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序
編譯本書緣于2009年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郭潤濤教授訪學東京。郭教授為了解日本學者對中國明清賦役制度變革史的研究，于2009年12月23日和2010年1月19日，兩次前往拜訪老一輩史學者鶴見尚弘先生。我作為翻譯一同前往并作了訪談記錄。郭潤濤教授主要向鶴見先生咨詢了如下三個問題：
1. 你們這一代學者在做關于明清賦役的研究時，心中設定的目標是什么，即最終想解決什么問題？
2. 你們做到哪一個程度？遇到的困難或者說困惑是什么？
3. 您覺得關于明清賦役，接下來最值得做的問題是什么？
鶴見先生極其熱心，兩次訪談，每次都從下午到晚上，持續(xù)將近十個小時。鶴見先生為我們詳細介紹了他們這一代學者研究中國明清賦役制度的緣由及梗概，兼及他與眾多老一輩研究者的日常生活瑣事。其中不乏已經過世的田中正俊先生、重田德先生、小山正明先生等史學巨擘的事跡。鶴見先生與諸位學者感情深厚，娓娓述來，宛如昨日重現。我們不但受益匪淺，更是感動于鶴見先生的史學熱忱，覺得有必要作更深入的訪談，分享給中國的史學者。而鶴見先生則建議選粹編譯專書更有價值，于是我有幸成為助手。
與田中正俊先生等那個時代許多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者一樣，鶴見先生之所以選擇研究中國史，是因為他們苦難的戰(zhàn)爭經歷。鶴見先生出生于中國吉林的公主嶺地區(qū)，父母是被當時日本政府欺騙來到中國東北開荒的日本移民。他們家被分配在遼河岸邊的一處平野，那片地是鹽堿地，他們用水一遍一遍把鹽沖洗掉，幾年后，那地才能耕種。當時糧食根本不夠，一家人基本靠獵物、野果和遼河的魚來補充營養(yǎng)。在12歲時，鶴見先生到錦州上中學，不久后，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戰(zhàn)爭結束，鶴見先生的父母和姐姐都在蘇聯進軍東北三省時遭遇不測，鶴見先生也成了蘇聯的俘虜，蘇聯把他交給中國軍隊，于是他過了兩年多的俘虜生活。按照鶴見先生自己的說法：
后來戰(zhàn)爭結束，我被俘虜，每天都是吃高粱，一天兩頓。我虛歲15歲時，實歲才13歲，體重只有40公斤。但是俘虜經常需搬運60公斤以上的貨物。我站在卡車下，60公斤的貨物放在我背上，根本背不動，貨就掉下去，那掉下去了就更扛不起來了。這樣看守的就經常說我沒有干勁。當然日本對中國人做了那么多壞事，他們對我不友好也是當然的。但是時間一久，從手指到手臂到半身，經常覺得冰冷，不好受。當時我父母已經不在世了，姐姐也不在世了，半身冰涼時，我經常想，活得這么苦，還不如死了好。這種想法有過好幾次。但是那時候我還從來沒有去過日本。那時候我想，因為我是日本人才受這么多苦，但是我還從來沒有見過日本，所以我想死也至少要看一下日本，然后再死也不遲吧。這種想法就成了我當時活下去的動力。這樣兩年后，我終于回到日本。當時身體和體力都不行了，現在還記得很清楚，剛回日本時，醫(yī)學部的學生給我做體檢，他用聽診器測我心臟，結果心跳太弱，他們開玩笑說我的心臟是不是不長在左邊。當時我很累，覺得這樣的玩笑無聊透頂，這樣的話沒有任何回答的意義，當時我什么都不想說。那時候我的身體很弱，又沒有親人，中學復學了，不得不自己去掙錢。當時一萬日元可以供普通人過三個月，我在鄉(xiāng)下積攢了一萬日元，來到東京。那時候東京夜里路邊有大排檔，比如燒雞的店，他們殺雞后，雞腸子一般扔掉，我去請求他們不要扔掉，給我拿回去，洗干凈了做著吃，當時我就那么堅持過來了。因為當俘虜的時候，我學會怎么把難吃的東西吃下去，所以在我看來，什么都是好吃的。很多人吃東西都會有嫌不好的時候，我覺得都是好吃的。
后來鶴見先生考入東京教育大學，經田中正俊老師特許，經常前往東京大學旁聽田中老師上課。當時他和小山正明一起組建了賦役制度史方面的研究學習小組，后來山根幸夫也加入進來。日本戰(zhàn)后賦役制度研究領域，最早發(fā)表論文的是巖見宏，山根幸夫年齡稍長于巖見宏，不過他們開始研究賦役制度的時期差不多，只是巖見宏論文發(fā)表時間稍早。鶴見尚弘、小山正明研究起步比兩位學者稍晚，但是基本屬于同一時期。谷口規(guī)矩雄是巖見宏的學生，算是比他們小一輩。濱島敦俊是田中正俊先生的學生，但是年齡上比鶴見先生晚一輩，差不多與谷口規(guī)矩雄同輩。然后山本英史、巖井茂樹各位學者則比濱島敦俊再晚一輩。
