遠都會尋找食物、渴求性愛、照料子女、競爭地位、避免傷痛，就跟其他所有動物一樣。人類物種的許多特質也沒有發(fā)生變化。哪怕你走到地球遙遠的角落，仍然會聽到歌聲和言談，看到微笑，發(fā)現當地人的性妒忌和幽默感這些東西，跟黑猩猩身上表現出來的完全不一樣。

如果你能穿越時空，你能輕而易舉地跟莎士比亞、荷馬、孔子和佛陀的心靈產生共鳴。如果我能跟32 000多年前在法國南部肖韋洞穴巖壁上繪出精美犀牛壁畫的人見面，我毫不懷疑，我會發(fā)現他心理的方方面面都表現得像個十足的人類。人類生活里相當多的元素，都沒有發(fā)生變化。

然而，要是說現在的生活跟32 000年前一樣，那就太荒謬了。我們所屬的物種，在這一時期，繁衍了整整10萬倍，從300萬人口增加到了將近70億。3人類給自己帶來的舒適和奢華程度，其他任何物種都無法想象。

人類殖民了地球上每一個適于居住的角落，更探索遍了所有沒法住人的地方。人類改變了世界的外貌、遺傳特征和化學性質，將地球上所有植物產出的23%占為己用。人類用獨有的、非隨機安排的微粒包圍著自己，并將其稱為技術，不斷地發(fā)明之、改造之，甚至拋棄之。

其他動物不可能這樣，哪怕是黑猩猩、寬吻海豚、鸚鵡和章魚這些聰明的動物也不行。它們或許偶爾會使用工具，偶爾會轉移自己的生存環(huán)境，但它們并不會提高自己的生活標準，也不會經歷經濟增長，更不會遭遇貧困。

它們不會從一種生活模式進步到另一種，也不會強烈反對這么做。它們不曾經歷農耕、城市、商業(yè)、工業(yè)或信息革命，更不用說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大蕭條、人口變遷、內戰(zhàn)、冷戰(zhàn)、文化戰(zhàn)爭、信貸緊縮了。

此刻，我坐在辦公桌前面，各種各樣的東西包圍著我：電話、書籍、電腦、照片、文件夾、咖啡杯猴子可從來不曾制造過。我以一種海豚無法辦到的方式，把大量的數字信息散布到屏幕上。

我深知抽象的概念（日期、天氣預報、熱力學第二定律）無論什么樣的鸚鵡也摸不著頭腦，我肯定跟動物有所不同，可是什么讓我如此與眾不同呢？

不可能僅僅是因為我有一個比其他動物更大的大腦。畢竟，已經滅絕了的尼安德特人大腦的平均體積比我的更大，卻不曾經歷這種一路向前的迅猛的文化變革。

此外，我的大腦或許比其他動物的要大，但對如何制造咖啡杯、回形針是一丁點兒線索也沒有的，天氣預報就更別想了。心理學家丹尼爾·吉爾伯特喜歡打趣說，跟他從事同一行業(yè)的所有人，在事業(yè)的某一段時期，總覺得有責任把以下這個句子補充完整：唯有人類這種動物，才能……使用語言，進行認知推理，生火、做飯、制造工具，擁有自我意識，欺騙、模仿，從事藝術、宗教活動，大拇指與其他四根指頭相對，投擲武器，保持直立姿態(tài)，隔代照料子嗣（如祖父母照料孫輩）要列舉人類有多少獨一無二的特征，真的能排出一份很長的清單來。但食蟻獸、裸臉灰蕉鵑的獨有特征也能列出很長一份清單。

上述特征的確為人類所獨有，也非常有利于促成現代生活，但我可以爭辯說，除了語言這一特征，其他特征并沒有出現在人類歷史的恰當時機上，也根本沒有恰當的影響力，來解釋智人何以能夠從一種只能算是一般成功的猿人突然變成了進步速度突飛猛進的現代人。它們大多數出現在人類歷史的極早期，也并不具備這樣的生態(tài)效應。擁有足夠的意識想在身體上畫出花紋，或是通過推理得出問題的答案，這些都很好，但它并不能讓人類征服整個生態(tài)世界。

