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歷史學研究中，文本是一個極為醒目的名詞，出現(xiàn)頻率之高，可以躋身熱門詞匯之列。而圍繞文本研究，研究者也發(fā)展出諸多概念�；蚍Q史料論研究，或稱歷史書寫研究，或稱文本考古學，或稱史料批判研究。雖然不同的概念有著不同的研究側重，但整體而言，文本研究的基本要義似乎可以概括為： 關注文本的生成、流動和意義。
所謂文本，狹義上看，只有用文字寫出來的才是文本，不過在廣義層面，則除自然物質(zhì)世界外，但凡曾有人類參與生產(chǎn)、制作的一切物品，都可以稱為文本。因此，書寫成文的文字作品，以圖像表現(xiàn)的美術作品，以聲音傳達的音樂作品，乃至各類具有物質(zhì)載體或以非物質(zhì)方式存在的歷史遺跡、社會組織、儀式法規(guī)等，只要出自人類之手，便都可以被納入文本范疇。這也就意味著，文本研究不僅適用于主要關注文字文本的領域，對于立足非文字文本的領域，也同樣適用。
事實上，研究者也是這么做的。對文字文本的研究固不待言，在目前文學、史學、哲學等學科，文本研究均如火如荼；對圖像作品基于文本觀的考察，在藝術史研究中亦方興未艾；而對于各類物質(zhì)文本，包括多學科在內(nèi)的研究者也進行了一系列富有意義的探討。這些針對不同類型、性質(zhì)文本展開的研究，固然各有取徑，但亦不乏共通之處。另一方面，近年來各學科不同程度的內(nèi)卷，也使研究者產(chǎn)生跨學科交流的迫切需求，對文本的共同關注，為此提供了同席論道的可能。這樣，2019年5月2526日，在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的支持下，我們舉辦了主題為文與物的生成：　多學科視野下的文本制作的學術研討會，邀請來自文學、歷史、考古、藝術四個學科的40余位研究者共聚一堂，在多學科視角下共同研討文字文本、圖像文本及物質(zhì)文本的動態(tài)生成過程�？鐚W科的交流打破了學科壁壘，激蕩舊識，啟迪新知，會上屢屢超時的評議、討論也讓大家覺得相關議題仍有余義。于是在《中國中古史研究》編委會及學者同仁的支持下，我們編集了本卷專號，希望從會場轉向紙面，繼續(xù)追問各類文本生產(chǎn)、制作的背景和過程。
本卷專號共收錄16篇文章，大致圍繞四種文本類型展開。其一，文字文本，即文字寫就的文本；其二，圖像文本，即以各種圖形、符號繪制的文本；其三，實體性物質(zhì)文本，即具有外在實體形式的物質(zhì)存在，大到城池陵墓，小到器用百物；其四，非實體性物質(zhì)文本，即以非實體方式存在的各類物，如觀念、禮儀、習慣、法制等。
對文字文本的研究包括6篇文章，論述集中于歷史文本。苗潤博《塑造東夷： 〈魏書·契丹傳〉的文本來源與敘述策略》與唐雯《〈舊唐書〉列傳史源辨析之一以傳世傳記類材料為中心》均矚目史傳具體內(nèi)容，在辨析文本史源的基礎上，揭示史家如此選擇、書寫的背景和考慮。關于契丹早期歷史的書寫，苗潤博近年來多有探討，本文在既往思考下，進一步追溯作為研究契丹早期歷史起點的《魏書·契丹傳》之生成過程。文章以該篇存在諸多疑點為線索，推測記載源自李彪在孝文帝時所撰《國史》，而李彪之所以如此書寫，則與其以契丹屬東夷、群類化書寫周邊族群的敘述策略相關，目的在于塑造北魏懷服四方的中原上國形象。對于中古史傳以四夷觀念書寫周邊族群，以往學界不乏探討，但這種觀念究竟如何影響具體敘述，尚罕見討論。苗潤博文以《魏書·契丹傳》為例，為此呈現(xiàn)了一個鮮活個案，這對理解史傳中的同類型記載，提供諸多啟示。唐雯文亦是近些年思考的延續(xù)，針對以往多認為《舊唐書》列傳承襲諸如實錄本傳、行狀、碑志、家傳等傳記類文獻的宏觀判斷，文章通過對比《舊唐書》本傳與各色傳記類文獻，指出前者雖在一些場合以后者為史源，但并非全然如此，尤其是中晚唐部分列傳，五代史臣似乎并不太依賴行狀、傳記等，相反文集中的序傳更受青睞，而五代史館收藏的大量唐人文集，則為此提供了便利。正史列傳的史料來源是文本研究的重要課題，先已存在的紀傳體史書中的列傳以及碑志、行狀等似乎理所當然地構成史源，唐雯文則表明一些一般認為遠離歷史編纂的文本同樣可能構成史源，而文章對史館資料收集狀況的發(fā)覆，則提示環(huán)境亦是追究文本生成時必須考量的因素。
