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講述:一位瑞典年輕人塞繆爾車禍身亡,這究竟是意外還是自殺。小說開端,塞繆爾已經(jīng)死亡,一位不知名的作家各處尋訪塞繆爾身邊有關(guān)聯(lián)的人:他的鄰居、前女友、祖母、母親、童年時的伙伴等,想要還原他在世最后一天的狀態(tài),重構(gòu)出塞繆爾的形象,并通過采訪,探知這些親近的人如何繼續(xù)生活。
★采訪式懸疑愛情故事,在記憶中拼湊死者生前的最后一天。
★所有人都在撒謊,每個人都看似有嫌疑。
★獲得瑞典2015年度八月獎(August Prize,出版商協(xié)會自1989年以來每年頒發(fā)的年度瑞典文學獎,該獎項頒發(fā)給年度最佳瑞典書籍)。
★瑞典圖書館協(xié)會(Swedish Library Association)評選的瑞典2015年度最佳小說獎。
★瑞典廣播公司(Sveriges Radio)評選的瑞典2015年度最佳小說獎。
尤納斯·哈!せ裘桌↗onas Hassen Khemiri)
出生于1978年,在斯德哥爾摩長大,在巴黎學習經(jīng)濟學。他寫小說也寫劇本,自認小說是真愛,劇本像艷遇。他于2003年出版第一本小說Ettögarött(One Eye Red)在瑞典的銷量超過20萬冊,并被改編為電影在2007年上映。目前他已經(jīng)出版了5本小說,他還是第一個在《紐約客》上刊登短篇小說的瑞典作家。新書《我所有的遺忘》(Allt jag inte minns)獲得瑞典文學最高獎項August Prize。 王夢達,1984年出生,畢業(yè)于北京外國語大學,獲得瑞典語言文學學士及歐洲語言文化碩士學位。目前在上海外國語大學擔任講師。曾作為訪問學者多次赴瑞典交流進修。翻譯《羅茲挽歌》《荒廢的時光》《爸爸條約》等多部瑞典文學作品。
第一部分 上午
房子
寓所
通信
柏林
第二部分 萊德
客廳
廚房
陽臺
第三部分 下午
自述之一
自述之二
古帕說,塞繆爾走出電梯的時候,他就快要下班了。當時是九點半,塞繆爾的外婆七點就醒了,每隔十分鐘就要問一次他到了沒有。現(xiàn)在,塞繆爾總算到了,她倒睡著了。
“她情況怎么樣?”塞繆爾問道,打了個大大的哈欠。
“今天看起來應(yīng)該還不錯!蔽艺f,“你這是要搬進來嗎?”
塞繆爾笑了笑,低頭看了看手里拎的塑料袋,塑料袋鼓鼓囊囊的,像只垃圾袋。
“這倒沒有,就是從她家里收了點東西。都是些舊物,我想著留一留總是好的。”
“對你還是對她?”
“對我們兩個都好。你聽過這張經(jīng)典專輯嗎?”
塞繆爾從塑料袋里翻出一張CD唱片,封面是一架透明的玩具鋼琴,里面塞滿了糖果。
“《糖果八音盒之七》?”
塞繆爾點點頭。
“是拉什·魯斯的專輯。他的《糖果八音盒》系列,從一到六都是大師之作。我小時候,外婆常聽他的歌。”
塞繆爾轉(zhuǎn)身去電視房里找他的外婆。他外婆坐著打盹兒,腳上一雙白色鞋子,身穿一件單薄的米色外套,下面搭配了一條我記不清顏色的裙子。旁邊還放著一只旅行箱。我努力和她解釋說,她就是去趟醫(yī)院,很快就回來,根本不需要帶行李。可她說什么都不聽,非要隨身帶著。要說這些年我學到了什么教訓(xùn),那就是,她只要打定主意,任你怎么勸都沒用。“我這人不固執(zhí),”她常這么說,“可我從不放棄!
*
好吧,放輕松,別管簡歷那些了。我對你合作過的出版社沒興趣,也不在乎你都寫過些什么。我就是好奇,你有什么人格魅力,得以成為講述故事的合適人選。還有,你為什么單單想寫塞繆爾?
*
古帕說,塞繆爾站在一旁,靜靜地注視了外婆好幾分鐘,然后才叫醒她。她打著鼾。她就那么坐著,嘴巴像這樣(他用力張大嘴巴,仿佛在用天花板上的日光燈管給喉嚨深處做日光。K穆眯邢渚头旁谀_邊。塞繆爾一打開:幾只燭臺、一把蛋糕鏟和兩只遙控器紛紛掉落出來。
塞繆爾拍了拍她的臉頰(他閉著眼睛,用手摸了兩次自己的臉),她一驚,揉了揉眼睛,然后看著自己的孫子。有那么一兩秒,她似乎對他失去了記憶,然后她開始又哭又笑起來(他展開胳膊,模擬機翼的形狀):
“可算把你盼來了!”
接著又是一句:
“真是意外之喜!”
他們回到她的房間。出來的時候,塞繆爾戴著一頂臟兮兮的棕色毛皮帽子,一手拎著旅行箱和塑料袋,另一只胳膊攙著外婆。
“我們走了。”她沖我招了招手,喊了一句,“碰到你還真挺巧的。”
她滿臉洋溢著一種前所未有的幸福(流露出悲傷的神情)。
*
好吧。我明白了。抱歉。我其實不知道自己該說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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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帕說,塞繆爾的外婆搬進來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指責這里所有黑皮膚的工作人員都是慣偷。她言之鑿鑿地說,我們?nèi)胍购鬂撊胨姆块g,順走了她的珍珠項鏈。她的孩子和孫子無數(shù)次地告訴她,她的珍珠項鏈就鎖在銀行的保險箱里,絕對安全,但是沒用。我不知道她是否真有珍珠項鏈,不過她總會把首飾盒藏在床底下,然后過兩小時按下呼叫按鈕,聲稱她是另一起搶劫案的受害者。她的家人替她道歉,說她以前從不這樣。他們說起她的往事:她曾在貧困地區(qū)當老師,并在教區(qū)內(nèi)組織慈善協(xié)會,籌集數(shù)十萬瑞典克朗,在非洲興建學校;她會去跳蚤市場兜售東西,用舊床單做成醫(yī)用繃帶,捐贈給羅馬尼亞的醫(yī)院;有一次,拉脫維亞的一所孤兒院需要轉(zhuǎn)運一車冬衣,聯(lián)絡(luò)人找不到卡車司機,她直接讓大兒子代勞,自己隨行。他們兩個人一路開到拉脫維亞,將一箱箱的衣服送進孤兒院。一段時間以后,聽她的親戚列舉種種這些事實,著實有些詭異。我總是從不同的家庭成員口中反復(fù)聽到同樣的故事,
感覺他們總想有所補償,就好像他們并不理解我們專業(yè)人士的身份。我們早已習以為常。我們有自己的規(guī)矩。這里的每個房間里都住著一位神志不清的老年男性或老年女性,當他們按下呼叫按鈕,聲稱浴室里出現(xiàn)了一個可怕的不速之客時,我們就用一張床單遮住鏡子;當他們抱怨其他老人透過窗戶偷窺自己時,我們就拉上窗簾;我們不準他們自己刮胡子,因為一旦放開,第二天早上喝咖啡的時候,就會出現(xiàn)幾個刮光眉毛的倒霉蛋;消毒酒精必須嚴加看管,不然很快就會被喝得精光。塞繆爾外婆的情況絕不是最糟糕的,不過她的情緒是最反復(fù)無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