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彈性資本主義（flexible capitalism）所指的并不只是一種舊調重彈的制度。它強調的是彈性，批駁僵化的官僚制度形式，抨擊盲目例行公事帶來的一系列弊端。這種制度下的工人必須靈活行事，對隨時出現(xiàn)的變化持開放態(tài)度，不斷承擔風險，變得不再依賴規(guī)定和正式程序。
隨著這種對彈性的強調，工作（work）本身的意義以及我們用來形容的詞匯也隨之改變。例如，事業(yè)（career）一詞的英文詞源是馬車行駛的道路，最后被用來形容勞動，象征著個體實現(xiàn)經濟追求的終身渠道。彈性資本主義已經堵死了事業(yè)的直通路線，讓員工們可以隨時切換到另一種職業(yè)。在14世紀，職務（job）這個英文詞指的是可以四處運送的一塊或一片物品。如今的彈性制度讓職務這種晦澀難懂的意義重回視野，因為人們都在以片段的形式進行工作和勞動，終其一生都是如此。
這種彈性制度會很自然地引發(fā)焦慮，因為人們并不知道哪些風險能得到回報，也不清楚該踏上哪一條道路。為了解除資本主義制度這個名詞背后的詛咒，人們想出許多迂回的說法來形容，比如自由企業(yè)或私營企業(yè)制度�，F(xiàn)今社會中，人們把彈性制度當成破除資本主義咒語的另一方法。人們宣稱，在打擊僵化的官僚主義制度和凸顯冒險精神的方面，彈性制度還能賦予人們更大程度的自由來塑造自己的生活。可是事實上，新的秩序并不只是廢除過去的條規(guī)那么簡單，它也帶來了新的控制－－但是，新的控制也同樣讓人費解。這種新資本主義往往是一種難以辨識的權力制度。
也許，彈性制度對個體品格的影響是其中最令人困惑的方面。若我們追溯到古代，當時的英語使用者和英語作家們對品格（character）一詞的含意沒有任何爭議，這是一種道德倫理的價值，關乎我們自身的欲望，以及和他人的關系。賀拉斯 曾寫道，一個人的品格取決于他與世界的聯(lián)系。從這層意義上來看，品格比它在現(xiàn)代衍生出的個性（personality）一詞具有更廣的涵蓋面；個性涉及內部發(fā)酵的欲望和情感，不足為外人道。
品格則特別強調我們感情經驗中的長遠層面。品格需要通過其他精神來呈現(xiàn)出來，比如忠誠、互相交付的責任、長期追求目標、為長遠考慮而延長滿足感的做法等等。我們每個人都會經歷處于混亂情感中的特定時刻，我們會想方設法地存留或維系某些情感；這些持久的情感便會幫助我們塑造品格。品格關系到我們在自己身上珍視的個人特質，也涉及那些我們想要被他人認可的個人特質。
在一個心浮氣躁、只看眼前的社會中，我們如何判斷哪些是自我內在的持續(xù)價值？在一個專注實現(xiàn)短期目標的經濟體系中，該如何去追求長期目標？在不斷分裂又不斷重組的機構組織中，該如何維持人與人之間的忠誠與承諾？這些都是新興的彈性資本主義給品格帶來的問題。

二十五年前，我和喬納森考伯（Jonathon Cobb）寫過一本《階級中隱藏的傷害》（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這是一本有關美國勞動階級的書。在本書中，我討論的也是在急劇變化的經濟中，有關工作和品格的問題。我原本打算寫成一篇長篇論文，而不是一本薄薄的小書；我其實只想在這里呈現(xiàn)一個論點，但分成了幾個篇幅很小的章節(jié)加以展開。在《階級中隱藏的傷害》中，喬納森考伯和我完全通過正式的訪談來論證。而在本書中，我配合論文的論證形式，采用了更多混合的非正式信息來源，包括經濟數(shù)據(jù)、歷史文獻和社會學理論；我也像人類學家一樣探討自己身邊的日常生活。
我要在開頭針對本書指出兩點。首先，讀者將會常常看到，我把哲學思想運用在所有的個人具體經驗中。我認為這樣做沒有錯；思想必須能承載具體經驗，否則就只能停留在抽象觀念的層面。其次，我很大程度上隱藏了正式受訪者的個人身份，也就是改變地點和時間，有時把幾種聲音匯集為某一人的聲音，或是把一種聲音分為幾個聲道。這些偽裝需要得到讀者信任，但并不是小說家通過爐火純青的敘述技巧來得到的那種信任，因為現(xiàn)實生活遠沒有小說敘述那么協(xié)調連貫。即使對于環(huán)境的描述略有修飾，我也希望能如實反映所聽所聞之感。
二十五年前，我從喬納森考伯關于工作的討論中受益匪淺。在加里克厄特利（Garrick Utley）的督促下，我再度探討了這個主題，本尼特哈里森（Bennett Harrison）、克里斯托弗詹克斯（Christopher Jencks）和薩斯基雅薩森（Saskia Sassen）也在這個過程中提供了協(xié)助；本書想要探究的是這些人研究現(xiàn)代經濟所得的發(fā)現(xiàn)，以及對于個人產生的影響。感謝我的研究助理邁克爾拉斯卡維（Michael Laskawy），他給我提供了很多寶貴意見，也承擔了研究和寫作過程中的許多實務。
這篇論文最早發(fā)表于1996年劍橋大學的達爾文講座。感謝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在我寫書過程中提供的資助。
最后，我要感謝諾頓出版公司的唐納德林姆（Donald Lamm）和阿蘭梅森（Alane Mason），以及柏林出版公司（Berlin Verlag）的阿諾夫康拉迪（Arnulf Conradi）和伊麗莎白魯格（Elizabeth Ruge）為我修訂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