本書在順序編排上，前三篇是關于二戰(zhàn)前和二戰(zhàn)后賦役制度研究史的綜述，松本善海的選文是關于二戰(zhàn)前研究的概述，小山正明和谷口規(guī)矩雄的文章是關于二戰(zhàn)后的研究綜述。其后從山根幸夫的研究論文開始到巖井茂樹，其排列順序基本與上述各位學者的輩分順序重合。但是本書的編排順序，主要是按照各位學者論著論及的賦役制度變革內容所發(fā)生的時期順序，只是這個順序與各位學者輩分順序恰巧吻合。由于篇幅的關系，只選擇這幾位學者的部分論文作為代表，他們的著作都很有價值。還有不少優(yōu)秀的論著沒能予以選擇和翻譯。比如在巖見宏和山根幸夫的著作中，也都有關于自二戰(zhàn)前至二戰(zhàn)以后的學說史整理，出于篇幅考慮，鶴見先生只選擇了小山正明和谷口規(guī)矩雄所整理的研究史作為代表。當然即使在研究史綜述中，研究者們也沒有直接交待他們的研究目的。而日本老一輩史學者之所以研究中國賦役制度變革史，基本上都是為了搞清楚給周邊國家乃至日本自身帶來深重災難的侵略戰(zhàn)爭為何沒能被阻止。對此鶴見先生說道：
當時很多人套用歐洲的想法，認為日本的明治維新是成功實現了近代化。但是歷史學者認為明治維新的近代化不一定是成功的，或者說是不成功的。認為明治維新成功的人，只是把富國強兵等同于近代化，但是這是建立在對亞洲殖民的基礎上的，如果探討近代化內涵的話，那么會發(fā)現很多地方沒有近代化。比如近代化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個人自由的確立，但是在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個人自由并沒有確立。大家都知道，日本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時，當然有不少人反對，但是無法提出抗議。結果發(fā)動了侵略戰(zhàn)爭，給周邊國家?guī)�來了麻煩，最后失敗了，給自己的國家也帶來了災難。因此戰(zhàn)敗后的日本，最大的國民性課題可以說就在于如何消滅封建專制的殘余，確立民主主義。這樣就需要弄清楚日本國家統(tǒng)治支配的性質，即封建專制達到什么程度。這不但是日本史研究者的目標，也是日本的外國史研究者的目標。特別是中國史，因為日本的很多制度借鑒于中國，日本以前是學習中國走過來的。而且日本所殘存的封建遺制被認為非常強固，其源流被認為是中國。所以學者們認為研究中國的國家統(tǒng)治支配問題，有助于理解日本的國家支配性質。賦役制度史研究的目標就在于此。當然上述這些，我們沒有寫在論文里，因為寫論文的人雖然都有某種目的，但是學術論文必須講究禁欲，就是這些帶有個人情感的感性問題意識文字，需要在論文里被回避。所以日本學者研究中國，不單是要了解中國，更是為了理解自己。當時，明末清初被認為是近代化的黎明期，處于一種封建制末期的世界所共有的歷史形態(tài)，所以最受關注。其實不但是明清史，秦漢、唐宋史研究的目標都一樣，就是要探明國家專制支配或者說國家權力的性質。
所以對于老一輩日本學者來說，研究明代的賦役制度變革史，不僅僅是為了探明賦役制度變化這一事實本身，在鶴見先生看來，單單探明歷史事實本身，是沒有意義的。他們的目的是在探明歷史事實的基礎上，探討其歷史意義所在，進而能為將來人類社會的制度設計提供借鑒意義。所以，首先需要搞清楚事實關系，特別是賦役制度的變化和改革。當然，對于當時日本的中國歷史研究者來說，研究明代的賦役制度變革史，有不少困難。其一是中日之間長期沒有建交所帶來的史料問題。其二是賦役制度改革實際施行的地域性差異，非常復雜。
