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論述太炎先生的文章多不勝舉，但大多集中在他的早年與中年，對他晚年的論述則少之又少，尤其是這方面的專著，幾乎沒有。一方面因為太炎先生的《自定年譜》只寫到 55 歲，即 1922 年，以后歲月缺乏權威的記載。但更重要的原因，大概與魯迅先生臨終前留下的兩篇文稿《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對太炎先生作的蓋棺定論有關。人們不敢反對與懷疑魯迅的權威性與正確性。魯迅先生高度評價了太炎先生，稱他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并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但對太炎先生晚年也有遺憾，既離民眾，漸入頹唐，自藏其鋒芒，倉皇制《同門錄》，竟沒有將魯迅先生列入門下，給人一種落伍印象。又如參與投壺，接收饋贈，遂每為論者所不滿，但魯迅先生也說，這也不過白圭之玷，并非晚節(jié)不終。而1949 年后，他又被塑造成半截子革命者的代表，用來敲打勝利后居功自傲又意志衰退的革命干部，防止再出現(xiàn)李自成或章太炎。這種對勝利后防止革命家落伍的實際需要，對半截子革命者的宣傳從來沒有放松過，作為反面教材的太炎先生的形象也就愈加固化了。因此人們對太炎先生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前期，加上他后期資料貧乏，尤其 1927 年至 1929 年他又兩次遭到南京政府通緝，不得不四處藏匿，人們更無從了解他的行蹤。正如魯迅先生所稱，退居于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和別人所幫造的墻，和時代隔絕了。由此人們也就缺乏對他晚年研究的興趣，相關研究也相對單薄，造成了人們對他晚年的誤解。
一個老人往往會不及年輕時奮勇與激進，這是常態(tài)。太炎先生晚年肯定沒有早年般奮勇。但評論一個人，應當看他在各個歷史時期、在主流問題面前的立場。太炎先生早年反帝、反專制、反皇權，沖鋒陷陣；中年反復辟、反割據(jù)，維護法統(tǒng)，毫不屈服；晚年面臨日寇侵華，反日、反內(nèi)戰(zhàn)，堅定不移：他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氣節(jié)是一貫的，他總是站在歷史的最前沿。所以文革結束后，《人民日報》總結、列舉了 82 位中華民族歷史上杰出人物，其中就包括太炎先生，第一次在官方媒體上正面肯定了太炎先生的歷史地位。隨后，《紅旗》雜志社和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寫《中華英杰錄》，確定了中華歷史上 83 位代表人物為中華英杰，不再隨便否定與歪曲。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只確定了太炎先生與中山先生二人為中華英杰，作了全面肯定。
太炎先生是魯迅先生最崇敬的人，魯迅先生身上留下了太炎先生許許多多的印記，無論思想、性格、文風、為人、喜好……都受到太炎先生的巨大影響。尤其在日本留學時期，他讀太炎先生主編的《民報》，跟太炎先生學國學，參加太炎先生組織的光復會，用稿費將太炎先生從日本扣留所贖出，用稿費為太炎先生印著作……這個時期正是魯迅思想形成的最重要時期，太炎先生當時系列文章令他神旺、令他模仿、令他追隨……他稱之為戰(zhàn)斗文章，認為是太炎先生最大的功績。但太炎先生逝世后，當局雖下國葬令，卻完全抹殺了太炎先生的革命貢獻，僅僅將他作為一代宿儒加以紀念；太炎先生和弟子編纂《章氏叢書》正續(xù)編，又刊落了早年的戰(zhàn)斗文章。這一切讓魯迅感到憤慨，他既要為先師辯誣，又要批評太炎先生不該太忠厚而自藏鋒芒，但他也無意要刻畫太炎先生的保守落后，只是有點惋惜。魯迅的這兩篇文章主要表達了他有志繼續(xù)舉起太炎先生革命的旗幟，成為當代的太炎，將革命進行到底！
對于如何界定太炎先生的晚年，大家認識標準是不一的，我則把太炎先生最后五年定為晚年，即結束漂泊、定居蘇州、辦學辦刊、教書育人、堅定抗日……的歲月，即相對安定得享天倫之樂的五年他畢竟也是人，況且這也是他一生中非常精彩和成果迭出的歲月。我作為他的后裔，也年逾八旬，實在有責任來彌補這一缺憾。過去數(shù)十年間，我在編《章太炎全集》過程中，研究和梳理了他的一生，出了多部關于太炎先生的專著，等于完成了其中許多章節(jié)，奠定了我完成有關他的晚年一著的基礎，得以從容從他北上見張、吳中講學、遷居蘇州、講學辦刊、晚年生活、參與抗戰(zhàn)、晚年學術、身后哀榮、晚年評價等九個方面，加以詳盡闡述，以彌補章學研究的一個薄弱環(huán)節(jié)，也為人們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參照。
很多名人之后都不約而同以為先人論述為志，我也樂此不疲，尤其在疫情中，迫使我將難熬的日子變成有意義的光陰，也兌現(xiàn)了我祖母的囑托，要盡后死之責！當我寫完《前言》，終于長長吐了一口氣，至于知我罪我，交給讀者吧！

至于這部書的書名，我以先祖父自己的書件子其艱貞四個字作為書名。這是他晚年所寫，是我見過他書寫的最大的書件，每字達 60 多厘米見方。這四個字取自《周易明夷卦》明夷，利艱貞，充分抒發(fā)了他內(nèi)心某種情懷，勉勵自己要艱貞不屈，這是他一生的寫照。這幅巨作此前一直收藏在家中，去年我將它和一些文物一起捐贈給先祖父故居余杭倉前章太炎故居紀念館。這批文物共十大類五十一件，包括未刊著述、書件、印章、文房用具、扇面畫作，等等，都帶著他的余溫，回歸故里；我希望能夠助力家鄉(xiāng)的發(fā)展，鼓勵收藏與研究一個沒有收藏與研究的全國文保單位是可憾的。我也生活在商品社會，不是不知一定要有點錢．但我又不想把這些珍貴的文物變現(xiàn)，而想用得到的獎勵去完成自己的一個心愿，即繁榮學術，弘揚章學！
拙作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我的福愿。從出版先祖父全集到出版《我的祖父章太炎》《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后死之責祖父章太炎與我》等，以及選編《章太炎生平與學術》等，我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建立了深厚情誼。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已成為章學研究出版的重鎮(zhèn)，占領了這座文化高地，團結了一大批學術精英我也深受恩惠。這也許是我最后的著述，畢竟八十多歲了，過了今天不知明天，這也就是人生，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在有生之年能多留下點文字，就多留一點。我又一次受到了張鈺翰的鼓勵與支持，我們合作多年，他建議我多放一點圖片，使圖文并茂，便于讀者更了解太炎先生他畢竟作古九十多年了所以我盡量多提供他晚年及弟子的圖像。說實話，人每一個進步，每一個成就，都離不開眾人襄助，所以要感謝的人實在是太多了，在此免俗，恕不一一羅列！
最后，我希望拙作有補于史，有助讀者開卷有益！
章念馳
寫于 2023 年 4 月 8 日佳信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