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當代散文的域外書寫與歐文文脈

張麗華

1909年，兩位留日的清國學生，用古奧的文言文在東京出版了兩冊《域外小說集》。這是他們擬向國人持續(xù)譯介外國小說的部分成果。此書扉頁所署的纂譯者“會稽周氏兄弟”，在當時尚不為人所知，但很快他們就在“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中嶄露頭角——這兩位不凡的留日學生，即堪稱現(xiàn)代中國文學與文化之父的魯迅和周作人。向國人譯介外國小說，在今天看來，不過是中外文化交流中極其普通的一件事。然而，在民族國家意識初興，“云何為國、云何為人”尚需界定的晚清，周氏兄弟的這項工程，卻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魯迅在序言中稱，“異域文術(shù)新宗，自此始入華土”，這是一句極樸素也極驕傲的宣言。“小說”或者說“文學”，在此被視為承載“邦國”之“聲”的媒介，而用古奧的文言來譯述域外“文術(shù)新宗”，則堪稱一項“蘇古掇新”、澡雪國人精神的文化革新事業(yè)。這里，既有周氏兄弟對“文學”極為莊重的理解，也包含了他們以及他們所代表的一代知識分子對“域外”極為豐茂的想象。

《域外小說集》東京版封面的書名是陳師曾的小篆題字，“域”寫作“或”。“或”是“域”和“國（國）”的本字。《說文》云：“或，邦也。從口，從戈，以守一。一，地也。”這意味著，人口（口）、兵器（戈）與土地（一），是構(gòu)成古代“邦國”概念的重要因素。不過，《域外小說集》的內(nèi)文——“文學”的加入，卻為封面這一古老的“國（國）”字，增添了新的維度。自此，“域外”，不僅意味著地理上、政治上的他國，還意味著文化上的他者。晚清中國，隨著“天下”觀的坍塌和現(xiàn)代民族國家意識的興起，士人對“中國”的認知，正經(jīng)歷著從“天下”到“國家”的激烈嬗變，在這一過程中，對“世界”或者說對“域外”的發(fā)現(xiàn)與承認，構(gòu)成了這一代知識分子頭腦風暴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對“域外”的認知，與對“自我”的認同，因此成為一體的兩面，不可分割。直到今天，在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通向“現(xiàn)代”的進程中，從“域外”汲取新思潮、采掇新文化，仍被大多數(shù)知識人視為題中應(yīng)有之義。

本書所選編的，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四十年間，文人學者書寫“域外”的思想隨筆與見聞雜記。與《域外小說集》通過文學想象異域不同，這里所選的作品，乃是作者經(jīng)過實地旅行、勘察乃至長期生活之后，對“域外”的觀感與沉思。這一類文字，其實自晚清開放海禁以來，即絡(luò)繹不絕。從外交官郭嵩燾、薛福成、張德彝的出使日記，到流亡文人、政治家的海外游錄，如王韜《漫游隨錄》、康有為《歐洲十一國游記》、梁啟超《汗漫錄》，再到近代學人、留學生的游學心影，如呂碧城《信芳集》、吳宓《歐游雜詩》，及至現(xiàn)代文學作家如徐志摩、朱自清、鄭振鐸等人的歐洲游記，林林總總，蔚然成風。其文體則囊括日記、詩、詞、游記、雜錄等各種樣式，新、舊夾雜，文、白并存。雖然大多數(shù)作者并非有意為文，這些作品卻具有相當?shù)目勺x性，其體量與形式甚至足以構(gòu)成一種獨立“門類”（genre），在文學史上占據(jù)一席之地。限于叢書體例，這里所選的是與當代中國聯(lián)系更為緊密的近四十年內(nèi)的散文作品。所選文章的作者，有一小部分如馮至、季羨林、金克木、陳原、黃永玉、吳冠中諸位，是跨越民國的學人、畫家，大部分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走上歷史舞臺的文人學者，甚至還有“文革”后出生的新一代。

