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命運的戲法（節(ji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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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習慣將目光和敬意投注給勝利者，這是一個崇尚成功的時代，我卻將目光和敬意投給了失敗者。確實，讀者們打開這部書，一下子就會發(fā)現(xiàn)，盡管書中涉及的時間線很長，從唐到宋到元，再到明，最后止于清，書中牽涉的人物也各有特質(zhì)，每個人都有著各自翻天覆地的命運。但這些人會站在一起,絕非偶然。

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斟酌和考量，我在這部書里寫了十三個人。這其實是一個很笨的辦法，畢竟每一個人都是一部大書，如果按照當下經(jīng)濟實惠的操作模式，我應該寫十三部書。我卻偏偏固執(zhí)地將他們放在一起，讓十三個人像十三顆恒星一樣，處于同一個歷史的夜空。我為什么執(zhí)意這樣做呢？因為我發(fā)現(xiàn)了一些生命的共性。首先他們都是讀書人，其次他們都想通過一條正統(tǒng)的路徑實現(xiàn)抱負，這條路就是科舉考試。自隋大業(yè)元年（605）創(chuàng)立，到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下令廢除，科舉經(jīng)歷了一千三百年，它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人才選拔機制，它的存在得以實現(xiàn)儒家倡導的精英治國理想，它是一代又一代讀書人改變命運的方式，也是中國古代一千多年來，衡量家族成就和個體成功的最重要標識。

不過無一例外，我書寫的這十三個人，沒有一個得償所愿真正到達科舉的彼岸，也就是說，他們，這些后來在人類文化史上留下璀璨功業(yè)的人，都是可憐的落榜者，無論是杜甫、李賀、溫庭筠、姜夔、王冕，還是金圣嘆、顧炎武、蒲松齡、吳敬梓，沒有一個人是例外的。是他們不夠出色嗎？是他們不夠勤奮嗎？是他們不了解科舉之道嗎？我想答案不是單一的�？婆e考試不是簡單地完成一個應試流程。它不是簡單的加減乘除，更像是一個命運的微積分。納博科夫評價《包法利夫人》的這句話同樣適合評價科舉。科舉的成敗，更像是中國式命運在古老土地上和廣闊人心里的推演。

這部書以杜甫開篇、吳敬梓作結，這里面有著奇妙的生命運行邏輯。他們每個人互不相干，生命的小舟卻又在一個相似的巨大旋渦中沉浮起落。

當這一切成為過往，我們置身事外，再隔著久遠的時光回看這件事，才顯得那樣淡然，甚至認為在這些人一生功業(yè)的天平上，根本不需要一個進士的砝碼。我們這些置身事外的人也才會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那一場又一場的科舉失敗，究竟是毀滅了他們，還是成就了他們？這個問題的答案無比清晰，每個讀者都明了，正是入仕無門，才成就了這些原本處在低處的生命，迫使他們走向另外的道路，也迫使他們開掘出生命的寶藏。設若杜甫在仕途上一路通達，做到副宰相或者宰相之類的高官，整日深陷于權力斗爭，他還能夠寫出那些痛徹肺腑、振聾發(fā)聵的詩句嗎？設若顧炎武官運亨通，整日坐在明亮的衙門里琢磨著如何給上司獻上一份過年大禮，三百多年后我們在圖書館里還能讀到《日知錄》嗎？設若蒲松齡青年時代就考取了功名，并且在官場混得風生水起，他還會對神神鬼鬼的事癡迷不化，進而成為一個偉大的小說家嗎？

誰說命運的責難不是獎賞呢？

這確實是一部關于失敗的書。寫了那么多種失敗后，我甚至產(chǎn)生了一種錯覺，人生大抵終究是充滿困厄和苦痛的。我想這種感覺不僅我有，這部書里的每個人都有，如果將他們從久遠的歷史中請出來，坐成一排，再做一個采訪，問每個人一個相同的問題：你覺得人生是苦的嗎？還是只有小時候才苦？我相信每個人都會回答：人生一直是苦的。這么說來，這也是一部關于苦難的書。

不過書寫失敗或者苦難不是我的本意，失敗和苦難本身沒有意義，既不值得特別宣揚，也不值得特別美化。只有一種東西是有意義的，那就是面對失敗和苦難時一個人做出的選擇。在離亂、痛苦、反復的挫敗之后，一個生命的選擇才值得格外被關注和書寫。我不相信，我們會在風和日麗的春天的會客廳見到一個人的風骨，那時候你看到每個人臉上都透出富有涵養(yǎng)的神采，好比我們在平靜的港灣中，并不能看出誰是征服大海的水手。可在亂世，在反復捶打和無盡絕望中，人作為人的高貴顯現(xiàn)出來，人作為人的堅韌與博大顯現(xiàn)出來。這是一部寫滿了落魄的書。不過落魄僅僅只是一條鋪滿荊棘的路，只是一種持久的考驗，它的前方是人類永不停息的求索，是人性在暗夜里閃現(xiàn)的光亮。也正是這些偉大的痛苦，才建構了偉大的人的精神殿堂。

由此我想起杜甫。生命最后兩年，杜甫流落在湘江流域，以一艘小船為家，他的心卻記掛著受難的人民。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nèi)熱。這份古道熱腸，無疑是一個讀書人對世界的熱忱和關切，這也是杜甫的詩最后被譽為詩史的重要原因。我也想起張岱，他出生在那樣富庶、風雅的讀書世家，他的少年到青年時代度過了一段鐘鳴鼎食、綺麗奢靡的歲月�？伤�中年之后大明王朝分崩離析，整個國家陷入戰(zhàn)爭的絕境中，張家?guī)状�人窮盡心血累積的田產(chǎn)、莊園、金銀、藏書、字畫……一夜間盡數(shù)被侵占、剝奪、劫掠。張岱無家可歸，于南明隆武二年（1646）六月，攜一子一奴一籮筐書籍，逃往深山避難，過上終日勞作的生活。張岱身邊諸多師友選擇以死殉國，張岱不止一次想過死亡，又不止一次打消了作無謂犧牲的念頭，他鐵了心要給這個滅亡的時代留下魂魄，他要寫一部明史。在最貧窮、最絕望的歲月里，張岱筆耕不輟，帶著他的書稿從一個地方逃亡到另一個地方。最終，以三十余年心力成就了三百萬字的歷史巨制《石匱書》。

我們時常會探討什么是人性的高貴，什么是貴族精神，我想張岱以自己的選擇給出了一個范式：真正的高貴，就是面對大時代的劫難，面對國破家亡的打擊，面對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生存危機，一個人仍能靜下來，保持精神獨立，并創(chuàng)造出不朽的價值。

寫下這部書的另一個意義，是特別想以這些激揚的生命作為范本，告訴當下的年輕人：人生的路并非主流認定的那一條，生命還有更多可能，即便你看似置身絕境，生命也還有一個未知的劇本。主流與世俗認定的成功，或許會令你一時榮耀與滿足，靈魂認定要走的那條路，卻有可能讓你被時間和時間里的后來者永久地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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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末的一句感謝要送給你，我親愛的讀者！我知道你正準備打開一本有意思的書，你是有眼光的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