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基于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歷史發(fā)展進程的廣闊視野,以中國共產黨誕生前后的歷史進程為主線,以史料、新近的學術研究成果為依據,以大眾易于接受的敘事方法于百年歷史深處追索答案,回答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必然性。
◎中華優(yōu)秀出版物獎、中國好書獎得主,黨史專家王新生全新力作。
◎站在21世紀的今天,從中華民族5000年歷史發(fā)展的過程,審視中國共產黨誕生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意義。
◎以大量權威可靠的一手資料和扎實的學術研究成果,解釋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必然性。
◎以鮮為人知的生動的歷史細節(jié)和新穎的敘事方法,再現中國共產黨誕生的過程。
◎從當事者的回憶中對有關事情的不同說法中進行分析梳理,幫助讀者了解更多的歷史事實。
◎對重要歷史事件有精當的點評,使讀者從中受到啟迪。
引言:歷史之問
1921年7月23日晚,中國最大的也是最繁華的工商業(yè)城市上海,已是萬家燈火。在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yè)路76號)這座典型的石庫門建筑的餐廳里,一群人圍繞一張長條形的餐桌坐著。其中有穿學生裝、長衫或西裝的13個中國人,以及2個深眼窩、高鼻梁的外國人。
這13個中國人,分別是李達、李漢俊、董必武、陳潭秋、毛澤東、何叔衡、王盡美、鄧恩銘、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包惠僧。年齡最小的19歲,最大的45歲,平均年齡28歲。毛澤東這年恰好28歲。他們分別代表上海、武漢、長沙、濟南、北京、廣州、旅日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和未參加會議的陳獨秀。2名外國人,一個叫馬林,一個叫尼克爾斯基,他們代表共產國際。
他們聚集在這里,是要完成一項在中國歷史上驚天動地的使命——創(chuàng)建中國共產黨。這個使命從這天晚上在望志路106 號開始,到最后一天開會地址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一只游船上,歷經一周多的時間完成,中國歷史上破天荒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呱呱墜地。
也就是從這時起,近代以來,一直遭到西方列強欺凌,而本國政府又腐朽沒落透頂,人民飽受苦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內部政治生活開始悄然發(fā)生變化。
這時,在北方,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與奉系軍閥張作霖聯(lián)合掌握著北京政權,兩派軍閥之間又存在著明爭暗斗;在南方,孫中山在廣州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tǒng),再揭護法旗幟,率領粵軍討伐舊桂系軍閥陸榮廷, 擬在打敗陸榮廷后北伐中原。然而孫中山最信任的身兼內務部總長、粵軍總司令和廣東省省長的陳炯明,野心勃勃,與他離心離德。全國大的政治格局,表現在南北兩方政府的對抗上;而從全國政治特點上看,則表現在各地都被大大小小的軍閥統(tǒng)治著。哪個軍閥集團得到帝國主義國家的支持多,兵多、地盤大,它的勢力就大。中國共產黨的出現,開始逐漸打破這種政治格局。
中國共產黨成立時,包括參加一大的13 名代表在內,黨員人數滿打滿算也就58 人,在當時中國的政治舞臺上,是一個很小很小的政黨,實力同她要革命的對象相比,極其懸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儼然是個龐然大物,中國共產黨則是一顆微粒。隨便一個統(tǒng)治某一省甚至統(tǒng)治更小區(qū)域的軍閥,都比她的力量大得多。然而,她有最先進、最科學的理論指導, 從成立之日起,就勇敢地向舊中國反動的統(tǒng)治者發(fā)出挑戰(zhàn),要建立工農勞動者的社會。
時光如梭,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時,毛澤東恰好28歲,又經過28載的風風雨雨,在1949年的10月1日,他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站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地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在軍樂團奏出的《義勇軍進行曲》中,他按下了按鈕,天安門廣場升起了第一面鮮艷的五星紅旗。同一天,登上天安門城樓的還有另一位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當時的職務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
從成立到奪取全國政權的28 年間,中國共產黨飽經磨難,屢次遭受嚴重挫折,又屢次英勇地奮起,開創(chuàng)出革命新局面。