盡管時代有別，但就文類實質(zhì)而言，它們與上述林林總總的域外紀行之作，仍然遙相接應(yīng)。要之，是以自認最為合適的文字媒介去表達和記錄自己面對“域外”風景、人物以及文化所帶來的沖擊與思考。只不過，與呂碧城以詞、吳宓以詩、梁啟超以文這樣多姿的樣態(tài)不同，當代作家能夠自如表達的媒介，基本被規(guī)約成了“（白話）散文”。從文學史上看，這既是文學樣式難以挽回的規(guī)約與簡化，但對“散文”這一文體而言，卻又未嘗不是一種擴充其文學容量與文體彈性的機遇和挑戰(zhàn)。

本書所收文章，最早的一篇是陳原寫于1979年的《訪英書簡》。作者懷著珍重的心情，向國內(nèi)友人介紹了他在大英博物館和倫敦書店的日常閱讀、購書場景。在圖書館中安靜地閱讀、在書店里自由地看書，對于今天和民國的知識人而言，只道是尋常事；然而，在剛剛從“文革”中蘇醒過來的學人這里，卻成了彌足珍貴的異域體驗。此文與周氏兄弟《域外小說集》的出版相隔了七十年，但在（重新）開放國門之后，對“異域”的驚異，以及希望通過域外文化、制度來革新中國現(xiàn)狀的心情，卻是若合符節(jié)。從這一細節(jié)我們亦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并深切地理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與“五四”的隔空呼應(yīng)。

循著陳原的文章往下讀，我們會發(fā)現(xiàn)，隨著時間的推移，作者們對于域外的感受和記錄，逐漸從驚異歸于平淡。尤其是在近十年的文章中，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劇，旅居國外成為越來越多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對于“域外”的記錄，也就和書寫自己的日常生活別無二致。無論是愷蒂對英國公投的議論（《一場公投，兩個英國》），還是劉瑜對美國“憤青”的描摹（《“憤青”的下場》），或是蘇枕書對日本紙與吃食的品評（《買紙記》《美味延年》），皆如同平淡地議論國內(nèi)時政或是鄰里家常；更不用說孫歌由“3·11”之后的“東京停電”引發(fā)的對于全球能源危機以及現(xiàn)代“文明”生活方式的反思（《東京停電》），超越國境與民族的視野，既是其學術(shù)思考的支點，也是生活的常態(tài)。這種以世界為“家”的意識，或許是晚清以降域外書寫的變調(diào)，但也正是中國與世界關(guān)系改變的表征。因此，如果將本集所選的文章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它們不僅僅呈現(xiàn)了域外風光、全球圖景，更是中國近四十年來巨大歷史變遷的見證。從八十年代初將異域作為照見自我的鏡子，到最近十年直把他鄉(xiāng)當故鄉(xiāng)的“世界人”意識，背后是“中國”融入“世界”的全球化的急遽進程。

八十年代國門重開，中國作家有機會出境旅行、采風。當時出國機會珍貴，回國后總免不了要涂涂抹抹，寫下域外見聞。若是組團出國采風、美其名曰文化考察的，則更是有義務(wù)在回國后呈上一沓關(guān)于域外民風異俗的“文化隨筆”。因此，隨便翻開一位當代作家的文集，幾乎總有一批域外記游之作。然而，閱讀這一類文章，得到的卻大多只是一些浮光掠影的印象，更糟糕的是，有的作者還要加上“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抒情，文章便被堆砌得如同甜膩膩的過了期的奶油，這比干枯的文筆還要讓人難受。陳平原在討論明清散文時，曾區(qū)分“文人之文”與“學者之文”：相對于獨抒性靈、輕巧靚麗的晚明文人如陳繼儒、袁宏道的小品，他更欣賞清代學者黃宗羲、顧炎武、全祖望的論學文章，這些“學者之文”，雖無意為文，卻往往樸實大氣、通達入情。這意味著“不必文人始有至文”。受此啟發(fā)，我開始關(guān)注并搜尋“能文而不為文人”的學者隨筆。金克木、陳原、資中筠、柳鳴九、陳平原、孫歌、賀桂梅……這些術(shù)業(yè)有專攻的學者，最后成了這一選本的中堅作者。學者們因?qū)W術(shù)交流而身臨境外，他們對域外歷史文化的理解，往往比采風文人更為深入，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域外書寫并非規(guī)定動作，故而來得更為自由和瀟灑，文章也因此頗具可讀性。