關于環(huán)境對史書編纂的影響，還可參看專號所收于溯《中朝往事文獻環(huán)境與司馬氏創(chuàng)業(yè)史的形成》與永田拓治《東晉時期的校書事業(yè)與晉史編纂》兩篇文章，二文均是對晉史編纂環(huán)境的專論。于溯注意到對于司馬氏創(chuàng)業(yè)史，現(xiàn)存諸家晉史佚文中保存了大量軼事，其記述多體現(xiàn)出情節(jié)化的特征，內(nèi)容偏好秘聞，敘述追求細節(jié)性和戲劇性，與一般國史書寫不同，由此她推測，這類文本是在弱文獻和弱干預環(huán)境下形成的，這一環(huán)境給歷史書寫留下縫隙，軼事得以填充其間。以往對政治環(huán)境與歷史書寫關聯(lián)的探討，多側重強干預環(huán)境對歷史書寫的影響，本文則展示在截然相反的弱干預環(huán)境下文本可能呈現(xiàn)的面貌，饒具啟發(fā)。永田拓治文接續(xù)之前的思考，聚焦作為環(huán)境之一的修史體制，從校書與修史的關聯(lián)考察東晉一朝的晉史編纂。文章認為，與西晉以秘書校書、著作修史、二者相互聯(lián)動的校書修史體制相比，東晉既有連續(xù)又存斷裂，東晉前期由于秘書郎無法履行校書職責，故晉史多由曾任著作官者憑借個人才能和信息以紀傳體撰修，而從穆帝時李充校書開始，東晉重建了這一體制，著作郎以校書成果為基礎，撰修編年體晉史。在作者看來，校書乃是修史前提，校書發(fā)揮功能與否，不僅影響晉史編纂的主體，體裁選擇亦受制約。二文雖然立意不同，焦點亦存差異，但都凸顯環(huán)境影響史書編纂，給后者留下或深或淺、或積極或消極的諸多印記。
另兩篇對文字文本的討論均與制度書寫相關。孫正軍《從百官志到職官志中國古代官制文本書寫變化之一瞥》發(fā)現(xiàn)中國古代紀傳體王朝史中官制文本志目在唐代曾發(fā)生變化，在此之前，絕大多數(shù)官制文本被置于百官志名目之下，而從唐代前期開始，史家更傾向于以職官志編排一朝官制；文章還將官制文本志目變化視為中國古代官制書寫變化之一環(huán)，指出官制書寫在唐代前期發(fā)生巨大變化。這一認識有助于理解正史官制文本的長時段變遷，期待作者結合文中簡略提及的官制敘述模式演變進一步深化此認識。馬孟龍《漢代阜城、蠡吾、臨樂地望考辨讀〈水經(jīng)注〉河北諸水札記三則》通過細致比對各種文獻，以深刻把握漢代侯國地理為基礎，明確了文獻記載存在歧異的東漢阜城、漢代蠡吾及西漢中山國臨樂三地地望，并嘗試對《山經(jīng)》大河部分河道進行更為精確的復原。文章雖以論述地方行政建制為主，其中亦涉及由建制調(diào)整而導致的或是或否的知識的產(chǎn)生，對于理解文獻所見地方建制記載，不無裨益。尤其應予稱道的是，文章對于歧異記載，并不遽斷正誤，而是嘗試從制度背景加以理解，這種謹慎對待文獻的態(tài)度，值得學人取法。
