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悌遺著尋訪記

葉永烈

孤山，坐落在杭州西湖中的一個小島之上。山腳的樓外樓餐館和平湖秋月，聞名遐邇，游人如鯽。山頂有一幢別墅，是原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楊虎花巨資請人精心設計、精心建造的。據(jù)說造好之后，蔣介石看到了，說了句“我在西湖的別墅都比不上”，嚇得楊虎不敢去住，空關多年。如今，這里安裝了大鐵門和電子報警設備，四周豎著鐵柵欄，成為浙江圖書館古籍部珍藏歷代刻本、善本、碑帖以及名人手稿、字畫的所在。

一九九八年，我和妻子專程前往這一“禁區(qū)”。由于火車提速，只花了兩個小時，我們就從上海趕到杭州。下車后，我們連賓館都沒去，直奔這里。面對佳景只投去匆匆一瞥，便埋頭于一大堆線裝的花箋手稿之中了。掀開每一卷褐黃色的封面之后，映入眼簾的便是端端正正的毛筆小楷。那字跡，一望而知出自“結一閣”主人、我的岳父楊悌先生筆下。

楊氏家人擇善保手稿

楊家乃溫州市平陽縣張家堡（今屬龍港市）名門，世代業(yè)儒。我曾去過楊家祖屋，竟有十八個院子、兩百三十八間房子，如同《紅樓夢》里的大觀園一般。在楊家祖屋大門前，不僅尚有石獅，而且還有當年升掛大旗的旗桿石座。

岳父又名慕侗，字子愷，生于一八八〇年十二月六日，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東渡日本，一九一〇年畢業(yè)于日本中央大學法科。同年歸國后，得法政科舉人。曾任浙江省高等檢察廳首席檢察官以及浙江臨安縣知縣、上虞縣知縣、蕭山地方法院院長等職。

他厭倦官場的迎來送往、逢場作戲，更厭惡爾虞我詐、勾心斗角。上世紀三十年代卸官后，杜門讀書。家中藏書極豐。他研究史籍，埋頭著述，寫下上百種專著。內中《通鑒事緯》一書， 花費心血最多。

岳父這批手稿，除極少數(shù)為他人所作的序跋曾發(fā)表之外，均未出版過。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末，他中風之后，自知余日不多， 便把文稿謄清編集，分卷裝訂成冊。一九五一年三月他去世之后，岳母伍鳴鳳除了把部分文稿存放在溫州家中之外，還把一批文稿裝箱，從溫州運往平陽舅父家存放。

隨著“文革”的逼近，形勢日益緊張。在“四清”運動中， 岳母已經預感到這批文稿放在家中極不安全。據(jù)內兄回憶，他當時去平陽舅父家，舅父關上大門，然后讓他爬上閣樓，拖下兩只沉甸甸的紫紅色木箱。內中除了岳父大批文稿、日記之外， 還有孫中山先生寫給岳父的親筆信、岳父的舉人黃榜等等。他把這些“家珍”帶回海鹽縣。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二日，內兄把岳父部分文稿從海鹽掛號寄往杭州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一星期后——三月十九日，岳母從溫州把岳父文稿二十五卷也掛號寄給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

岳母和內兄當時的決定，今日看來是很有見地的。一年多之后，“文革”狂飆驟起，大革文化命，岳母家和內兄家都遭到徹底大抄家。孫中山寫給岳父的信等，內兄以為比文稿更重要， 沒有寄出，留在身邊，被“造反派”抄去，至今不知下落。就連他把文稿掛號寄出時的掛號存單、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收到后寄來的收據(jù)，也被抄走，無從尋覓。岳母連性命都保不住，在“文革”中經不住苦風凄雨，含冤而逝……

文化遺產重見天日

八十年代初，岳父的文稿不知去向，這歷史學家也就成了空話。我以筆耕為業(yè)，深知寫作的艱辛，字字皆心血。所以，對于岳父傾注了畢生精力的遺稿，當然格外珍視，何況他的著作頗有學術價值，也是國家的文化遺產。

經過向內兄及舅舅打聽，得知這批文稿，保存在浙江省圖書館古籍部。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我給浙江省圖書館古籍部寫了一封信，說明了情況，請他們代為尋找。他們要求出示當年的收據(jù)，便于尋找。但是，落在“造反派”手中的東西， 找起來談何容易！正因為這樣，給海鹽縣發(fā)去的信，也久久無回音。這樣，尋找工作也就不得不停了下來。

從一九八九年起，內兄也曾托人在杭州尋找這批文稿，依然如同泥牛入海，無音無訊。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溫州蒼南龍港隆重紀念當?shù)匚幕�先賢劉紹寬先生。劉先生是岳父的親家。我應邀擔任了紀念會的副會長，并與妻子一起回鄉(xiāng)出席了紀念大會。劉紹寬先生的大量詩文、日記，因保存在溫州圖書館，一一俱在。這勾起我再度尋找岳父文稿的念頭。

也真巧，我回到上海不久，內兄自美國來滬。于是，花了一個晚上，我請他詳細回憶當年從老家取文稿以及寄文稿的全過程，并請他回憶文稿書名，因為有了書名更容易查找。他只記得是研究《資治通鑒》的書，記不清楚具體書名了。倒是內子記起，岳母對她說過叫《通鑒事選》，根據(jù)其家鄉(xiāng)方言，我推測書名應為《通鑒事緯》。一九九八年一月四日，我給浙江省圖書館古籍部寫了一封長信，請求他們尋找楊悌文稿《通鑒事緯》。信寄出后，我真擔心，這一回別跟十二年前一樣“情況不明”……

