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瘟疫、饑荒以及其他災禍等嚴峻形勢，對于那些救死扶傷的人士而言，會使他們的善行義舉更為迫切。同理，當政治行為體隔三差五做出稀奇古怪、極具個性的事情時，注定會大大推動學術界關于人格與政治關系的研究，盡管該領域充滿了爭議。
1974年的美國正面臨這樣的局面。這次著手撰寫新版前言，恰逢備受煎熬、自毀長城的總統(tǒng)理查德·尼克松剛剛辭職，由于本書早于1969年出版，如今再版，我就必須要從尼克松特別呈現(xiàn)的一些政治人格特質(zhì)來解釋這一熱點議題，顯然從總體上看，這不僅涉及總統(tǒng)本人，也與這屆美國政府的其他高層領導人相關。而且，這剛好也是整理1969年本書初版之后人格與政治研究相關研究成果的機會，簡略的梳理工作可以通過綜述近的文獻完成，其中包括我的兩項研究。早期學術界對人格與政治的研究興趣，曾經(jīng)是由當時出現(xiàn)的重大歷史事件而激發(fā)的。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從常用的情境角度來研究某國家及該國領導人的行動，并不能取得令人滿意的解釋，由此催生了一大批關于人格與政治的追問與思考，這些相關的議題包括威權主義人格研究，從群眾運動角度對納粹現(xiàn)象的探討，德國（或其他國家）國民性格分析，以及納粹頭目的心理特質(zhì)分析（可以借助比較久遠的心理傳記、心理學家和精神科醫(yī)生對監(jiān)禁中的納粹分子所進行的采訪來開展）。
水門基本上成了描述尼克松總統(tǒng)駭人聽聞的丑行的符號，水門事件的發(fā)生，一時間使得從心理層面分析尼克松成為學術界的重點。在尼克松就任總統(tǒng)之前，他不過是研究者從心理角度猜想推測的對象，但是圍繞他當選后的行為，特別是他第二次當選后的行為，討論相關問題時就迫切需要考慮其人格特質(zhì)。源于獨特動力的人格，甚至使尼克松自己供出了關于自身人格特質(zhì)的證據(jù)，這是以健在政治人物為研究對象的學者們通常無法獲得的資料，包括尼克松與他的助手們私下溝通的錄音帶，這些錄音能連累人，也能說明問題。
當政治學學者不考慮尼克松總統(tǒng)生涯半途而廢的心理動力原因時，實際上就是將這個地盤拱手讓給了公共作家或者其他學科的研究者，比如那些對于政治現(xiàn)實并不敏感的精神病專家。看看下面這則由多年報道華盛頓情況的英籍記者所做的強硬論斷，就是典型新聞風格的心理分析例子。回顧了一系列針對水門事件的非心理層面的解釋后，彼得·詹金斯（Peter Jenkins）在尼克松辭職之前寫道：
他當眾展現(xiàn)出傳統(tǒng)的、基要派的宗教價值觀，盡管缺乏強烈的奉獻精神或者堅定的理想信念，但卻依然使他獲得了總統(tǒng)職位。他的對抗性人格是令人討厭的，不過，所幸的是他并不擅長于運用權力，而且也沒什么方向性，甚至把現(xiàn)象當本質(zhì)，關注小恩怨而不是全方位壓制對手。正如霍爾德曼（Haldeman）所抱怨的：我們是如此（曾被刪掉的形容詞）老實，以至于我們每次都會被抓住。一個公關顧問的確不具備成為專制元首的潛質(zhì)。整個水門事件代表尼克松總統(tǒng)任期的典型特征欺騙、丟人和無能。
怎么會發(fā)生這樣的事情？可能碰巧美國人民把尼克松選為總統(tǒng)是個不幸的決定。但是他們怎么會知道尼克松可能是個神經(jīng)病？怨誰呢？怨就怨尼克松尼克松就是那個罪魁禍首。政治學家將會怎樣評價這樣的觀點？
從人性的角度來解釋這樣轟動全美的水門事件以及其他引人注目的政治現(xiàn)象時，與其他領域的人士相比，政治學家如何才能更加嫻熟？
這恰恰是本書關心的議題，以如今的形勢來看，與初版相比，本書新版現(xiàn)在似乎更合時宜。
具備不同人格特質(zhì)的行為體，在政治領域既可能失敗也可能成功。尼克松時代其他一些非常著名的政治人物出身于學者、在國際舞臺上縱橫捭闔的外交家，如亨利·基辛格，也曾經(jīng)是許多心理學研究的對象。從基辛格的諸多學術論著來看，他并不認可從心理范疇對政治現(xiàn)象進行解釋的做法，盡管他也注意到許多政治人物自己常常做出這樣的解釋，但他卻認為這種傾向是美國外交界領導人天真幼稚的表現(xiàn)。然而，就任國務卿之后，他卻樂意接受自己外交上的成就給他本人帶來的盛譽，樂意將那些他參與外交斡旋所取得的許多重大成就歸因于他自己的個人特質(zhì)。
