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故宮博物院原院長 鄭欣森

個人、組織包括國家組織，要想順利生存和正常發(fā)展，必須及時準確地把握有關自身和周圍環(huán)境的變化，建立正式和非正式的信息溝通渠道�！白嗾邸敝贫日�是清代君臣交流、下情上達最為重要的渠道。

“奏折”最初是以一種非正式的文書形式出現(xiàn)的，作為“題本”的補充，在皇帝“御門聽政”時公開呈送，或用以匯報皇帝交辦事務，或用以向皇帝請恩、請安、謝恩等事情。康熙三十二年（1693）

以后開始向“密折”發(fā)展，乾隆初年以降“密折”奏事的范圍進一步擴大，“奏折”遂與“題本”一樣，成為國家的正式官方文書，并逐漸有了統(tǒng)一的規(guī)定和程式，形成了“奏折”制度。

清代“奏折”制度的產(chǎn)生及推廣，首先是鑒于明代閣臣弄權和太監(jiān)批紅的弊病�！邦}本”文字冗長，處理手續(xù)繁雜，各督撫提鎮(zhèn)的“題本”要先經(jīng)過通政使司，再轉送內閣，經(jīng)十余道票擬手續(xù)后才能 呈報皇帝批閱。皇帝也只能依照內閣票擬程式化的批語加以可否，這樣皇帝裁決政務總是處于被動地位。而“奏折”不通過通政使司轉呈，具奏人派遣專人直接將“奏折”送到乾清門，由奏事處轉呈皇帝親自拆閱和批答�；实鄣呐�示可以完全依照自己的意愿，而不需要同內閣大臣商討，部分剝奪了內閣票擬權。雍正中期又設立軍機處，并把“奏折”的處理程序納入軍機處的軌道，二者互為表里，成為君主推行集權政治的左右手。

“奏折”制度的實行對君臣間的權力進行了再分配，皇帝的權力得到了鞏固和加強。而通過擴

大具折言事官員的范圍，大批地方官可以與皇帝直接聯(lián)系，方便了皇帝直接控制地方行政，同時也削弱了各省督撫的權勢，最終使中央和地方的權力都向皇帝集中。

表面看，“奏折”制度僅是一種文書制度，但它對政治的影響之大，遠遠超過一般衙門的興廢，

它涉及君臣間權力的分配、皇帝政令的施行、地方行政效率的提高、官僚政治上的重大變化，可謂是一種“奏折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