在成立后的第一年,中國共產黨就認識到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但在現階段應先進行民主革命。于是,黨的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響亮地向全國人民喊出了“打倒軍閥!”“打倒國際帝國主義!”的口號。這是近代以來中國任何階級都提不出來的最徹底的革命綱領。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以主要精力從事工人運動。從1922年1月開始, 到1923年2月,黨領導的工人運動形成第一次高潮。這次工人運動高潮的起點是香港海員罷工,終點為京漢鐵路工人二七大罷工。二七大罷工遭到直系軍閥殘酷鎮(zhèn)壓,工人有46人犧牲,300余人受傷,40余人被捕,1000余人被開除。此后,全國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黨領導的工人運動,擴大了其在全國的政治影響,為掀起全國規(guī)模的大革命準備了一定的條件。
根據共產國際的決議,1923年6月,黨的三大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用這種形式實現國共合作。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國共合作,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高潮。經過北伐戰(zhàn)爭,革命迅速發(fā)展到長江以南地區(qū)。中共領導的工人運動迅猛發(fā)展,黨員人數到五大時已達到57967人。
然而,大革命后期,在蔣介石集團、汪精衛(wèi)集團先后叛變革命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機關犯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自愿地放棄對于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 尤其是放棄對于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使大革命遭到慘痛失敗。
國民黨反動派實行殘酷屠殺政策,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工農群眾倒在血泊之中,原來生機勃勃的中國南部陷入一片腥風血雨之中。據黨的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統(tǒng)計,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殺害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有31萬多人。中國共產黨黨員數量由大革命高潮時的近5.8萬人,急劇減少到1萬多人。極其嚴重的白色恐怖,導致工農運動沉寂,革命處于低潮。中國共產黨面對反動派要將革命者斬盡殺絕的嚴峻形勢,是偃旗息鼓,還是勇敢前行、繼續(xù)革命?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的回答是后者——英勇無畏地擔負起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正如毛澤東所說:“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并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干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們又繼續(xù)戰(zhàn)斗了!秉h領導和組織發(fā)動了南昌起義、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一系列起義。在起義受挫之后,保留下來的部隊轉移到數省邊界地區(qū)偏僻的山村堅持斗爭,開展游擊戰(zhàn)爭和土地革命, 為創(chuàng)建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奠定了初步的基礎。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農村開展武裝斗爭,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特色革命新道路。至1930年春,農村革命斗爭已由1927 年秋的星星之火發(fā)展成為燎原之勢。全國紅色革命根據地已經有大小十幾塊,紅軍發(fā)展到約7萬人,連同地方武裝共10萬人,分布在贛、閩、湘、鄂、粵、桂、豫、皖、蘇、浙、川等十多個省的邊界地區(qū)或遠離中心城市的偏僻山區(qū)。武裝斗爭已經成為中國革命的主要斗爭形式, 農村根據地已經成為積蓄和壯大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戰(zhàn)略基地。從1930年秋到1931年秋,中央根據地及其他根據地先后粉碎了國民黨軍三次大規(guī)模的軍事“圍剿”,革命形勢又一次出現生機勃勃、欣欣向榮的局面。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瑞金成立,毛澤東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和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主席。由此,毛澤東以“毛主席”著稱于世,成為中國革命史上一個特殊的名詞。
然而,就在革命形勢喜人之時,一次嚴重的挫折再次降臨。由于“左”傾教條主義者的錯誤軍事指揮,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 失敗,中央紅軍被迫撤離根據地,實行戰(zhàn)略轉移——長征。此后,黨在南方的其他根據地也先后丟失,主力紅軍也先后進行長征。不僅如此,黨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的組織也遭到嚴重破壞,中國革命又一次跌入低谷。
