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書的寫作，源自一位歷史學家的探索，亦即嘗試如何用不一樣的方式講述過去。馬丁·蓋爾的故事，已被復述過許多次了。在16世紀40年代的朗格多克，一個富裕的農民拋妻別子，舍下家業(yè)，一去多年，杳無音信；后來，他回家了或者說，人人都以為他回來了然而，在三四年美滿的婚姻生活后，妻子卻說她被一個冒名頂替的騙子給蒙騙了，于是將他送上了審判席。到最后一刻，就在那個男人幾乎讓法庭相信他就是馬丁·蓋爾時，真正的馬丁·蓋爾出現了。這個案子馬上被寫成兩本書，其中一本是由法庭的法官寫的。法國各地的人都在評論這個案子，其中包括了偉大的蒙田。好幾個世紀以來，講述著名騙子與著名案子（causes célèbres）的書籍，都在復述著這一故事。在四百年前發(fā)生此事的比利牛斯山區(qū)的村子阿爾蒂加，人們對這個故事仍然記憶猶新。它為一部劇本、兩部小說與一部小歌�。╫peretta）提供了靈感來源。

頭一次讀到那位法官的記錄時，我心想：這應該拍成一部電影。在過去的事件中，歷史學家很少會發(fā)現如此完美，或是擁有如此戲劇性并具有大眾感召力的敘事結構。我碰巧了解到，電影劇本作家讓克勞德·卡里埃爾與導演達尼埃爾·維涅正著手撰寫同一主題的劇本。于是，我加入他們的行列，《馬丁·蓋爾歸來》（Le Retour de Martin Guerre）這部電影，就是我們三人合作的成果。

悖謬的是，越是參與影片的制作過程，我想要超越它的胃口，便越發(fā)被吊起來了。這促使我更為深入地探究這一案子，對它進行歷史的解讀。為演員而不是為讀者寫作，對16世紀人們的動機提出了新問題比方說，他們是否像關注財產那樣關注真相。看著杰拉爾·德帕迪約一路摸索著，進入冒牌的馬丁·蓋爾的角色，我悟到了新的路子，去思考阿諾·迪蒂爾這一貨真價實的騙子的所作所為。我感到我擁有了自己的歷史實驗室，它提供的不是證據，而是歷史的可能性。

與此同時，影片脫離了歷史的記載，這讓我感到苦惱。蓋爾一家的巴斯克背景*被割舍了；鄉(xiāng)村的新教被忽略了；更有甚者，那位妻子的兩面派花招以及法官的內心沖突被弱化了。這些變動或許有助于賦予影片強有力的簡潔風格，讓馬丁·蓋爾的故事首先成為一個傳奇故事，但它們也讓實際發(fā)生的事情變得難以解釋。在這個對一個村莊進行美麗而扣人心弦的電影攝影學的再創(chuàng)造的過程中，可曾為不確定因素、也許、或許是它們是歷史學家在證據不足或含糊其辭時的救命稻草留下空間呢？我們的片子是部令人激動的懸念片，它讓觀眾跟原來的村民與法官一樣，都無從搞清結局。但這可曾給反思16世紀的身份認同的意義留下了空間呢？

因此，這部片子給歷史學家提出了虛構（invention）的問題，確定無疑，馬丁·蓋爾的妻子也曾面對這個問題。我不得不回到我原來的行當，甚至離開比利牛斯山區(qū)，一頭扎入富瓦、圖盧茲與歐什的檔案堆里。我想運用過去留給我的每一份文件，對這一引人注目的故事，第一次進行全方位的史學分析。

我想弄清楚馬丁·蓋爾為何離開村子，他去了哪里，阿諾·迪蒂爾是如何、出于什么原因成為冒名頂替者的，他是否蒙騙了貝特朗·德羅爾斯，他又是為何未能堅持下去的。這應該會讓我們對16世紀的鄉(xiāng)村社會提出新的見解。我想追隨村民出席一個個刑事法庭，解釋法官們的裁決是如何改變的。我將得到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揭示一個來自農民生活，被文人墨客加工成故事的事件。

事實表明，這比我當初想象的困難得多但再次講述馬丁·蓋爾的歷史，又是何等令人愉快的事啊！

娜塔莉·澤蒙·戴維斯

1983年1月于普林斯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