就像上次我也說過的，我覺得關于賦役制度的研究，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應該把制度史和實施實態(tài)區(qū)分開來。我們覺得不能單單研究制度變化本身，必須關注實際施行的情況。但是我們發(fā)現，賦役制度實施的實際情況因地域的不同有很大的不同，我們研究的地方越多，發(fā)現的差異也越多，我和小山、山根每個人的發(fā)現都不一樣。這樣我們的研究就像走入了一個泥潭，我們的研究可以更加細致化，但是我們遇到的最大難題是無法予以歸納總結。比如里甲制因地域不同而各不相同，糧長也是，一條鞭法也是�，F在東洋文庫也有人在利用檔案做法制史方面的研究。但是，和法制史相比，賦役制度更加麻煩。因為法制史里，制度和實態(tài)的差距沒有那么大，制度和實態(tài)的差距是個較難以解決的地方。我們遇到的另一個問題是史料。我認為最大的局限是史料的問題，我們能夠利用的主要是實錄、會典、地方志、文集和一些法制史資料。其中實錄和會典偏向于制度，地方志和文集可能會涉及一些實態(tài)，但問題是，這兩種史料是當時的文人們寫的。前近代文人的記述具有兩個問題：一是具有承襲先人、先例的傾向，比如祖宗之法，或者引用權威的文字，比如抄襲會典規(guī)定的制度；二是并非從庶民的眼光看問題，記述帶有理念化、理想化的取向，這樣就可能故意歪曲事實。因此儒學修養(yǎng)，對于史料是個障礙，他們記述的很可能不是事實。地方志是一種很重要的資料，但是多看地方志就知道，有很多連縣名的由來也會錯，地方志里的內容，值得懷疑的地方太多。但是問題是，你又不得不用它，離開它或者過于注意史料存在的問題，那就什么論文也沒法寫了。這是很令人郁悶的地方。所以我上次說希望中國方面能提供一些地方文書、地方官廳檔案這樣的資料。會典和方志這些史料主要體現的是制度，文書體現的一般是地方的實際施行情況。（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們去中國交流，當時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文書。除了史料之外，我們也很想知道不同國家學者的想法。中國學者對于資料的理解可能超過日本的學者，比如一些通假字，日本學者按照訓讀方法經常搞錯意思。還有文字背后的意思以及一些方言，比如徽州文書，中國的學者應該更能理解。而且你們的問題意識不同，可能帶有別的新鮮感，能讀出新的發(fā)現。我們當時最想邀請的是傅衣凌和劉大年兩位先生。所以我們自己就去打工，籌集資金，有錢了我們就先把傅衣凌先生請了過來，后來又請了劉大年先生。傅衣凌先生是田中正俊先生出面請的，我到成田機場去接了，一直送到下榻的地方。……
兩次長談下來，我們對日本學者的中國賦役制度史研究過程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對鶴見先生的經歷深感震撼，對他們邀請中國學者的經費居然是自己去打工籌集的感到詫異和慚愧，更敬佩他們這份學術熱忱。鶴見先生卻始終正襟危坐，語氣平淡，略帶微笑地說著這些經歷。而平淡的語氣中卻深沉地透露出他對永久和平的期望以及對中國的特殊感情：
其實現在日本年輕學者中，也沒有人做賦役制度研究了。我想這其中有兩個理由。一個是研究史學的出發(fā)點不同。比如我個人，當時日本戰(zhàn)敗后，我最想了解的是發(fā)起戰(zhàn)爭的理由，希望以后再也不要有戰(zhàn)爭，這種想法非常強烈�，F在的年輕人，他們沒有這種經歷，根本不懂戰(zhàn)爭，即使有些人知道戰(zhàn)爭的故事，那也只覺得是故事，和我們的深刻體驗相去甚遠。所以現在年輕人的史學動機都不清晰，問題意識也是莫名其妙，我不喜歡這些年輕人這樣做的東西。其次，現在講業(yè)績主義，年輕的一代都希望早出業(yè)績，所以都選擇逃避這個課題。
……
我覺得中華料理是最好吃的。我做得不好吃，但我是真的認為中華料理是世界上最好的。小山（正明）和我就不一樣，他在日本長大，喝日本酒，吃日本菜，不喜歡吃中華料理。我記得他就吃過兩次中華料理，就不吃了。我不一樣，我喜歡中國菜，喜歡去中國各地進行交流。
中日建交以后，鶴見先生是第一批來到中國作學術交流的日本史學者，其后多次來中國尋訪史料并實地考察農村生產生活。近年，他更是把自己擔任日本橫濱國立大學教務長及山梨縣立大學校長期間所收集的中國史研究相關藏書，全部無償捐贈給廈門大學圖書館。鶴見先生一定是希望，這些藏書和這本編譯著作一樣，能夠幫助中國志趣相投的學術同仁，理解并達成他們這一代學者的學問目標和心愿。

陳永福2022年8月于廈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