在中國革命幾乎陷于絕境的時候,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集中全力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 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黨中央的統(tǒng)治,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這次會議的成果是在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lián)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取得的,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
遵義會議使中國革命柳暗花明。在遵義會議后新的黨中央的領導下, 各路紅軍戰(zhàn)勝了各種難以想象的困難,取得了長征這一舉世矚目的偉大勝利,開創(chuàng)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企圖獨占中國,中華民族危機一天比一天嚴重,全國掀起抗日救亡高潮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策略,并為之做了不懈的努力。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后,中國共產黨不計前嫌,與廝殺了10年、有著血海深仇的國民黨進行談判,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在國民黨軍潰不成軍的時候,逆勢而上,奔赴敵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開展游擊戰(zhàn)爭。
抗戰(zhàn)進入相持階段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武裝在敵后的抗戰(zhàn)歲月是十分艱苦的。日軍對抗日民主根據地反復進行“掃蕩”,實行殘酷的燒光、殺光、搶光的政策;國民黨頑固派連續(xù)制造了三次反共高潮,對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進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谷彰裰鞲鶕剀娒駱O其困難,幾乎沒有衣服穿,戰(zhàn)士缺少鞋襪,工作人員冬天沒有被子蓋, 甚至吃糧都十分困難。
為了戰(zhàn)勝困難,堅持抗戰(zhàn),中共中央制定了大生產、精兵簡政等多項政策,帶領根據地軍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粉碎了敵人的“掃蕩”,打退了頑固派的反共高潮,終于迎來局勢好轉。到抗戰(zhàn)結束時,中國共產黨黨員發(fā)展到120余萬,人民軍隊發(fā)展到132萬人,民兵發(fā)展到260余萬人,抗日民主根據地已有19塊,人口近1億。中國共產黨在全民族抗日戰(zhàn)爭中充分發(fā)揮了中流砥柱作用,越來越多的人民群眾了解和認識了中國共產黨。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原先躲在大后方的國民黨統(tǒng)治集團倒行逆施,依靠美國的支持,把手伸得長長的,試圖搶占抗戰(zhàn)勝利果實,企圖維持其一黨專政,使中國繼續(xù)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黑暗之中。中國共產黨希望在戰(zhàn)后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當家做主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并為爭取和平建國表現出最大的誠意,付出最大的努力,毛澤東親自赴重慶進行和平談判,國共雙方簽訂了《雙十協(xié)定》。1946年6月下旬,國民黨統(tǒng)治集團依仗著總兵力約430萬人,對比人民解放軍的總兵力127萬人達3.4 ∶ 1的絕對優(yōu)勢,撕毀停戰(zhàn)協(xié)定和政協(xié)協(xié)議,向解放區(qū)發(fā)起進攻,發(fā)動全面內戰(zhàn)。面對氣勢洶洶的敵人,中國共產黨領導解放區(qū)軍民采取正確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先后粉碎了敵人的戰(zhàn)略進攻和重點進攻。1947年7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轉入戰(zhàn)略進攻。在轉入戰(zhàn)略進攻的同時,解放區(qū)還進行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億萬翻身農民踴躍參軍、支前,形成排山倒海般的推翻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的力量。
而這時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由于國民黨政府加緊對人民的瘋狂掠奪和血腥鎮(zhèn)壓,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內戰(zhàn)、反饑餓、反迫害運動。這一運動與反對美國扶持蔣介石打內戰(zhàn)的斗爭結合在一起,成為群眾性的愛國民主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的團結和爭取下,各民主黨派和許多無黨派愛國人士也紛紛認清了國民黨的獨裁面目,日益走上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參加人民革命的道路。國民黨統(tǒng)治集團在政治上完全孤立,已經無法逃脫失敗的命運!
