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巳之變：崇禎皇帝與袁崇煥的一年之癢


四百年來，在世人眼中，袁崇煥的地位曾一落千丈，直墮地獄之下，然后又開始反彈，一度直抵云霄之上，現(xiàn)在又有點兒下跌。我們不禁要問，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評價，到底有沒有客觀標準？為什么對同一人、同一事的評價會如此大起大落？
金庸評價袁崇煥“真像是一個古希臘的悲劇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氣，和敵人作戰(zhàn)的勇氣，道德上的勇氣。他沖天的干勁，執(zhí)拗的蠻勁，剛烈的狠勁，在當時猥瑣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顯得突出”。這是非常正面的評價，而且影響非常廣泛，遠遠超過歷史學界對袁崇煥的評價。當然，同時也有很多反面的評價，像明末的朱舜水（他是一個堅貞不屈的人，因不愿臣服于清朝而逃到日本）就說袁崇煥“前后賣國，繼喪遼陽、廣寧，滋蔓難圖”。二人對袁崇煥的評價顯然是截然相反的。
在袁崇煥督師遼東的時候，發(fā)生過一個重大的事件。崇禎二年，皇太極在經(jīng)歷過寧錦之役的挫折之后，認識到正面硬攻關寧錦防線不可行，損失太大；而與袁崇煥議和又未果（因為袁崇煥堅持要求后金歸還遼東失地，這是他絕不能答應的），于是皇太極改變了戰(zhàn)略戰(zhàn)術，決定西向繞行蒙古，于崇禎二年十月攻破了長城大安口（今河北省遵化市以北）。
那么，后金軍攻破大安口，袁崇煥是否負有責任呢？崇禎皇帝在圣旨中說“關內疏虞，責有分任”，就是說大安口這一段薊鎮(zhèn)的長城防線不屬于遼東督師，而屬于當時總理薊遼兵務的劉策。所以在皇太極領兵繞過關寧錦防線攻克大安口這件事上，袁崇煥并不承擔責任，大安口并不像有些人所講的那樣是袁崇煥的防區(qū)。袁崇煥在寧遠得到警報以后，馬上命令山海關總兵趙率教率領四千騎兵馳援遵化，自己也親率錦州總兵祖大壽及麾下九千騎兵隨后入關救援。十一月初四，趙率教戰(zhàn)死于遵化，全軍覆沒。同一天，袁崇煥兵至山海關，入薊鎮(zhèn)后得知遵化已經(jīng)被后金軍攻克，巡撫王元雅自盡。袁崇煥在榛子鎮(zhèn)接到圣旨，獲得了調度指揮全國各地援兵的權力。袁崇煥向崇禎皇帝保證，不會讓后金軍過薊州城（今天津市薊州區(qū)）。但由于幾萬后金軍突然潛越薊州，袁崇煥沒有阻擋住�，F(xiàn)在很多人說，薊州就在谷口的西出口處，后金軍從谷口出來，在薊州城上一定會看到，所以袁崇煥是故意放后金軍攻打北京，目的是想要逼迫朝廷同后金議和。他之所以這么做，是因為他知道五年復遼是空話，怕承擔責任。事情是不是這樣呢？事實上，薊州城的東南方是一系列的小丘陵，海拔一二百米，相對高度不到一百米，另外還有霍家峪、紅花峪等多條山谷可以通行，甚至史各莊一線還有寬達一公里的平原通道，所以薊州城根本不是什么“必經(jīng)之地”。后金軍連高大險峻的燕山—長城一線都能突破，難道會穿越不了這些低矮的丘陵嗎？
后金軍直奔北京而去，袁崇煥率領九千關寧騎兵搶先到達了北京城下。但是這時候發(fā)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袁崇煥要求遵循大同總兵滿桂的成例，讓軍隊進北京城休息，但是被崇禎皇帝拒絕。這件事非常微妙，說明崇禎皇帝信任大同總兵滿桂率領的軍隊，卻不信任袁崇煥率領的關寧軍。因為那時候崇禎皇帝受到關寧軍引后金軍入塞流言的影響，已經(jīng)對袁崇煥心生懷疑了。關寧軍駐守北京廣渠門外，背城野戰(zhàn)，戰(zhàn)斗特別激烈，雖然擊退了后金軍，但袁崇煥本人卻中箭。當時身在關寧軍中的朝鮮使臣李忔在《雪汀先生朝天日記》中記錄“袁崇煥甲衣上中二箭，祖大壽中左手”，可見戰(zhàn)況確實很激烈，而且雙方基本打成了平手，死傷相當。后金軍暫時被關寧軍擊退后，十二月初一，崇禎皇帝召見袁崇煥以及祖大壽、滿桂、黑云龍等總兵。