值得一提的是，畫家吳冠中、黃永玉、陳丹青的文章，在本書中占了不少篇幅。吳冠中的巴黎札記（《巴黎札記》），黃永玉的“翡冷翠”寫生（《但丁和圣三一橋》《司都第奧巷仔》），以及陳丹青的紐約素描（《美術(shù)館》），都是頗能深入城市肌理，捕捉到城市氣息的佳作。這一方面源自幾位畫家都有在這些城市長期居住的生活經(jīng)驗，更為重要的是，畫家可以越過語言的障礙，直接以眼以心以畫筆與城市相遇，這是多數(shù)文人、學者難以企及的便利。另外，這些畫家偶爾操筆為文，也容易脫落窠臼，不為常俗所囿。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將之歸入廣義的“學者之文”。相比之下，所謂的“文人之文”，在本書中就只剩了精挑細選的阿城、張承志、翟永明、王安憶、韓少功、王小波、北島、劉索拉等幾位作家的作品。其中，阿城的文章選自他的名著《威尼斯日記》；張承志的《誰是勝者》則是其《鮮花的廢墟：安達盧斯紀行》一書的后記；翟永明寫柏林的文章與她的詩有關(guān)；韓少功和王小波的文章則以記人為主，以便凸顯其小說家的才華；而北島的《搬家記》與劉索拉的《曼哈頓隨筆》，則直接源自他們的域外生活經(jīng)驗。要之，在竭力避免專門的域外采風腔。

將這些囊括了書信、日記乃至序跋等不同樣式的文章編為一集，原擬借用集中王小波的文章《域外雜談》作為書名，以示文體的汗漫無所歸依。不過，在編完重讀之后，居然發(fā)現(xiàn)，這些文章雜在一起的風味，竟與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的《見聞雜記》（The Sketch Book）略有幾分相似。

《見聞雜記》是歐文的名著，包含了三十四篇形態(tài)各異的游記散文和短篇故事。此書初版于1819—1820年，在19世紀后半葉被廣泛選入美國以及世界其他地區(qū)（包括日本和中國）的英語教材。1907年，《拊掌錄》中林紓譯出了其中的十篇作品，已有研究者考證出，其底本為美國圖書公司1892年出版的一個《見聞雜記》的選本，它很可能就是林紓的合譯者魏易就讀的圣約翰大學的英文教科書�！掇哉其洝肥橇旨傋g作中最成功的作品，其中的一篇《記惠斯敏司德大寺》竟然被視為自著之文，闌入《清文觀止》。借助林紓譯本和大中學校英文教科書這雙重渠道，《見聞雜記》及其所代表的essay樣式，早已在清末民初的讀者中“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不待“五四”新文化人專門以“美文”的名號去引入了。

除去幾篇傳奇故事，《見聞雜記》中大部分文章是作者（在書中托名Geoffrey Crayon）游歷歐洲大陸的所見所思。歐文在《自敘》中稱，盡管風物之佳，無過于他的家鄉(xiāng)美洲大陸，但作為文明古國的歐洲，其古跡人文卻非美洲這一“新造之國”所能望其項背。因此，其歐洲之旅，不僅是遠行，更是懷古——“至歐羅巴洲，則萬古菁華所聚，斷瓦頹垣，其中咸有史跡，即殘碑一片，其中亦足憑吊英雄”（林紓譯文）。在《自敘》中，歐文將他的歐洲旅行，視為一次欣賞櫥窗中精美畫卷的閑庭散步，他的旅行隨筆則被喻作旅行者的鉛筆畫稿，這正是書名“The Sketch Book”的由來�！蹲詳ⅰ返淖詈笠欢�，歐文總結(jié)了這一“畫稿”的特色（我們?nèi)砸�林紓的譯文）：

殆歸而檢閱，則凡大而足紀者咸缺，存者直零星不足齒數(shù)之事。蓋余性質(zhì)怪特，往往于蟻封中取材，狗竇中伺間，無大筆墨也。故余之游記，多記村莊風物及幽僻無人規(guī)仿之殘碑。若圣彼得之禮拜寺及羅馬之大戲場、與奈百而司海灣風物，皆屏弗錄。遍余紀中，亦無一語涉及火山冰河也。