從1948年9月12日開始,至1949年1月31日結束,中共中央抓住戰(zhàn)略決戰(zhàn)的有利時機,連續(xù)組織了中國戰(zhàn)爭史上空前的,在世界戰(zhàn)爭史上也是罕見的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zhàn)役,共殲滅國民黨軍154萬人,基本上摧毀了國民黨賴以維持反動統(tǒng)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奠定了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的基礎。
1949年4月20日,國民黨當局拒絕在《國內和平協(xié)定》上簽字,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于次日發(fā)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4月20日夜至2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發(fā)起渡江戰(zhàn)役,百萬雄師橫渡長江,國民黨軍苦心經營三個半月的長江防線頃刻瓦解。4月23日,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宣告了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的覆滅。5月27日,人民解放軍占領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為繼續(xù)解放廣大國土,人民解放軍分路迅速向中南、西北、西南大進軍,以秋風掃落葉之勢消滅了國民黨軍殘余。蔣介石集團倉皇從大陸逃往海島臺灣。
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勝利時,中國共產黨發(fā)展到448 萬黨員,其領導下的人民解放軍總兵力發(fā)展到550萬。強大的中國共產黨,不僅已由革命黨成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國家的執(zhí)政黨,而且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歷史表明:以理想和主義前行的中國共產黨具有頑強的生命力,總是能從絕境之中奇跡般地走出來,開辟新天地;她具有堅忍不拔的毅力,任何困難難不倒,任何重壓壓不垮;她具有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任何險關和障礙都阻攔不住她前進的步伐。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黨、光榮的黨、正確的黨,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華民族的未來。
舊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人民外受帝國主義欺壓凌辱,內受封建主義壓迫剝削,經濟文化落后,工業(yè)基礎極其薄弱,無產階級數量很少,農民占大多數。然而,在這樣看似貧瘠落后的國度里,為什么偏偏能夠產生強大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領導人民取得革命勝利的無產階級政黨呢?而在看似土壤肥沃的工業(yè)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卻產生不出這樣的無產階級政黨呢?
讓我們走進100年前的歷史深處,去尋找答案。
王新生,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巡視員、研究員。主要研究中國共產黨民主革命歷史。參加過《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修訂,為《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第三章執(zhí)筆人,參與過黨和國家重大紀念活動文件和黨的領導人講話起草。所著《穿越歷史時空看長征》獲2016年度中國好書獎和第七屆中華優(yōu)秀出版物獎。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共黨史研究》《黨的文獻》《近代史研究》等報刊上發(fā)表學術論文100余篇。
目 錄
引言 歷史之問
第一章 苦難的舊中國
一、墮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深淵
傲人的中華文明
西歐、清朝反向發(fā)展
落后遭打,教訓慘痛
二、尋找救國與民族復興之路連遭挫折
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
太平天國理想社會幻滅
洋務運動慘遭失敗
戊戌變法百日夭折
資產階級共和國,此路不通
第二章 思想文化驚雷和反帝愛國狂飆
一、北洋軍閥群魔亂舞
袁世凱的83 天皇帝夢
張勛上演宣統(tǒng)復辟丑劇
段祺瑞賣國、獨裁,孫中山揭起“護法”旗
二、新文化運動——思想解放的驚雷
陳獨秀擎起民主、科學大旗
李大釗:創(chuàng)建“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
魯迅的吶喊
攻擊矛頭集中于孔教
三、席卷全國的反帝愛國狂飆
尷尬的戰(zhàn)勝國
天安門前的怒吼
“民眾聯(lián)合的力量最強”