對于圖像文本的研究包括4篇文章，涉及三類圖像：　畫像石、宋畫和版畫。朱滸《漢代魚龍曼衍圖像新證》和王煜、左紫薇《從朱鮪石室祠主問題出發(fā)兼談漢代墓地祠堂、祠堂畫像與墓葬、墓主的關系》均圍繞漢代畫像石展開。朱滸文矚目畫像石中的魚龍曼衍圖像，在梳理漢唐文獻所見魚龍曼衍概念生成及流衍的基礎上，指出魚龍曼衍圖像應包括舍利、比目魚、黃龍三個核心元素。基于此，文章指出前人認定的四幅魚龍曼衍圖像實際均非，兩城山畫像中有一石畫面同時具有觀賞者、舍利獸、黃龍與百戲人物，可確認為魚龍曼衍圖像。王煜、左紫薇文指向著名的朱鮪石室，通過將其獨特的畫像配置方式與密縣打虎亭一號墓、遼陽地區(qū)漢魏壁畫墓、四川中江塔梁子崖墓等所見宴飲圖進行對比，推測石室為一座供奉多代死者的家族墓祠，畫像亦包括多位祠主，東漢家族合葬墓流行、皇室推行同堂異室的寢廟制度等，則構成其時代背景。二文一側重圖像與知識之間的關聯(lián)，一留意圖像背后的社會文化面貌，共同展現(xiàn)了漢代畫像石圖像豐富多元的生成元素。
圖像與其繪制時代密切關聯(lián)，這在黃小峰《宋代的交通、旅行與山水畫的圖像體系》中亦有體現(xiàn)。文章將目光投向行旅題材的宋代山水畫，嘗試通過圖像細讀來探索為宋代山水畫建立一種圖像闡釋方法的可能性。基于這一考慮，文章從宋代交通體制、旅行文化和圖像表現(xiàn)之間的相互關系入手，重點討論了幾種主要圖像元素的來源及意義，包括騎驢者、廂軍、車船運輸圖像、驛站等，確認這些圖像元素并非向壁虛造，而是植根于宋代社會。即如作者所說，正是在與旅行經(jīng)驗和交通制度的互動之中，宋代以來的山水畫不斷生發(fā)出新的圖像元素，推動了山水畫圖像體系的形成。由此可見，如果說前文所揭示的圖像與時代的關聯(lián)還存曖昧，黃小峰文則將這種關聯(lián)展現(xiàn)得透徹淋漓，充分彰顯了圖像與時代背景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
需要指出的是，所謂時代背景未必都是整體性的，有著時、地限制的局部背景，亦會對圖像制作施加影響，張南南《所謂玄奘譯經(jīng)圖》即明示了這種可能性。文章首先辨析《洪武南藏》所收沙門義忠撰《百法忠疏》所附卷首扉頁版畫（習稱玄奘譯經(jīng)圖），實際應為法相三祖圖，進而結合圖文構成形式，指出圖文渾然一體，自然過渡，似有以義忠接續(xù)三組（玄奘、窺基、惠沼）的意圖，這與一般認識不同；版畫如此繪制，或與其誕生于流行義忠信仰的義忠故里潞州相關。這里，特定時間、特定地點構成小環(huán)境、小背景，促成圖像文本的創(chuàng)作。
對實體性物質(zhì)文本的研究包括4篇文章。魏斌《漢晉上計簿的文書形態(tài)木牘和簡冊》注意到漢晉時期總覽性上計簿存在木牘和簡冊兩種形態(tài)，前者項目較少，記于單枚木牘，是為簡簿；后者內(nèi)容稍詳，需編聯(lián)成冊，是為詳簿。循此出發(fā)，文章進一步追究上計文書的編制過程，指出在縣郡國、郡國朝廷兩個上計環(huán)節(jié)編制的上計簿，其實包括總覽性統(tǒng)計簡簿（要具簿、集簿）、詳情簿和各種單項統(tǒng)計簿等不同類型的文書，而載體材料采用木牘、簡冊，則視書寫內(nèi)容多寡而定。這樣，通過對上計文書編制過程的還原，各類文書的性質(zhì)與功能得以明晰，其以木牘、簡冊制作的緣由也就不言自明。梶山智史《劉宋〈爨龍顏碑〉所見南中大姓爨氏》則對著名的《爨龍顏碑》之樹立始末進行了勾稽。文章首先結合碑文內(nèi)容與文獻記載指出圍繞寧州地區(qū)的統(tǒng)治，劉宋王朝與地方豪族爨氏之間存在爭奪，進而以《爨龍顏碑》立于禁碑被嚴格執(zhí)行的劉宋時期為線索，指出爨氏家族不惜觸犯禁令興建巨碑，其意乃是借立碑對內(nèi)宣示自己作為寧州實際統(tǒng)治者的政治權威，對外牽制企圖直接統(tǒng)治寧州的劉宋王朝。亦即在作者看來，《爨龍顏碑》固然是對碑主的哀悼和頌德，但更重要的功能則是作為宣示爨氏權威的紀念碑，具有顯著的政治景觀效應。這一思考令人想起仇鹿鳴對唐代德政碑的研究，二者可謂異曲同工。