意想不到，一星期之后的傍晚，當我外出回家，便收到一封來自杭州的信。急急拆開，蹦入眼簾的第一句話便是：“很慶幸地告訴先生，先生岳父楊子愷的《通鑒事緯》現(xiàn)已被查到�！�

我喜出望外，當即大聲地喊妻子過來一起看信。信是浙江省圖書館古籍部徐永明先生寫來的，文稿是他找到的。看罷徐先生的信，我馬上撥通家鄉(xiāng)好多親友的電話，把這一喜訊馬上告訴他們。電話打到哪家，哪家就“歡呼”起來！

此后幾天，我與浙江省圖書館古籍部主任谷輝之以及徐永明先生保持頻繁的電話聯(lián)系。經過電話商討，決定請浙江省圖書館古籍部把岳父的文稿全部復印一份。

幾經周折手稿終出版

由于文稿甚多，復印了幾天，這才印畢。

一月二十一日，我和內子趕往杭州，這才知道岳父的文稿， 原本是用繩子捆成一捆，堆放在孤山腳下的書庫里。那里的古書、文稿很多，堆放雜亂，所以部分文稿在那里遭到蟲蛀。在一九八五年查找時，很難查到。后來，經過清理，在文稿內見到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所寫的一張書目清單，斷定這些文稿有學術價值。另外，清單上還標明一句作者介紹：“楊悌（子愷），平陽人，日本早稻田大學出身�！睉{這句話，也判定文稿有一定水平。這樣，這堆文稿“升級”，送入山頂上的楊虎別墅——“青白山居”。

更幸運的是，我的信落在徐永明先生手中。他原本是北京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研究生，一九九六年八月來到浙江省圖書館古籍部工作，才工作了一年多。徐永明工作認真負責，他分管善本書庫。于是，他著手查找書庫登記本上的目錄。在文瀾閣里，有上千箱古籍、手稿、字畫、碑帖，浩若山下的西湖。登記本上的目錄，是按入庫先后登錄的。徐永明分析，那些文稿可能在名人手稿庫里。他逐頁逐行查閱名人手稿登記本，終于在“第一四九八號”見到“楊悌（子愷）文稿，三十七冊”，這一行上還蓋著“九二清點”“九六清點”的紅色方章，表明在一九九二年和一九九六年進行過兩次清點。

徐永明按照“第一四九八號”這一編號，在文瀾閣二樓的一只木箱里，果然找到那一大捆“楊悌文稿”。

文稿找到之后，復印也是重要一關。這些手稿是很薄的花箋紙，年久發(fā)黃發(fā)脆，而且多處被蟲蛀，一碰就碎，復印很麻煩。幸運中又遇幸運。負責復印這些文稿的沈雅君，她花費幾天工夫，仔仔細細復印。其中有兩冊手稿，由于是利用已經寫過字的花箋的反面寫成的，復印時不得不把手稿拆開來，一頁一頁攤平復印。全部手稿的復印件，總共達一千一百一十二頁！

雖說是復印稿，我們也視若珍寶。我用電腦打印出從杭州運回的岳父全部手稿目錄：除《通鑒事緯》之外，還有《漢事紺珠》《漢書摭詞》《漢書刑法志補》《讀漢書百官公卿裴疏記稿》《味鐙存稿》《毛詩通訓》《韓集后語》《補三國職官志》《三國文類》等。統(tǒng)計各卷字數(shù)，算出手稿總字數(shù)，竟有六十四萬字之多！

在進行整理、裝訂后，我埋頭于閱讀書稿的內容。我特別看重《通鑒事緯》和《味鐙存稿》兩書�！锻ㄨb事緯》是岳父研究《資治通鑒》的力作。

關于研究《資治通鑒》的專著，除了宋末元初胡三省所著《資治通鑒音注》和清初嚴衍所著《資治通鑒補正》之外，鮮見于世。岳父的這一長篇遺著正好填補了這一空白。他在年輕時就喜歡讀《資治通鑒》，把閱讀時的見解隨手寫在《資治通鑒》上。后來，在這些批注的基礎上，著手寫《通鑒事緯》一書。司馬光寫《資治通鑒》時，手下有劉攽、劉恕、范祖禹等人組成的“寫作班子”，更何況司馬光是“奉旨修史”，享有很好的工作條件。岳父卻是孤軍奮戰(zhàn)，在艱難的條件下寫作。

在散稿中一個小本子里，我見到岳父所寫著作目錄，得知他的著作甚豐。這次在浙江省圖書館古籍部找到的，只是他一小部分文稿。

從手稿中查證，岳父的著作總共有一百二十三部之多！當年，他倦于官場，退隱書房，青燈黃卷，謝客著書。在他看來， “官場一時紅，文章千古在”。他的著作在當時沒有機會出版， 卻幾十年如一日堅持在書房筆耕不已，這種毅力是令人敬佩的。他在史學研究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可以用這樣一句話，概括岳父的一生：“平生著述無虛日�！�

由于內兄的努力，終于把《通鑒事緯》全書校畢，一九九九年由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然而，接下來的任務是艱巨的，我們要努力使尚未出版的遺書整理出版，使這批文化遺產變?yōu)樯鐣�財富得以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