一見到袁崇煥，崇禎皇帝就質問他當年為什么要殺毛文龍，為什么在北京城下逗留不戰(zhàn)，致使北京城外的老百姓遭受了這么多的罪。據(jù)說袁崇煥回答不出來，崇禎皇帝立即下令錦衣衛(wèi)將袁崇煥逮捕。祖大壽這個“第一戰(zhàn)將”嚇得面無人色，出城后立即率領手下關寧軍東奔，出山海關回錦州去了。崇禎皇帝讓大學士孫承宗發(fā)了幾道命令，甚至下了圣旨，要求祖大壽回援北京，但祖大壽堅決不聽，打出了山海關�；侍珮O聞訊大喜，派出使者招降祖大壽，但被祖大壽斬殺。關寧軍走后，后金軍趁機包圍北京城，總兵滿桂率領四萬大軍被逼出戰(zhàn)，在永定門外全軍覆沒，滿桂、孫祖壽兩個總兵戰(zhàn)死，麻登云、黑云龍兩個總兵被俘，“馬步數(shù)萬，一擲而空”，再一次證明明軍在野戰(zhàn)中遠不是后金軍的對手。唯一能與后金軍野戰(zhàn)的只有關寧鐵騎，就是祖大壽率領的這支部隊。崇禎皇帝情急之下，命令大臣去勸說獄中的袁崇煥寫信給祖大壽；袁崇煥寫了信，要求祖大壽回援北京，這樣祖大壽才回來，并且收復了關內被后金軍占領的四座城池。
這就是后金軍的第一次入塞，因為時值己巳年，史稱“己巳之變”。它徹底改變了戰(zhàn)爭雙方的態(tài)勢，證明了孫承宗、袁崇煥投入巨資建設的關寧錦防線無法阻擋后金軍，他們可以繞過防線攻入明朝的腹心地帶。事實上，隨后后金軍又如法炮制，五次入塞，殺傷擄掠了大量軍民，證明僅靠堅城大炮的防守無法贏得戰(zhàn)爭，明朝的命運至此已注定無法挽回了。但令人驚訝的是，皇太極沒有聽從手下將領的勸說去攻打北京城，他說不愿意看到后金軍遭受更多的損失，于是返回遼東。在包圍北京的時候，皇太極多次派人到城里想要和崇禎皇帝議和，都被堅決拒絕�！凹核戎�變”是皇太極指揮策劃的非常大膽的軍事行動。他敢于不要后方、不要后勤，孤軍深入腹心之地，包圍北京，殲滅了幾萬精銳明軍，殺死、俘獲了明軍六名總兵，粉碎了明朝想依靠關寧錦防線筑壘推進，進而收復失地的構想；對明朝京畿之地長達四個月的劫掠，嚴重削弱了明朝的國力與信心，這標志著雙方戰(zhàn)爭進入到后金軍全面進攻的階段。
袁崇煥入獄后，被關了大半年，最后被崇禎皇帝下令凌遲處死。罪狀有很多，說袁崇煥“付托不效，專恃欺隱”，還把糧食賣給蒙古人，而且想和后金議和，殺了毛文龍。最關鍵的是，崇禎皇帝認為袁崇煥故意放縱后金軍長驅直入，致使北京城被圍，而且兵臨城下的時候又帶著以前與后金和談的中間人（一位喇嘛），還要求關寧軍入城，證明袁崇煥心懷不軌。
也許是深受評書、戲劇、章回小說的影響，不少人評論歷史事件總是喜歡簡單化，將成功或失敗都歸之于某一個人，成功是因為有忠貞愛國者，失敗則是因為奸臣當?shù)�，有賣國賊。袁崇煥此時便不幸成為“己巳之變”的替罪羊，承擔戰(zhàn)敗的責任，這樣一來大明朝野上下就不需要認真總結反思了。
自薩爾滸之戰(zhàn)后，損兵失地、節(jié)節(jié)慘敗的根本原因在哪兒？崇禎皇帝既然不知道原因，就談不上認真想出符合實際的應對策略，只能從失敗走向更大的失敗，從找一個替罪羊到找另外一個替罪羊。為什么袁崇煥“頓兵不戰(zhàn)”“逗留城下”？
因為關寧軍也不是后金軍的對手。在廣渠門下背水一戰(zhàn)，背靠城墻，后金軍很難形成合圍，關寧軍總算打了一場規(guī)模其實并不太大、死傷在幾百人上下的戰(zhàn)斗，雙方打了一個平手。他要是率領九千騎兵與幾萬后金騎兵進行正面野戰(zhàn)對抗，完全是自殺、找死。一直到崇禎二年，明軍可與后金軍對抗的部隊只有祖大壽率領的九千關寧鐵騎而已。滿桂率領的天下援兵四萬人，一天之內就被后金軍全殲，四個統(tǒng)帥非死即俘，失敗得徹徹底底。缺乏一支可以和后金正面對抗的精銳部隊，是明朝面對后金的最大弱項。