一個重要的事件發(fā)生
第三章 歷史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
一、新思潮來勢洶涌
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社會主義流派
工讀互助團等試驗的失敗
二、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救國真理
馬克思主義成為新思潮中最強音
馬克思主義研究團體勃興
一批先進分子轉變?yōu)轳R克思主義者
喚起工人階級的覺醒
三、馬克思主義者與反對者的思想交鋒
李大釗與胡適,問題和主義之爭
社會主義是否適合中國國情的論爭
批駁無政府主義
第四章 共產黨早期組織悄然興起
一、上海、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建立
來自蘇俄的神秘客人
上海率先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
北京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
到工人階級中去
二、長沙、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建立
長沙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
武漢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
三、濟南、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建立
濟南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
廣州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
四、旅日、旅法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建立
旅日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建立
旅法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建立
第五章 紅船啟航:朝著中華民族復興的方向前進
一、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提上日程
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最初的提出
張?zhí)滋K俄之行
馬林、尼克爾斯基到達上海
各地代表聚集申城
二、開天辟地的大事變
望志路106 號迎來民族曙光
法國巡捕突然搜查會場
嘉興南湖游船見證偉大開端
結束語 踏上新征程
參考文獻
后記
上海率先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
維經斯基一行到達上海后,下榻于霞飛路718號。他們很快就到法租界環(huán)龍路老漁陽里2號會見了陳獨秀。
老漁陽里2號這幢房子是曾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長柏文蔚的,陳獨秀任過他的都督府秘書長。柏文蔚遷到新漁陽里之后,就把這幢房子讓給了老同事、老朋友住。這是老式石庫門房子,磚木結構,二層樓,二樓前面是統(tǒng)廂房,是陳獨秀的臥室兼書房,廂房的隔壁是客堂樓,后有曬臺。房子全部建筑面積約140多平方米。這就是陳獨秀在上海的住所,《新青年》編輯部從北京又搬到上海后,也設在這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早期組織將在這里誕生。
陳獨秀與維經斯基一見如故,談得很投機。陳獨秀介紹他會見了當時宣傳社會主義的《星期評論》編輯戴季陶、李漢俊、沈玄廬,《時事新報》負責人張東蓀,以及陳望道、俞秀松、施存統(tǒng)、沈雁冰、邵力子等人。會見形式同北京一樣,是召開座談會,由維經斯基介紹俄國十月革命的情況和蘇俄現狀,討論宣傳社會主義和改造中國的問題。最初參加座談會的人還比較多,后來就只有當時還相信馬克思主義的人與維經斯基交談了。由于多次交談,一些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更加了解蘇俄和俄共(布)的情況,一致得出結論:“走俄國人的路。”
關于陳獨秀等開始籌備成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情況,周佛海曾回憶,他在1920年夏到上海,與張東蓀、沈雁冰一起到老漁陽里2號去拜訪陳獨秀,當時維經斯基在座。維經斯基在談話中說:“中國現在關于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復雜,有無政府主義,有工團主義,有社會民主主義,有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使思想界成為混亂局勢。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多,實際行動,一點都沒有。這樣決不能推動中國革命!睂Υ耍芊鸷T诨貞浿姓J為:“他的結論,就是希望我們組織‘中國共產黨’!辈⒄f:“當天討論,沒有結果,東蓀是不贊成的,所以以后的會議,他都沒有參加。我和雁冰是贊成的。經了幾次會商之后,便決定組織起來。南方由仲甫負責,北方由李守常(大釗)負責。當時所謂南陳北李!
