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許多讀者，包括學者和大眾讀者，也許會認為本書是反美的。然而，我批判的不是美國，而是美國建制派，且這種批判不是一種膚淺而情緒化的抨擊。自美國獨立以來，其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都展現了強大的自信，我對這種自信的來源進行了深究。因此，說本書是反美國建制派更為確切。
我生于1940年，我們這一代歐洲人，對美國的印象十分正面。美國為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勝利做出了偉大貢獻，美國電影、美國音樂包括爵士樂、格倫·米勒、貝西伯爵、艾靈頓公爵、本尼·古德曼、摩天大樓、高速公路、可口可樂、阿伯特與科斯特洛、自由、民主，這些都使我們對美國文化印象深刻。至少在我的家鄉(xiāng)瑞士南部，二戰(zhàn)之后，反對美國的只有共產黨人和左翼社會主義者。在孩童時代，我曾目睹身穿統(tǒng)一制服的美國士兵應瑞士政府要求解除武裝跨越瑞士國境，那時的美國令人贊嘆。在20世紀50年代，還是青少年的我非常喜愛美國的搖滾樂、歌手埃爾維斯·普雷斯利、現代爵士四重奏，也鐘愛《巨人傳》《影子》《春風秋雨》等反種族歧視題材的電影。
1971年，我第一次踏上美國國土，到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參加一個政治科學暑期項目。在項目中，我認識了一位和我一樣，也曾在日內瓦大學任助教的朋友。他娶了一位美國女士，夫婦倆住在加利福尼亞州（簡稱加州）。項目結束后，我們開著他那輛標志性的福特野馬汽車從安娜堡市出發(fā)，最終到達加州。旅途中，我們先是跨越了美國中西部到丹佛市，然后途經陶斯縣、圣塔菲市、亞利桑那州的彩色沙漠，往北探訪科羅拉多大峽谷，往西進入拉斯維加斯，后來到達洛杉磯和圣巴巴拉。那次旅行使我愛上了加州特別是圣巴巴拉。1979年，我把大兒子送到美國參加為期一年的交流學習。他在一個共和黨家庭寄宿，男主人是一名律師，在競選中成功擊敗在任民主黨人成為縣總檢察長。我的兒子也在競選過程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他四處張貼海報、登門拜訪選民，著實體驗了一把美國選舉。那真是不錯的經歷。第二年，我攜家人到美國去接他。整個家庭爸爸、媽媽、四個孩子（分別是10歲、12歲、14歲和17歲）踏上了一次穿越美國的旅程，從首都華盛頓到加州，經過丹佛、圣塔菲、亞利桑那州的彩色沙漠、科羅拉多大峽谷、鮑威爾湖、國會礁國家公園、布萊斯峽谷國家公園、拉斯維加斯、死亡谷國家公園，然后往北到約塞米蒂國家公園，往西到舊金山，再往南走一號公路到洛杉磯。旅程的終點是圣巴巴拉，我們在那里休息了一周。這真是令人難忘的假日體驗。我們無論到哪兒都受到熱情歡迎，在需要幫助時也總能及時得到幫助。我們也體驗到了美國人對家庭和孩子的珍視。
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第二個10年初，我和妻子在圣巴巴拉度過了許多個美好夏日，也結識了當地不少中產階層人士，他們?yōu)槿撕蜕疲�都不是左翼人士。根據我們的觀察，他們都擁有以下特征：心地善良，習慣出國旅行（包括歐洲），為自己是美國人而驕傲，從無半點好斗或居高臨下的姿態(tài)。我通常不和朋友談論政治，不過我知道我的這些朋友中有共和黨人，也有民主黨人，可謂組成了一幅典型的美國中產階層群體畫像：一位大學教授，兩位城市學院教授，兩位護士，一位地質工程師，一位新教牧師，兩位地產中介，一位畫家，一位私營企業(yè)前高管，以及一位研究墨西哥傳統(tǒng)建筑的作家和他的妻子。那么，現在究竟是哪里出了差錯？