顯然，腦容量大的大腦和語言，應該為人類應付技術性的現代生活所必需。的確，人類非常善于社會性學習，哪怕和黑猩猩相比，人類對一板一眼的模仿也表現出了近乎癡迷的興趣。但腦容量大的大腦、模仿和語言本身并不能解釋繁榮、進步和貧困，它們本身并不會帶來生活標準的不斷變化。尼安德特人具備上述所有的特征巨大的大腦、復雜的語言、大量的技術，但是他們從來不曾突破自己的原始小生境。

我認為，當我們觀察大腦內部的時候，可能找錯了地方來解釋我們這一物種實現變化的非凡能力。這種事情，并不光發(fā)生在大腦內部，更是發(fā)生在大腦和大腦之間。這是一種集體性現象。

回頭再看看手斧和鼠標。它們都是人造的，但前者是一個人做出來的，后者則是上百人甚至數百萬人制造出來的。這就是我所說的集體智慧的意思。單獨的一個人，沒有誰知道該如何制造出鼠標來。就算是在工廠裝配鼠標的人，也不知道如何鉆探油井和從石油里制造出塑料，反之亦然。進化到某個階段之后，人類的智慧就成了集體性的、積累性的，這種現象并未出現在其他動物身上。

交合的思想

說人類本性沒有改變，但人類文化改變了，這一主張并不是在否定進化。恰恰相反，人類正在經歷非同尋常的進化大爆發(fā)，其動力正是來自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但選擇的范圍是各種觀念和思想，而不是基因。這些觀念的棲息之地，構成了人類的大腦。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這一概念一直努力地想浮到社會科學的表面上來。

1888年，法國社會學家加布里埃爾·塔爾德寫道：當發(fā)明創(chuàng)造通過模仿飛速傳播的時候，我們或許可以叫它社會性進化。

20世紀60年代，奧地利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認為，社會性進化的決定性因素是通過成功模仿制度和習慣所實現的選擇。

1976年，進化生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新造了一個詞模因，充作文化模仿的單位。到了20世紀80年代，經濟學家理查德·尼爾森提出，整個經濟都是靠自然選擇演化出來的。

我認為文化演進的意思是這樣的：在10萬年前的某一刻，文化本身開始以一種從未出現在其他任何物種中的方式進化，也就是復制、變異、競爭、選擇和積累，跟幾十億年前的基因進化有點像。正如自然選擇一點一滴地累積構造出了一只眼睛，人類的文化演進也可以累積構造出一種文化，或者一臺照相機。黑猩猩可以教彼此如何用尖頭木棍去扎叢猴，虎鯨可以教彼此如何從海獅手里搶下海灘，但只有人類掌握了能夠烘焙出一個面包、創(chuàng)作出一首協(xié)奏曲的累積型文化。

沒錯，但為什么呢？為什么是我們，而不是虎鯨呢？人類的文化存在演進，這個說法并不新鮮，也沒太多的幫助。模仿和學習不足以解釋人類為什么會以獨特的方式開始變化，不管人們展開了多么靈活多樣的不懈實踐。還必須有點別的什么東西，人類有、虎鯨卻沒有的東西。我認為答案是：在人類歷史的某個時刻，思想觀念開始接觸、交合、互相進行性繁殖。

請讓我來解釋一下。有性繁殖帶來了累積型的生理進化，因為它把不同個體的基因融合到了一起。故此，一種生物身上出現的突變，可以跟另一生物出現的突變結合起來。貼切的類比來自細菌，它們可以交換不在同一時間復制的基因，故此，它們能夠獲得來自其他物種對抗生素的免疫力。如果不是幾十億年前微生物開始交換基因，動物通過性行為繼續(xù)交換基因，所有構造出了眼睛的基因就不可能同時匯聚在單獨的一只動物身上，構造成腿、神經或大腦的基因亦然。每一種突變都會孤立地留存在自己的血統(tǒng)之內，發(fā)現不了協(xié)同配合的樂趣。用卡通片的方式想想看，一條魚進化出了原始的肺，另一條魚進化出了原始的四肢，可兩者都不可能爬上陸地。內在式進化無需性行為亦可出現，但它的速度要慢得多。