這種“于蟻封中取材，狗竇中伺間”的擱置大筆墨的文章寫法，恰與林紓最為心儀的歸有光的古文，意趣相投，難怪他在翻譯過程中如遇知音，譯文亦因此大放光芒。

回到我們這冊選本，雖然只有張承志的文章直接提到了歐文的著作（他的另一本《阿爾罕伯拉》，林紓譯作《大食故宮余載》），但大概因為《見聞雜記》的文體，早在不經(jīng)意間融入了現(xiàn)代中國散文的血脈，我們可以在多篇文章中，聽到它的回響——當然，歐文的有些甜得發(fā)膩的語言除外，這也是經(jīng)過林紓的“古文”翻譯所滌蕩出去了的成分。此書所選文章的書寫對象，雖然范圍不限于歐洲，但作者們不約而同地規(guī)避了“圣彼得之禮拜寺”“羅馬之大戲場”這類風景名勝，而將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城市或鄉(xiāng)村的街區(qū)巷陌和日常生活，如陳原筆下的古堡飯店（《克蘭尼希堡》），黃永玉筆下佛羅倫薩的“司都第奧街”（《司都第奧巷仔》），劉索拉筆下的格林威治西村（《曼哈頓隨筆》）；此外，馮至筆下的海德堡往事（《海德貝格紀事》），金克木記憶中的天竺舊聞（《不可接觸者》《鳥巢禪師》《地下工作者》），更是如同歐文《自敘》所說的，皆非“大而足紀者”，而是與自身經(jīng)歷相關(guān)的“零星不足齒數(shù)之事”。

《見聞雜記》中有一篇題作《記車行所值》，寫的是圣誕節(jié)前，英國鄉(xiāng)村的公交車司機以及車載乘客、歸家學生的日常言行，是一幅再平淡不過的鄉(xiāng)村生活素描。林紓在這篇文章的譯后記中，加了一則《春覺齋論文》般的評點：“文章家語，往往好言人之所難言，眼前語，盡人能道者，顧人以平易無奇而略之。而能文者，則拾取而加以潤色，便蔚然成為異觀。”能文者，恰能將“盡人能道”“平易無奇”的日常生活收拾進文章，化平淡為神奇。這不禁令我想起本書所選文章中，王小波對國人出國所著“公干體”西裝的揶揄（《域外雜談·衣》），資中筠對國外“吃請”的回憶（《在國外“吃請”記》），以及北島的海外搬家記（《搬家記》），還有孫歌在臺灣公寓里感到的“晾衣”困難（《東京停電》）……

著眼尋常風物、日常生活，無一語“涉及火山冰河”，可能使得文章的氣勢不夠宏大，甚至略顯瑣屑，但恰是在尋常巷陌而非歷史名勝中，承載著真實而恒常的域外經(jīng)驗；而越是細碎的個體記憶，反而越能生動地縫綴出域外的肌理與面貌。這是歐文《見聞雜記》的生命力所在，也是這一選本中的文章在不經(jīng)意間所呈現(xiàn)的最大公約數(shù)�；�于這一考量，編者遂將此書定名為“域外雜記”，以表達對歐文的致意。

2020年春夏是一段不平靜的時光。本書文章選于新冠肺炎疫情之前，這篇導讀卻寫在疫情暴發(fā)并造成了全球大流行之際。這半年間，世界局勢，包括中國與世界的關(guān)系，發(fā)生了幾乎翻天覆地的變化。本書所收的幾篇略帶政論性質(zhì)的文章，雖然寫作時間相隔不遠，其中的部分內(nèi)容卻突然顯得不合時宜起來。原本考慮是否刪去，但想起魯迅編集雜文的策略，則以為不妨“立此存照”。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諸多宏大的歷史假說和敘述，都轟然倒塌；致力于記錄細碎的日常生活、個體經(jīng)驗的文學，或許能夠成為塵埃里的微光，帶領(lǐng)我們穿過這充滿不確定性的迷霧。這大概要成為后疫情時代生活的新常態(tài)。在實際的全球流動被按下暫停鍵之際，閱讀這批“新冠元年”之前的“域外雜記”，做一番紙上的“游歷”，或許也是重新體驗和想象“流動性”的一種方式。

2020年7月19日寫于北京，2021年2月25日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