皇太極還曾仿照《三國演義》中的“蔣干盜書”，對崇禎和袁崇煥實施反間計。他將兩個被俘的太監(jiān)放回北京，讓這兩個太監(jiān)在北京城中到處散布袁崇煥將勾結后金、入塞圍京的謠言。現(xiàn)在有不少人認為，皇太極的這個反間計完全是后人編造的，但實際上確有此事，當時的明朝人比如談遷、張岱、黃宗羲等都曾留下記錄，說聽到過袁崇煥與后金勾結的消息�；侍珮O也曾對后金軍中的朝鮮使者實施過同樣的反間計，但被朝鮮使者識破。朝鮮使者將此事匯報給了朝鮮國王：“則骨大辟左右，附耳語曰：‘袁經(jīng)略果與我同心，而事泄被逮耳�！�此必行間之言也�！惫谴蠹待埞谴螅�是后金將領英俄爾岱的朝鮮語稱呼。只可惜，崇禎皇帝的智商不及朝鮮使者，朝鮮使者一聽就知道后金是在行反間計。明朝、后金、朝鮮三方證據(jù)一致，顯然后金用了反間計之事并非虛構，但是這并不是袁崇煥的全部罪狀，只是壓垮袁崇煥的最后一根稻草。崇禎皇帝也不可能笨到真的完全相信太監(jiān)的傳言，只是傳言印證了他一向的懷疑，即袁崇煥打算引金兵入塞，包圍北京，以戰(zhàn)迫和，甚至通敵賣國，所以才在城外逗留，不敢與后金血戰(zhàn)。最關鍵的是，崇禎皇帝一直在深宮之中，哪怕他去永定門城頭看一看四萬精銳大軍是怎么一瞬間被后金軍消滅的，都不會懷疑袁崇煥，質疑他為何不敢率軍與后金軍正面血戰(zhàn)。如果袁崇煥真的是叛徒、賣國賊，他怎么可能在獄中寫信讓祖大壽回援北京？如果袁崇煥作為統(tǒng)帥是叛徒、賣國賊，他手下率領最精銳部隊的頭號大將祖大壽怎么可能不與他合謀，否則這個國怎么賣呢？如果祖大壽也是賣國賊的話，他又怎么可能聽袁崇煥的話，回師救援北京呢？
所以，此事從邏輯上是完全講不通的，袁崇煥和祖大壽不可能是賣國賊。又有一些人認為袁崇煥是由清廷平反的，后來又把他吹捧上去了，這也不符合事實。實際上南明（明朝在南京建立新政后歷經(jīng)四帝，后人稱之為“南明”）永歷皇帝就為袁崇煥平反了，并且贈謚號“襄愍”；清朝官修的《明史》對袁崇煥的評價并不高，甚至有點兒苛刻，說“崇煥智雖疏，差有膽略”，意思是袁崇煥志大才疏，沒什么本事，但有點兒膽量。
在明末大勢下，僅靠一個人的力量無法挽狂瀾于既倒，北京城下四萬明軍一天被殲，說明明軍的戰(zhàn)斗力遠弱于后金�！拔迥陱瓦|”確實只是夸海口的大話，“己巳之變”讓此大話成為笑柄。年輕的崇禎皇帝惱羞成怒——期望太高導致失望太大。當時明朝大臣的通病，就是很多話都是安慰皇帝、激勵士氣的口號而已。但畢竟五年期限未到，因為袁崇煥吹牛說“五年復遼”而殺之肯定不行，所以其罪狀中并沒有這一條。之后崇禎皇帝最寵幸的楊嗣昌還說過“百日平賊”（一百天之內消滅農民軍），最后兵敗自殺，崇禎卻沒有因為他吹牛而事后追究，而是大為痛惜。這個標準都是雙重的。
我覺得孟森先生對這一段公案的評述講得特別好：庶知三百年公論不定，一翻明末人當時之記載，愈墜云霧中。論史者將謂今日之人不應妄斷古人之獄，惟有求之故紙，憑耳目所及者之言以為信。豈知明季之事，惟耳目相及之人，恩怨是非尤為糾葛。就是說，明末留下的史料太多，私家記述也特別多，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立場，有極其痛恨袁崇煥的，也有極其愛戴他的，所以每個人寫下來的東西都不完全一樣。三百年后，人們看到這段公案，云里霧里，根本弄不清楚事實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好在現(xiàn)在史料更加豐富，有朝鮮人的目擊證明，比如證明毛文龍確實和后金是勾結的，證明后金確實實施了反間計，崇禎皇帝確實上了當。我個人認為，清乾隆皇帝對袁崇煥的評價相對來說客觀一點兒，他說袁崇煥這個人稍微有點兒才，但不是太大，很粗率，此前平臺召對的時候大言不慚，“五年復遼”是說大話。不過乾隆皇帝又說，毛文龍雖然彪悍不遜，不聽命令，但袁崇煥殺他也是不對的，證明此時乾隆皇帝也沒有看到滿文檔案中毛文龍勾結后金的投降書。相對而言，除了斬殺毛文龍一事，乾隆皇帝對袁崇煥的評價還是比較中肯的。
總的來說，找一個替罪羊是逃避自己與團體責任的最佳途徑，反映在明末就是所謂的“黨爭”，但這只是一種非常膚淺的理解，黨爭只是內部矛盾激化到?jīng)]法解決的時候推出替罪羊的一種手段。而且更關鍵的是，殺了袁崇煥以后，還會再出一個敢守孤城、敢于同后金軍正面野戰(zhàn)的統(tǒng)帥嗎？不會了。所以《明史》云“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明朝滅亡已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