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直打算寫篇關于張愛玲的傳記之類的文章，不是對坊間相關作品的評介，只想說自己曾為這樣一本書準備多年，何以最終決定放棄。一言以蔽之曰，材料不夠。而這也就是我對現(xiàn)有此類書籍總的看法，即便寫得頂認真的余斌著《張愛玲傳》（海南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初版）、司馬新著《張愛玲與賴雅》（大地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五月初版）也不例外，其余則自鄶以下無譏焉。蓋此問題非寫作態(tài)度認真所能解決，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是也。真要認真的話，只好作罷不寫。

我講寫張愛玲傳記材料不夠，有朋友說，怎么不夠，要多少才算夠呢。我知道這里有個觀念問題，一下子很難取得共識，假如不曾認真讀過幾部譯介過來的正兒八經的人物傳記的話。我曾說，傳記寫作，以下幾點均系要事：（一）材料；（二）觀念；（三）切入角度與剪裁；（四）文筆。材料可靠與充分是關鍵的第一步。作者所寫須是事實，須有出處；材料最好是第一手的，力戒輾轉因襲；援引他人記載，要經過一番核實，不可道聽途說；孤證不立，應另具材料參照對比。傳記屬于非虛構作品，這一底線不可移易。寫傳記有如寫歷史，不允許任何合理想象或合理虛構，不能將傳記與傳記小說混為一談。然而作者以小說寫法來寫傳記，讀者對小說和傳記不加區(qū)別，在我們這兒可謂是個源遠流長、根深蒂固的壞傳統(tǒng)。

撰寫歷史要講史德，傳記也不例外；憑空捏造包括細節(jié)在內的內容，至少有違修辭立其誠。譬如張愛玲逝世后，見過遺容而又留下文字記載的，只有她的遺囑執(zhí)行人林式同一位，而他只在《有緣得識張愛玲》一文中寫道：張愛玲是躺在房里唯一的一張靠墻的行軍床上去世的，身下墊著一床藍灰色的毯子，沒有蓋任何東西，面朝著房門，臉向外，眼和嘴都閉著，頭發(fā)很短，手和腳都很自然地平放著。她的遺容很安詳，只是出奇的瘦，保暖的日光燈在房東發(fā)現(xiàn)時還亮著。宋以朗著《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牛津大學出版社二〇一四年十月初版）一口氣列舉了八種張愛玲傳記的相關描寫，諸如她平躺在臥室的地板上、身下鋪著一條精致的地毯，她穿旗袍是一件赭紅色的旗袍，惟一的家具那張巖石桌子的桌面上攤開著一部尚未完稿的長篇小說：《小團圓》，等等，不是向壁虛構，就是以訛傳訛。我們的傳記作者好像總是不甘平淡，要變著法兒地寫得熱鬧一點他們應該去寫小說才對，盡管這樣寫出的也是那路蹩腳的小說。有人說，正因為林式同語焉不詳，才給傳記作者留下發(fā)揮想象的空間。豈不知他記錄這些，只為告訴世人張愛玲乃是善終，是以落筆適可而止，自有對故者的一份愛護尊重。順便講一下，林式同在張愛玲晚年對她多所照拂，執(zhí)行遺囑也克盡厥職，他并非張愛玲的崇拜者，甚至不讀她的書，只為受人之托，便全力以赴，善始善終，形容以古之君子亦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