當然，事情走向不對勁是有一些信號的。朝鮮戰(zhàn)爭本可起到讓美國人民警醒的作用，可惜被美國政府包裝成一場正義戰(zhàn)爭；1953年伊朗政變是美國中情局（CIA）策劃成功的行動之一，但伊朗首相摩薩臺（任期19511953年）被歪曲為共產主義的特洛伊木馬；接下來又發(fā)生了越南戰(zhàn)爭，這場戰(zhàn)爭受到的國際上的批評頗多，甚至在美國國內也是如此。但美國主流觀點反擊稱：難道這不是為了阻止共產主義魔爪的延伸而進行的一場正義的戰(zhàn)爭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蘇聯解體的歷史性時刻，美國外交政策的問題徹底暴露無遺：它施行的理由不僅僅是為了與斯大林做斗爭，而是針對社會主義制度做斗爭。蘇聯解體后，美國領導層認為美國已站上歷史巔峰，歷史的終結終于達成，其他國家很快就會效仿美國式的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當然了，這都將在美國的領導下進行。時任美國總統(tǒng)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一句言簡意賅的話將這種姿態(tài)體現得淋漓盡致：我們說了算。很顯然，這體現了美國的極度自信，而這往往又使其傲慢自大，不尊重其他國家及其人民、文化。
2003年，美國通過伊拉克戰(zhàn)爭克服了越戰(zhàn)綜合征，從此以后，海外作戰(zhàn)成為美國的一種嗜好。美國有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目前為止仍無可匹敵，海外作戰(zhàn)當然勝券在握。然而，除了那場久遠的內戰(zhàn)，美國從未經歷過在本土發(fā)生的其他大型戰(zhàn)爭。1945年，美國擊敗日本，但也僅限空中和海上作戰(zhàn)，而非陸地作戰(zhàn)。美國擁有強大的核力量，但日本擁有強悍的陸戰(zhàn)軍隊。為了避免派遣步兵登陸亞洲，美國通過投下原子彈輕松地結束了二戰(zhàn)。這一決定的其中一個后果是，美國失去了中國。在二戰(zhàn)之后，美國幾乎在所有戰(zhàn)爭中都遭遇了失敗，而這些戰(zhàn)爭大多數都是侵略性的。
這樣的結果是，冷戰(zhàn)思維不斷升級，世界陷入永無休止的混亂與不確定性之中，充滿了仇恨、不信任和敵意，經濟戰(zhàn)、政變、秘密軍事行動愈發(fā)頻繁，甚至還可能引發(fā)一場新的世界大戰(zhàn)。在這樣的戰(zhàn)爭中，派上用場的將會是各國正在爭先研發(fā)的可怕的現代武器，包括核武器。毫無疑問，俄羅斯和中國都在穩(wěn)步發(fā)展其軍備。西方世界通常認為，俄羅斯和中國導致出現了恐慌、混亂、不確定性和敵意。但我們也可以說，且有正當、充足的理由和證據證明，這些國家發(fā)展軍備是對美國強大軍備的威脅的回應。我們可以對比一下利比亞和朝鮮的景況。在這樣的情形之中，西方世界總是套用同一個故事：我們是好人，他們是壞人，那些由壞人掌控的威權主義國家是對自由民主的威脅，因為他們試圖破壞現行的國際社會行為規(guī)則。然而，這些規(guī)則都是西方世界根據其意志與利益制定的，也是西方世界強加于其他國家的。不過，這樣引導輿論會不會反過來威脅到自由民主國家自身的利益呢？如果會的話，到底是誰的利益呢？是民眾的利益，還是精英階層的利益？雖然這些威權主義國家并未遵循美國在國家和國際層面推廣的價值體系，甚至存在很多嚴重問題，但難道看不到它們同時也切實改善了民眾的生活，不是嗎？如果能夠首先確保尊重這些國家的主權，并只在必要的時候，也就是這些國家的領導層真正傷害到民主國家及其民眾的利益時才去反擊，不是更好嗎？
我以上所提及的事件都需要進行深度分析和解釋，而不是對美國的行為作出膚淺而情緒化的反應。美國有史以來已經多次并且今天依然如此行事，其對自己的民主制度和強大的經濟、軍事力量極度自信，以令人難以忍受的傲慢態(tài)度對待敵人和盟友。而本書就是為了回應這些而寫就的。
一直以來，美國為應對所謂的中國威脅論而制定的外交政策總是帶著這樣一種目的：保持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并聲稱這是整個國際體系皈依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后維持和平、穩(wěn)定與繁榮的唯一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