文化也是一樣。如果文化只包括學習他人的習慣，那它很快就會陷入停滯。文化要累積，思想必須互相接觸、互相交合。交流思想是老生常談了，卻在無意之間帶來了強大的繁衍力。法國分子生物學家弗朗索瓦·雅各布說過：創(chuàng)造就是重組。設想一下這樣的場景：發(fā)明鐵軌的人和發(fā)明火車頭的人永遠不能相遇，沒辦法互相交談，哪怕通過第三方也不行，事情會變成什么樣呢？再想想，紙張跟印刷媒體、互聯(lián)網和移動電話、煤炭和渦輪機、銅和錫、車輪和鋼鐵、軟件和硬件，這些東西的發(fā)明者們也彼此孤立，結果又會怎么樣呢？我以為，在人類史前時代的某個時點上，有大體積大腦、有文化、會學習的人類頭一回開始彼此交換東西，而一旦他們開始這么做，文化就突然累積起來了，人類經濟進步的迅猛試驗也隨之拉開了序幕。交換和交流之于文化演進，正如性行為之于生物演進。

通過交換，人類發(fā)現了勞動分工，即出于互利的目的，將努力和天賦加以專業(yè)化。起初，這看似是件不起眼的事情，要是靈長類動物學家們能開著時光機器回到它剛開始的那一刻，肯定會把它忽略掉的。較之人類的生態(tài)、層級結構和迷信行為，它顯得沒意思多了。但一些猿人通過互相交換食物、交換工具，讓參與交換的雙方都獲得了好處，于是，它們雙方也都變得更熱衷于專業(yè)化了。

專業(yè)化鼓勵創(chuàng)新，因為它鼓勵人類投入時間創(chuàng)造出能制造工具的工具。專業(yè)化節(jié)省時間，帶來了繁榮，因為節(jié)省的時間跟勞動的分工是成正比的。人類在消費上越是多元化，在生產上越是多元化，他們的交換就越多，生活就過得越好。更妙的是，這一過程沒有必然的終結之日。越來越多的人類投入勞動的全球分工，越來越多的人類專攻主業(yè)，我們就會變得越來越富裕。此外，順著這條路走下去，我們沒有理由解決不了困擾我們的各種問題，比如經濟崩潰、人口爆炸、氣候變化、恐怖主義、貧窮、艾滋病、抑郁癥和肥胖癥。解決它們當然不會太輕松，卻是完全可能實現的，很可能到2110年人類的日子變得比今天好過得多，我們所棲居的地球生態(tài)也會變得比現在好得多。本書鼓勵人類去擁抱變革，保持理性樂觀的態(tài)度，并為了改善人類及其棲居的世界而奮斗。

有人會說，我不過是在重復亞當·斯密1776年就說過的話罷了。但從亞當·斯密生活的年代至今，很多事情發(fā)生了變化，不斷改變、挑戰(zhàn)、調整和深化著他的觀點。比方說，他無法意識到自己生活在工業(yè)革命的早期階段。我的個人天賦恐怕難與亞當·斯密比肩，但我相較于他有一個很大的優(yōu)勢：我可以讀他的書。打從亞當·斯密的書問世，他的見解就在跟其他人的見解進行交合。

此外，對于文化動蕩變革的問題，很少有人認真想過，為此，我常常感到十分驚訝。我發(fā)現，這個世界上到處都有人覺得，自己對他人的依賴正越變越少，自給自足的生活會更舒服，技術進步沒有給生活標準帶來進步，世界正穩(wěn)步走向惡化，事物和觀念的交換很多余、無足輕重。我還發(fā)現，就如何定義繁榮、繁榮為什么會出現在人類這個物種中，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好在我并不是經濟學家）竟然漠不關心。所以，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我寫了本書。