如果說魏斌、梶山二文討論的物質(zhì)文本仍未脫離文字，出自考古學者之手的兩篇研究則將目光投向完全沒有文字的實體性物質(zhì)文本。張聞捷《曾侯乙編鐘樂懸再思》針對曾侯乙墓編鐘的構成及陳設方式，指出編鐘采用三層鐘簴結構且上層鈕鐘不具備實際演奏功能，系與春秋中期以來諸侯通行的三列樂鐘葬制相關；依靠中、下層甬鐘演奏，源自曾國國君偏好甬鐘的傳統(tǒng)；而擺放成長方形曲尺狀，則是對禮經(jīng)所記多面樂懸制度刻意但又僅限于形式的簡單模仿。亦即在作者看來，曾侯乙墓編鐘呈現(xiàn)如此形態(tài)，乃是時代共性與曾國特性共同作用的結果，由此展示了物質(zhì)文本生成在宏觀層面的諸多淵源。與之相對，彭明浩《龍門賓陽三洞開鑿過程研究》更致力于對文本生成細節(jié)的追索�；�于對云岡石窟營造過程的探討，彭明浩意識到石窟開鑿存在多道工序，進而將此視角移向龍門石窟，考察賓陽三洞在北魏隋唐時期開鑿的過程。文章從洞窟現(xiàn)存工程遺痕出發(fā)，結合其與壁面、龕像的空間關系，反向推導洞窟從原始設計、斬山、造像、施彩到輟工、補鑿的一系列過程，其中對石窟開鑿細節(jié)的探究幾乎達到極致，豐富詳實的細節(jié)展示，令讀者仿佛置身石窟開鑿的歷史現(xiàn)場。
對于非實體性物質(zhì)文本的研究包括2篇文章。祁萌《漢晉不名殊禮淵源臆說劉邦、蕭何的特殊關系，秦吏經(jīng)歷與官文書，官吏交往，人名避諱》圍繞漢晉時期屢屢出現(xiàn)的不名殊禮，嘗試挖掘其初次實踐即劉邦賜予蕭何時的社會淵源。關于君臣間的不名殊禮，儒家頗有解說，但文章并未將劉邦對蕭何的不名簡單比附禮書，而是立足二人實際生活環(huán)境，推測或更受秦代官吏交往中避諱他人私名習慣的影響，亦即劉邦與蕭何的特殊關系、秦吏經(jīng)歷和庶民生活世界的習慣主導了蕭何不名殊禮的創(chuàng)制。這一見解未必即是定論，但無疑展示了不名殊禮源起的另一種可能，提示我們即便在儒家禮說成熟以后，廟堂儀禮仍可能與民間習俗密切相關。郭永秉《更始與一尊西漢前期改元及年號使用起始問題的檢討》聚焦近年來頗受關注的年號起始問題，在反思前人論述的基礎上，提出漢武帝創(chuàng)設年號實際包括改元和加冠年號兩個階段元封元年之前，六年一改元，元封元年后半，正式加冠年號；并認為在年號行用之初，仍多存在不使用年號的情形。通過這一區(qū)分，文獻所見年號行用的諸多矛盾迎刃而解，年號在武帝一朝經(jīng)歷改元、動議到正式確立的醞釀過程也水落石出。文章資料翔實，論證綿密，毫無疑問應是今后年號起始研究的新起點。
以上從個人理解出發(fā)，對本卷專號所收文章內(nèi)容和旨趣作了扼要介紹，限于學識，其中或有把握不到位或理解不準確甚至曲解之處，敬請作者、讀者諒解。要之，由于文本類型不同，加之學科背景差異，不同學者研究文本生成的取徑存有差異，但亦不乏共通之處。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兩點。其一，充分重視細節(jié)。由于文本制作環(huán)節(jié)大多不見諸記載，故對于文本生成，研究者不免會有一些宏觀判斷。這些判斷往往未經(jīng)檢驗，其是否契合事實，不得不說仍有疑問。對文本生成細節(jié)的究明，則可避免這類籠統(tǒng)甚至似是而非的論斷，由此可以更準確地呈現(xiàn)文本生成的具體面貌。俗語所謂細節(jié)決定成敗，這對文本生成研究同樣適用。其二，注重整體把握。文本成于人手，至少經(jīng)過人的改動，故將文本與制作者所思所想相連，勢所必然。不過也應注意到，人類制作文本亦非隨心所欲，諸如時代、地域、材質(zhì)、技術、模板、傳統(tǒng)、禮俗、制度等，亦會構成枷鎖，制約甚至決定文本生成。這也就意味著，在思考文本生成時，應持開放態(tài)度，充分考慮與文本制作相關的各種背景、淵源，唯如此，才能更好展現(xiàn)文本生成的全景，對具體環(huán)節(jié)的理解亦不致發(fā)生歧誤。

孫正軍2020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