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本序

抗日戰(zhàn)爭時期，我在昆明，接受友人的建議，于一九四二年二月起始翻譯席勒的《審美教育書簡》。那時我不自量力，既對于與席勒美學思想有密切聯(lián)系的康德哲學缺乏研究，又沒有翻譯哲學著作的經(jīng)驗，便拿起筆來譯這部書，的確是一件冒昧而近于荒唐的事。翻譯前幾封信時，還比較順利，到第十一封信以后，原文越來越枯燥，內(nèi)容越來越抽象，譯時困難叢生，仿佛感到原作者也在為他思考的問題痛苦地絞著腦汁。在技術方面，對于席勒當時運用的術語更不容易找到恰當?shù)淖g詞。又如Spiel（游戲）、Form（形式）、Schein（假象）等日常慣用的詞匯，席勒都賦予更為高深，甚至與一般理解相去甚遠的涵義。這些字用通常譯法譯出，很難表達出它們在《書簡》中的重要意義；若另覓譯詞，又恐發(fā)生曲解。雖然遇到許多不容易克服的困難，但是我在教書和寫作的余暇、敵機日夜空襲的干擾下，還是在一年內(nèi)斷斷續(xù)續(xù)把二十七封信譯完了。譯完后，自知這是一件失敗的工作，便把譯稿放在故紙堆中不敢問世。時過四十年，幾經(jīng)變亂，不少心愛的圖書、信札或途中失散，或室內(nèi)遭災，而這一束欲棄未能的舊稿卻安然無恙，一再在我清理舊物時出現(xiàn)，反而成為我的負擔。

范大燦同志研究文藝理論，尤關心德國文學古典時期的美學。他聽說我有這部陳舊的譯稿，一再向我問及。后，我在一九八二年懷著一種有丑不能不獻的心情，把譯稿找出來交給他，請他審校。他收到譯稿后，細心校閱，做了不少合理的改動，并附加了詳盡的提要和注解，這用去了他一年內(nèi)大部分的業(yè)余時間。由于席勒把美分為熔解性的美和振奮性的美兩種，而在《書簡》中只闡述了前者，沒有論及后者，范大燦同志又譯出了席勒另一篇《論崇高》，作為補充。席勒這部著作的譯本得以和關心美學問題的讀者見面，主要靠范大燦同志為此付出的大量勞動�；仡櫸业呐f譯，只能說是個初稿。這譯本標明是我和范大燦同志的合譯，是符合實際的。席勒在這二十七封信里的思辨過程，譯者在提要和注解里都試行做了說明，這里不另贅述，我只想把席勒寫作《書簡》的時代、席勒所提出的美的任務以及我們怎樣看待《審美教育書簡》等問題略作論述和交代。

歌德在一八二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向他的秘書愛克曼說：我和席勒的結(jié)交完全有一些神靈在驅(qū)使；我們被引到一起，不早不晚，恰好在那個時期，我早已從意大利旅行回來，而席勒起始對于哲學思辨感到厭倦，這是很有意義的，對我們二人都產(chǎn)生的成果。歌德于一七九四年與席勒訂交。從一七九○年到一七九四年是席勒潛心于哲學思辨的時期，這也正是歐洲各國在法國資產(chǎn)階級革命爆發(fā)后社會各階層起著不同反應、思想意識發(fā)生巨大變化的時代。當時在德國，幾乎每個著名的哲學家、文學家的思想變化都或多或少地與法國革命的影響有關。他們注視著革命的進程和發(fā)展，對于進步勢力與反動勢力激烈斗爭互相消長的各階段，常常表示自己的看法和態(tài)度。席勒哲學思辨時期重要的著作之一是《審美教育書簡》，這部《書簡》的產(chǎn)生也是與席勒對法國革命的看法有著聯(lián)系的。

席勒是德國文學狂飆突進后期的代表人物。他青年時創(chuàng)作的劇本《強盜》（1781）和《陰謀與愛情》（1784），聲討強暴，抨擊封建制度，把統(tǒng)治階級的陰險狡詐和宮廷中腐化墮落的生活揭露得淋漓盡致；這無異于在當時空氣沉悶的德國吹起革命的號角。一七八二年《強盜》在曼海姆首次上演，轟動一時，成為德國戲劇史上一個劃時代的盛舉，其意義的重大不下于八年前歌德《少年維特之煩惱》的出版。德國由于政治經(jīng)濟落后，革命條件沒有成熟，致使狂飆突進運動缺乏社會基礎，不可能進一步發(fā)展為革命的行動。不進則退，它的聲勢也就逐漸消沉下去了。席勒也逐漸擺脫了狂飆突進的精神，轉(zhuǎn)向研究歷史，隨后又鉆研康德哲學。一七八七年席勒在劇本《堂·卡洛斯》里宣揚自由和人道主義理想。一七八九年他被聘為耶拿大學有職無薪的歷史教授，在就職講演中熱情稱贊當代是人類歷史發(fā)展重要的一個階段。一七九一年，他著文評論狂飆突進一個著名詩人畢革爾（Brger，17471794），指責他詩歌里的民歌格調(diào)流于庸俗，不能表達人類的崇高思想；這評論在當時引起強烈的反應，實際上也是作者對自己過去的狂飆突進時期進行自我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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