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勐：
　　你好。答應給你的論文集作序之事，差不多已經十個月過去了，真是抱歉。其間的原因已經向你解釋過。這個暑假，人們用于休息、出國、旅游等安排的時間，我差不多都用在為別人的書稿作序之上——在為你寫序之前，我已經完成了好幾篇序言，其中一本書是關于匡互生與立達學園的著作，還有一本是一位抗癌女教師身后留下的遺稿。這些書稿通過各種渠道傳送到我的手里，我之所以答應了寫序的要求，有的是礙于朋友情面和囑托，有的作者我并不熟悉，甚至未曾謀面，只是覺得凡有求于我者總有各自的難處，能幫一下，也是順水推舟的事情。但是這樣一來，為你的書作序的計劃就不斷推遲了。還好你總是體諒我，寬慰我，但我心里是有數的，確實也不是我故意委屈自己的學生，以為熟悉的人就可以隨意怠慢，而是我在讀了你的來信后就有了這樣的念頭：想積累一點時間，靜下心來好好思考一下，借著寫序的由頭，對于像你這樣經歷過來的高校青年教師目前的生態(tài)和處境，談一些自己的想法。
　　為什么要借給你的回信來談這個問題？因為你是高校青年教師中的佼佼者，入職十年就順利評上了正高職稱，以后沒有什么“非升即走”之類的緊箍咒威脅。其次，你是一個有自覺心的青年學者，在學術道路上的探索，能夠不斷開拓新的領域，而且都有心為之，并努力統(tǒng)為一體。譬如你在信中所說，因為慮及當代文學討論知識分子敘事的困難，你嘗試著把研究目光轉移到近代社會小說，但這并不妨礙你的專業(yè)日臻精深。我讀了你收錄在論文集中第一輯的幾篇文章，分別討論清末民初社會小說的思想蘊藉、敘事類型、結構模式等等，一點也不感到生澀。你是在閱讀了大量文本的基礎上進行歸類和解讀，材料豐富，論據也有說服力，看得出你不僅下了功夫，更重要的是你能嫻熟掌握的研究方法，已經超越了研究對象的類型局限。你研究當代文學所具有的學術眼光，同樣也能夠用來研究近代文學領域的相關題材。正如你所說的，在“研究范圍稍加拓展后再回到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愿視野、境界能因此一新”，這個愿望是肯定能夠達到的。
　　看到你們這一代青年學者的成長，我由衷感到欣慰，同時也由衷感到你們的不易。大約是我自己年紀大了，越來越懷念我所成長的那個時代環(huán)境，也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那個時候，百廢待興，思想解放，師道有尊嚴，學術有章法，探索為上，標準甚明。恩師提攜和業(yè)內好評，都是自然而然的結果；有些榮譽性的獎勵制度，也是學界的普遍公意。一切都圍繞真正的學術推進而運行。尤其是人文學科，探索人類思想難解之題，本來就是題中之義，學術爭鳴也是必要途徑。我們年輕的時候，就是在探索與爭鳴中披荊斬棘，嶄露頭角，有時也不免會受到一些打壓、委屈，但因為有了知識分子內在的價值標準，這些外部壓力也就成了風過耳，不值一提。至于隨后獲得的榮譽性的頭銜、身份甚至光環(huán)，都不過是依附在學術成就之上的世俗認知，如過于強調，那也就俗了。其有或其無，都與真正的學術價值沒有直接關系。我想，人之所以能夠做到榮辱不驚，是因為他懷有高于榮辱的價值取向。在我學習成長的年代，賈植芳先生給了我很多教誨，但他也不怎么講大道理，只是對世俗名利淡然置之而已。所以，如古人所說：寵辱易不驚，戀本難為思。重要的是后面一句，對事物本質的深深懷戀，才能導致對外部世俗標準的“不驚”。可是眼下我所擔憂的是，作為知識分子傳承的本質（也就是知識分子在自己崗位上所創(chuàng)造的價值）越來越被人淡忘，缺了核心的專業(yè)價值取向，很多專業(yè)的認知標準都被有意消解、模糊，甚至邊緣化，而外在（即非專業(yè)）的人為的標準就顯得越來越重要：發(fā)表論文只認刊物級別而不看內容深度，人事制度只認所謂“帽子”（頭銜、獎勵、學歷等外在標準）�！�—這很可笑，在權力與金錢結為同盟的社會風氣之下，除了思想學術的本質無法交易以外，人際關系和錢權交易幾乎可以戰(zhàn)無不勝、攻無不克，所謂“帽子”只能說明一些外在的標準，然而真正的思想學術的本質是無法依靠外在的標準識辨的，說到底，還是需要有學術良知的專家和明確的專業(yè)標準來完成。這是人文學科評估工作中最難以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