李達回憶:
在這時候,“中國共產黨”發(fā)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威琴斯基(維經斯基——編者注)來中國的主要任務是聯(lián)系,他不懂得什么理論,在中國看了看以后,說中國可以組織中國共產黨,于是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沈玄廬、戴季陶等人就準備組織中國共產黨。孫中山知道了這件事,就罵了戴季陶一頓,戴季陶就沒有參加組織了!敃r還曾起草一個黨章草案,由李漢俊用兩張八行信紙寫成,約有六、七條,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是“中國共產黨用下列的手段,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一、勞工專政,二、生產合作。”我對于“生產合作”一項表示異議,陳獨秀說:“等起草黨綱時再改。”
李達回憶中列舉的發(fā)起人有: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俞秀松、施存統(tǒng)、沈玄廬、李達等。
施存統(tǒng)關于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發(fā)起的回憶與李達略有不同,他在回憶中說:
一九二〇年六月間,陳獨秀、李漢俊、沈仲九、劉大白、陳公培、施存統(tǒng)、俞秀松,還有一個女的(名字已忘),在陳獨秀家里聚會,沈玄廬拉戴季陶去,戴到時聲明不參加共產黨,大家不歡而散,沒有開成會。第二次,陳獨秀、俞秀松、李漢俊、施存統(tǒng)、陳公培五人,開會籌備成立共產黨,選舉陳獨秀為書記。并由上述五人起草黨綱。不久,我和陳公培出國。陳公培抄了一份黨綱去法國,我抄了一份去日本。我沒和李達、陳望道等一起討論發(fā)起共產黨?赡苁俏胰ト毡竞,陳獨秀又找他們討論組織共產黨(我未參與其事,對此表示保留)。我在日本時,和陳獨秀、李達有聯(lián)系,所以李達回憶中提及我是發(fā)起人。陳公培去法國后,可能和他們沒有什么聯(lián)系,所以他記不起來。
包惠僧在回憶中則有另外一種說法,說是維經斯基與戴季陶、沈玄廬、李漢俊、張東蓀等會談過好幾次,“他們曾經有過這樣的打算:把《新青年》、《星期評論》、《時事新報》結合起來,建立一個新中國革命同盟,并由這幾個刊物的主持人聯(lián)合發(fā)起組織中國共產黨或是中國社會黨?墒墙涍^相當時間的醞釀,把這個意見正式提出來,首先嚇倒了張東蓀,他退出了這個運動,戴季陶最初還表示同意,但看到黨綱草案中有一條規(guī)定:‘共產黨員不能做資產階級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資產階級的政黨’時,戴季陶也借口他不能同國民黨斷絕關系,申請退出了這一運動!
由于是在事隔數十年后回憶的,回憶者的記憶有誤差,所以關于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發(fā)起情況不盡相同。盡管如此,這些回憶反映了這樣幾種情況:其一,醞釀建立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是有一個過程的,經過多次會議協(xié)商;其二,通過什么樣的方式組織,是有變化的;其三,參加發(fā)起的人員由于意見分歧和其他原因,有出有進;其四,是叫共產黨還是叫社會黨,尚未最后確定。
陳獨秀對于黨的名稱叫什么也拿不準。張申府回憶:“關于黨的名稱叫什么,是叫社會黨,還是叫共產黨,陳獨秀自己不能決定,就寫信給我,并要我告訴李守常!薄拔液褪爻Q芯浚徒泄伯a黨。這才是第三國際的意思,我們回了信!边@件事說明,在建黨問題上,陳獨秀十分尊重李大釗的意見。南陳北李,相約建黨,是廣為流傳的佳話,也充分表明了二人在中共黨史上的重要地位。
1920年7月19日,陳獨秀等召開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籌備會議。“這次會議為未來的中國共產黨奠定了基礎。會上,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堅決贊成建立中國共產黨!
8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這時的發(fā)起人一共有8個,即: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松、施存統(tǒng)(時在日本)、楊明齋和李達。成立會是在《新青年》編輯部召開的,會議定名該組織為“中國共產黨”,推舉陳獨秀為書記。除了上述發(fā)起人之外,在中共一大之前,先后參加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還有邵力子、袁振英、林伯渠、沈雁冰、沈澤民、李啟漢、李中、周佛海等。會議決定,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工作為兩部分:一是宣傳工作,二是工運工作。會議還決定把《新青年》作為公開宣傳的機關刊物,從第八卷第一號開始;另行出版《共產黨》月刊,作為秘密宣傳刊物。
在中國大地上,第一個共產黨組織悄然破土而出了!中國黑暗的政治天空中,在上海這個地方,露出了一抹微微的紅色。
上海早期共產黨組織成立后,即通過寫信聯(lián)系、派人指導或具體組織等方式,積極推動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實際上起著中國共產黨發(fā)起組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