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為篤論！明末清初的學術思想的演變，受明朝危亡、明清易代、異族入主等時事的影響甚大。那么，由清初恢弘博大的學術到乾嘉考據學的爐火純青，其間，又受什么時事和人事的影響呢？以往許多學者分析認為是文字獄的迫害和清廷的高壓所致。事實上，在康熙朝的中后期（“戴名世獄”以前），對漢人的思想控制并沒有想象的那么恐怖，而是出現(xiàn)了一個相對寬松的時期，這就有必要對康熙的文化政策作具體的分析。其中，博學鴻儒的征召，是其崇儒右文之文化政策的重大舉措，對當時的學術發(fā)展的影響不可小覷。
    從學術思想的發(fā)展來看，步人清代，高度發(fā)展的宋明理學逐漸衰落了。在動蕩變革的歷史時代，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眾多的思想家、學者在反思和救亡圖存的過程中，承襲著明末東林黨人的“由王返朱”修正王學的思想脈絡，繼承和發(fā)揮了明末經世致用和實學思潮，著手于崇實黜虛的救亡實學，將理學由“尊德性”轉向“道問學”的層次，由重義理的發(fā)揮轉向對經典的闡釋，開啟了經學的時代，將學者的注意力引向了文獻典籍。到了乾嘉時期，經史考據，風靡學界。文字、音韻、訓詁、輯佚、目錄、版本等學問迅速發(fā)展，蔚為大觀，成為清代最具特色、成就巨大的學派。那么，從顧、黃等大師到乾嘉學者其間幾十年的時間里，經歷了怎樣的學術轉換和承接過程？由哪些人來具體承接？
    筆者將目光集中到受顧炎武、黃宗羲等大師深刻影響的學者以及活躍在當時學界的人物諸如閻若璩、胡渭、萬斯同等人身上。大致分析顧、黃等大師及閻、胡、萬的交游狀況就會發(fā)現(xiàn)，他們與博學鴻儒朱彝尊、潘未、毛奇齡、汪琬等人往來密切，不斷切磋學術。而且，都在博學鴻儒開科期間會聚京師，參與《明史》、《一統(tǒng)志》的纂修。筆者將他們稱為鴻儒一代學人，并將之與顧、黃等大師區(qū)別開來。因為兩者的學術風格、研究宗旨、研究內容既有相同之處，有承襲，更有迥異之處，發(fā)生了由通經致用之學向經史考據之學的轉變。鴻儒一代的學者，開始注目于經史的考據，致力于對傳統(tǒng)學術的整理、總結，經世致用精神和民族思潮淡化了。學者們以經學為己任，具有保護文獻的高度責任心，其興趣開始在“道問學”中尋求知識本身的意義和價值，他們直接開啟了乾嘉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