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何為中世紀的詩學？

楊慧林

歐洲中世紀詩學或許會引人質疑，這既是因為中世紀本身的某種含混，也是因為詩學在中世紀的獨特意味。如何從不同的歷史劃分中辨識中世紀？如何在神學一統(tǒng)天下的中世紀理解詩學？宋旭紅教授編譯這本書，再次提出了這樣的問題。

通常認為中世紀之說來自意大利人文主義思想家,用以區(qū)分文藝復興和此前的封閉時代。比如彼得拉克就稱之為黑暗時代（Dark Ages），后人則多用中間時代（Medieval Times）來描述這個并非一個世紀的歷史階段（not a century ... but a series of centuries），從而中的涵義愈發(fā)凸顯。后來基督教新教的思想家也沿用這一概念,表示自己才與真正的信仰傳統(tǒng)直接相連,而宗教改革之前只是過渡性的。

但是如果細加追究，這些說法其實都源于中世紀神學家德爾圖良：德爾圖良特別強調未來的圣靈的國度,因而認為現(xiàn)在是罪惡和平庸的中間時代(tempus medium),由此他首創(chuàng)了中世紀這個歷史觀念。德爾圖良的意思是說：人類來自一個完滿的世界，后還要過渡到一個完滿的世界，不完滿的現(xiàn)世只能算是過渡期。此言之所出，尚在羅馬帝國的鼎盛時期，亦是羅馬文學的黃金時代；可見這一過渡期的中間并非以古希臘羅馬和文藝復興的兩個高峰作為參照，卻是中世紀神學家對此世的界說。因而中世紀之說所暗示的，本來是一種彼岸意識，其他則應該是后世的引申。

另一方面，中世紀也未必能作為準確的時間概念。比如奧古斯丁雖然經歷了羅馬帝國的東西分治，卻離西羅馬帝國的衰亡尚有數(shù)十年，因此將其歸入古羅馬時代好像并沒有錯。那么，為什么西方的相關研究總是以奧古斯丁和托馬斯·阿奎那作為重要的中世紀思想家？況且被納入中世紀的古人遠不止奧古斯丁一位。比如比爾茲利《美學史：從柏拉圖到當代》一書，中世紀一章分設奧古斯丁、托馬斯·阿奎那、闡釋理論三節(jié)，其中的寓意批評上起德爾圖良、奧利金、波伊提烏、埃里金納，下至圣維克多的雨果和但丁，乃至中世紀一脈綿延千年。本書所選的文獻同樣如此。

在我有限的閱讀中，大約在1970年代才有研究者論及為關鍵的問題，即：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觀念已經成為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基本坐標，中世紀的文學卻與這種以民族為主體的文化模式明顯不同；中世紀文學是國際的,而不是國族的(Medieval Literature is international, not national)。因此正如本書譯序所引：關于中世紀的文學批評,目前還沒有權威著作。

《歐洲中世紀詩學選譯》所收文獻，曾被西方學者整理為英文，但是據說出版這些材料的機構后來居然倒閉了。中世紀詩學之難，或可由此體會。從現(xiàn)代人的角度看，中世紀詩學當然帶有過渡性的意味；拋開某些神學的演繹，其中似乎大都是對古代學說的歸納甚至重復，未必有多少詩學本身的價值。比如本書所選的八篇文獻，戲劇、喜劇、詩藝、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維吉爾等等都不是新鮮的主題，盡管這些文字可能如宋旭紅教授在譯序中所說 打破了中世紀必屬基督教的刻板印象，又如何才成其為中世紀詩學呢？

除去承上啟下等一般性評價之外，通過承接（或者摹仿）古代詩學,又在文藝復興以及后世得到延展，真正有意味的思想鏈條也許必須還原于獨特的歷史語境和文化形態(tài)；由此才能從創(chuàng)造寓意類比象征符號等強烈的興趣及其暗示中理解歐洲中世紀的詩學觀念和藝術實踐。在這樣的意義上，中世紀所對應的并非時間意義上的希臘羅馬，而是文化形態(tài)意義上的古典；就此區(qū)別中世紀的(medieval)與古典的(classical)，則必然著眼于不同的文化觀念（cultural perspective）。

就此而言，西方學界的許多研究并不盡如人意。比如1952年出版的《英語文學批評：中世紀時期》（English Literary Criticism: The Medieval Phase），僅限于英語文獻而難以貫通線索；1969年出版的《中世紀美學》英譯本（The Esthetics of the Middle Ages），僅限于建筑、雕塑、音樂、繪畫而文學研究則付之闕如；1963年還出版過分析中世紀詩歌詞語結構的《文體學》（Stylistics），更早的則有1928年出版的《中世紀修辭學與詩學》（Medieval Rhetoric and Poetics），但是對中世紀詩學的核心似乎都欠恰當?shù)陌盐�。本書譯序中提及的賽爾登和亞當斯關于文學批評的兩部大書，亦復如是。

艾柯對中世紀研究著力頗深，在他看來，關于中世紀詩學的誤解從鮑姆加登 感性知識的科學、克羅齊 情感的抒情性直覺開始便已注定；有如克羅齊的斷言：托馬斯·阿奎那關于藝術和美的觀念……是寬泛的，……無論對于整個中世紀還是對于托馬斯·阿奎那,美學問題都不是真正的興趣所在。艾柯認為這一判斷足以斷送關于中世紀美學的任何研究，然而如果換一種思路,讓美學指向關涉到美的全部問題領域，那么只需要用哲學的方式閱讀神學，便可以解開其間的糾纏，重新發(fā)現(xiàn)和理解中世紀。

進而言之，歐洲中世紀詩學之提出，本身就是一個有趣的問題。本書不選奧古斯丁、托馬斯·阿奎那等為典型的神學家，而是力圖更多反映中世紀宗教色彩與世俗論題的融通；然而象征著正統(tǒng)和尼西亞信經的阿塔納修絕非普通的信仰者，一旦由他論及《詩篇》的闡釋，諷諭和釋經便必定成為一體之兩面。

印度學學者波洛克曾引用一句戲言：一切宗教爭端都起因于對語法的無知。其由來則是著名的麥克斯·繆勒對《梨俱吠陀》是否允許燒死寡婦的一個詩句的�？�，以為由一個無恥的祭司有意篡改的版本……應對成千上萬無辜犧牲了的生命負直接責任。可惜，繆勒對這一段的解讀和對這一刑罰的理解都錯了。

宋旭紅教授歷經曲折編譯此書，當是從語法的意義上止息歐洲中世紀詩學的爭端，也是以扎實的文獻重新檢驗習以為常的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