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這本書的誕生歸功于一次夭折的約稿。

2016年12月菲德爾·卡斯特羅去世的消息傳來后，《三聯(lián)生活周刊》聯(lián)系我寫一篇在哈瓦那的實地見聞。我欣然答應。

白天，我忙于采訪拍攝，只能在候場的間歇和身心俱疲的夜晚記錄一整天的經(jīng)歷。睡意比文章的結尾更早降臨。然而天亮后，我又遭遇了更多的人和事，這讓前一晚即將完筆的稿子衍生出新的章節(jié)。

相同的情形發(fā)生在接下來的每個晚上，猶如阿拉伯民間故事《一千零一夜》的劇情。我總懷疑哈瓦那就是那個美麗機智的山魯佐德，千方百計地阻止我把文章結束掉。終，當雜志的特刊已經(jīng)截稿送印了，這篇約稿還沒有寫完。

幾個月后，我終于將文稿完結。它成了書的章。

在我十余年的駐外生涯中，絕大多數(shù)選題和歷險都是主動尋覓所獲，古巴是一個例外�；仡櫱昂缶糯伪几肮虐偷牟稍L，我堅信自己得到了新聞之神的眷顧。這個被時光凍結的國度在短短幾年間發(fā)生了巨變，我如同親眼見證一場來自佛羅里達海峽的颶風掠過蔗田遍布的島嶼，從起風前略顯沉悶的平靜，到氣勢洶涌地過境，再到消散。從此，歷史的反復對我來說不再只是一種形而上學。

然而，這本書并非古巴之旅的疊加。無論從時間的縱深，還是理論的詮釋上來看，古巴都是一個過于龐大復雜的觀察對象，遠遠無法以它的面積作為參照。我試圖記錄的是當下的氣氛和人的狀態(tài)，如果沒有這些，再重大的新聞事件都會被過濾成一個毫無表情的短句。

歷史總是強迫記者在古巴的命題上選邊站，這是不公平的。我始終認為，不存在正確的一邊，過度標榜的客觀終都會被證明是自我催眠。我能夠遵循的是內心的喜好和價值判斷，它的局限決定了動機的單純。

作為一個駐外記者的作品，這本書也無法擺脫多地輾轉的命數(shù)。除了哈瓦那，我在福建、里約熱內盧、芝加哥、加州寫它，中途也曾多次中斷。距離能創(chuàng)造有用的視角，雖然屏蔽了一部分細枝末節(jié)，卻能構建出一種開闊的敘事。尤其當后幾個章節(jié)在美國完成，這似乎暗示了新的延續(xù)。

這是我的第二本書。記者這份職業(yè)為我的好奇心和莽撞提供了所有的借口，但我已經(jīng)感覺到新聞報道寫作對于文字創(chuàng)作的日常啃噬。每一次動筆都是一場戰(zhàn)役。

現(xiàn)在，我把評判勝負的權力交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