我是在一個史無前例的經濟悲觀主義彌漫的時期動筆的。世界經濟體系踉踉蹌蹌地走到了崩潰的邊緣：龐大的債務泡沫破滅了，世界貿易在萎縮，全世界的失業(yè)率猛漲，出口急劇下降。前景看來委實暗淡，一些國家的政府正計劃進一步擴大本來就夠可觀的公共債務，哪怕此舉有可能損害下一代的繁榮發(fā)展。

叫我感到遺憾的是，我是北巖銀行的非執(zhí)行董事長。這家銀行是諸多在金融危機中出現流動性短缺的銀行之一，我跟這場災難脫不了關系。本書不是要談什么危機經歷（根據我在銀行的雇用條款，我是不能寫這個的），但這段經歷讓我對資本和資本市場產生了不信任情緒，雖然我仍熱情地支持商品和服務市場。

要是我早一點知道經濟學家弗農·史密斯和同事們在實驗室里做的實驗就好了。這些實驗早已證實，提供直接消費的商品和服務（比如漢堡和理發(fā)），市場運作極其有效，不讓它們高效運作與創(chuàng)新，反倒是件難事。而資本市場容易產生泡沫，會自動崩盤，要把它們設計得能正常運作起來就很困難了。

投機、盲目從眾、非理性樂觀、尋租和欺詐的誘惑驅動市場暴漲暴跌這就是需要對資本市場謹慎監(jiān)管的原因。我個人是一直支持對資本市場謹慎監(jiān)管的。（商品和服務市場不需要太多監(jiān)管。）但政府（尤其是美國）的住房和貨幣政策使得21世紀出現的這場泡沫比歷史上大多數的泡沫都更糟糕，出于政策原因，美國人為地操縱廉價資金涌向惡性風險，涌向資本市場中間商的錢袋。出現這場危機，政治原因和經濟原因至少一樣多，這是我同樣不太信任政府的原因。

（本著完全公開的原則，我在這里必須指出：多年來，我除了效力于銀行業(yè)，還從事過科學研究、物種保護、新聞、農耕、煤炭開采、風險投資和商業(yè)房產等行業(yè)，也從這些行業(yè)里得過利，我的經歷很可能影響了我在本書中對這些部門的看法。毫無疑問，我也是通過個人經歷才對這些部門有所了解，但我沒有收了別人的錢才來宣傳哪一種特定的觀點。）

理性的樂觀主義者認為，由于商品、服務和觀念的市場能夠有效運作，人類得以相互交換，為了所有人的福祉誠實地專攻主業(yè)，世界終必將克服當前的危機。本書并不會對所有的市場一味贊美或一味譴責，它旨在解釋為什么交換和專業(yè)化的市場過程比許多人想象中的歷史更為悠久，也更為公平，同時，也就我們?yōu)槭裁纯梢詫θ祟惖奈磥肀３謽酚^態(tài)度給出了很多原因。歸根結底，本書探討了改變能帶來什么樣的好處。我發(fā)現，我的立場與各個政治派別都存在很大的分歧：藍色陣營不喜歡文化變革，紅色陣營不喜歡經濟變革，綠色陣營不喜歡技術變革。

我是一個理性的樂觀派。理性，是因為我的樂觀態(tài)度并不來自天生的氣質或本能，而是靠考察證據。通過本書之后的內容，我希望也能把你變成一個理性的樂觀派。首先，我需要在這樣一點上說服你：人類的進步，總的來說是一件好事，盡管總有這樣那樣的理由可以抱怨，但眼下的世界，哪怕處在一場嚴重的經濟蕭條當中，也跟歷史上普通人生活的世界一樣好。因為有了商業(yè)貿易，眼下的世界比從前更富裕、更健康、更友善。之后，我想解釋一下世界為什么變成了這樣，是怎樣變成這樣的。后，我希望帶各位看一看，它能不能繼續(xù)走向進步，變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