眾所周知，基辛格個人對于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的世界政治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下文將提到的以色列外交部長阿巴·埃班（Abba Eban）的陳述，較好地總結了這一觀點。埃班的評論雖然強調(diào)的是基辛格對于推動阿以和平進程的貢獻，這些評論實則代表了對多次活躍于各種政治舞臺的基辛格的杰出才能的稱贊。
依我看，國務卿基辛格所發(fā)揮出來巨大的個人作用，反駁了如下觀點：歷史是非個人的力量與個人力量在其中不起作用的客觀情境所塑造的……我認為人的確很重要。我堅信，將美國的威望與國務卿基辛格博士的杰出才能聯(lián)系起來，
對于創(chuàng)造新的政治氛圍，是至關重要的。畢竟，十月戰(zhàn)爭之后的局面較以前大為不同。進展取代了僵局；談判磋商也取代了花言巧語，因而我覺得美國和美國國務卿頗負盛名。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正如本書開頭指出的，當我們近距離觀察政治現(xiàn)象的日常細節(jié)時，政治行為體的人格特質(zhì)似乎是無所不在的。一個與該觀點的有趣類比，正是我們在近極具影響力的解釋集體政治現(xiàn)象的層次分析范式中發(fā)現(xiàn)的，運用這一研究模式，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ison)在其著作《決策的本質(zhì)》中，對外交政策的形成過程進行了分析。艾利森提到了研究集體政治行為的三種模式。種模式，追隨經(jīng)濟人理論模型，在研究中把國家視為單一理性行為體。正如艾利森所指出的，運用這樣的研究模式，并不能就諸如古巴導彈危機這樣的事件做出充分的解釋，因為，當我們將理性行為體假定引入對一連串相關事件的分析中時，會涌現(xiàn)出一系列處置古巴導彈危機的可選方案。他緊接著描述了第二種分析層次，在該層次進行研究時，不再將國家視為一個單一行為體，而是把國家看成官僚機構的集合體。圍繞這些機構之間的常規(guī)工作以及競爭關系展開分析，能夠用來解釋對理性的偏離。由此，美國中情局和海軍部門的官僚們，關于到底是誰、究竟應該做什么的問題表現(xiàn)出分歧，對他們之間的分歧進行研究，似乎有助于解釋美國在偵察蘇聯(lián)往古巴部署導彈情況方面的遲緩表現(xiàn)。但是，艾利森也注意到了，就算是運用官僚模型所做出的解釋，也不是完全令人滿意的。
在這種第三層次的研究中，雖然艾利森并沒有進行心理分析，但是他明確指出了眾多行為個體及其人格特質(zhì)的重要性。
該層次所開展的細致政治分析的核心在于人格。每個人的抗壓方式，每個人的作風，這些人格特質(zhì)和風格彼此之間的聯(lián)系與沖突，都會綜合起來體現(xiàn)在政策中，都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艾利森在對古巴導彈危機進行分析時，對該危機所涉及的各個主要行為體人格特質(zhì)的討論，基本上還是停留在淺表層面。但是，研究者可能、甚至一些分析人士必定會試圖由此展開對以下問題的明確闡釋：行為體是如何抗壓的，這種抗壓方式如何影響到其行為風格，如何影響個體層面、國際層面的政治結果。
艾利森針對如何將國家視為單一理性行為體的研究思路進行了分析，非常有趣的是，要使這樣的分析變得更有說服力，研究者需要把國家分解為持有不同目標和規(guī)程的官僚單位的組合，并將這些單位直接類比為政治科學家和行為科學家研究的個人（包括單一行為體和類型行為體），正如我在其他學術討論中所指出，有一系列不同于還原主義的研究模式，可以幫助政治心理學找到實現(xiàn)準確性和合理性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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