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六個危機

      反應遲鈍的政府

      工作場所的權力喪失與政治領域的權力喪失并駕齊驅。想想近年來政治中的大問題：商業(yè)利益的主導地位太過明顯。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為例，雖然它遭到了大多數美國人的反對，但是仍在繼續(xù)推進。長期以來，公眾輿論一直支持政府采取行動確保全民醫(yī)療保險（大多數支持者更喜歡單一付款人模式，一些人更喜歡公私混合模式），然而我們得到的卻是奧巴馬醫(yī)改，這種溫和的做法只向前邁進了半步。想一想，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努力屢次受挫。長期以來，公眾輿論一直支持大幅提高最低工資，結果商業(yè)利益壓倒了普通美國人的偏好�；蛘呦胂胍恍�從未付諸表決的事情，即《雇員自由選擇法》（Employee Free Choice Act），該法將確保工會在大多數雇員簽署認可卡以后得到認可。這類促進工會認可的措施多年來一直在民意調查中得到支持，可是國會卻無動于衷。為了大企業(yè)的利益，政治系統(tǒng)被操縱，其影響深遠，民主共和兩黨無一例外。

      事實上，我們的政府對公眾輿論的反應非常遲鈍。在民意調查中，美國人表示，他們希望政府在能源（77%）、環(huán)境（75%）、醫(yī)療保�。�72%）以及經濟和就業(yè)增長（68%）方面的干預更多而不是更少。大多數人支持政府在為老年人提供體面的生活水平（73%）、確保食品和藥品安全（73%）、保證獲得負擔得起的醫(yī)療保健（73%）、減少貧困（69%）和確保清潔空氣和水（67%）等舉措上采取更多而非更少的行動。有69%到31%的人認為我們需要政府來處理復雜的經濟問題，而不是僅僅依靠市場。雖然這樣的民意調查很難直接反映出堅定的承諾，但是如果我們將這些數據與其他證據結合起來，結論似乎不言而喻：我們作為公民的偏好被我們的立法者一步一步地忽略了。

      鑒于政府反應遲鈍，這么多人對政治如此憤慨，如此脫離政治也就不足為奇了。2015年，只有19%的美國人表示他們會永遠或在大部分時間里信任政府；只有20%的人認為政府項目運行良好；約55%的人認為“普通美國人”在解決國家問題方面比民選官員做得更好。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2016年的競選表明，這種憤世嫉俗并不一定代表民眾與政治脫節(jié)，不過我們正在打一場艱苦的戰(zhàn)斗。2014年的一項研究發(fā)現，只有35%的美國成年人定期參加選舉，30歲以下的人則只有22%。在過去兩年中，只有8%的人自愿參加任何政治活動。

      環(huán)境的不可持續(xù)性

      氣候變化、物種滅絕、陸地和海洋資源過度開發(fā)，正在給地球生態(tài)系統(tǒng)造成越來越大的壓力。截至1970年，人類活動已經超過了地球的承載能力，人們使用的資源超過了可用自然資源能夠維持的限度。今天，人類使用地球自然資源的速度比它們的補充速度快了近60%。在美國，我們消耗資源的速度是可持續(xù)消耗速度的7倍�？傮w而言，人類已經跨越了許多“星球生態(tài)的邊界”——這不僅表現為氣候變化和森林破壞的速度被加快，還表現為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和氮磷循環(huán)的中斷。我們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殺死其他物種。僅在1970年至2012年間，科學家追蹤的陸地物種數量就下降了約38%，海洋生物下降了36%，淡水動物數量下降了81%。我們正處于第六次大滅絕的邊緣，這次滅絕不是因為自然地質力量的作用，而是由人類引起的。

      由于擔心潛在的支持者會因焦慮而陷入絕望，環(huán)境活動家常常淡化下列問題：生態(tài)系統(tǒng)崩潰，冰川消失，珊瑚礁衰退，溫室氣體排放持續(xù)增長，等等。不過坦率地講，我們已經到了懸崖邊緣。氣候變化每年在全球造成40萬人死亡，直接原因是極端天氣，間接原因是疾病的發(fā)病率升高，以及作物歉收和缺水造成了內戰(zhàn)和社會沖突。空氣污染每年造成550萬兒童夭折。前方的道路看起來更加黑暗。除非大幅減少碳排放，否則到了2100年，海平面上升會使全球10億人流離失所，僅美國就有1300萬至2000萬人。

      將所有這些都降到城市層面，且以紐約為例。更高的海平面將意味著更多的洪水，就像2012年颶風桑迪引發(fā)的洪災。這場風暴造成了近200億美元的損失，43人死亡，更多人受傷；機場、火車、地鐵和高速公路全部關停，醫(yī)院和廢水處理廠喪失運作能力，電力設施被淹，手機系統(tǒng)受損。沙質洪災過去大約每400年發(fā)生一次。隨著全球變暖，到21世紀末，這種情況可能會大約每23年發(fā)生一次。紐約洪災區(qū)的面積預計將翻倍，覆蓋的市區(qū)面積為99平方英里（1平方英里約合259公頃）。

      有一點很重要：解決氣候變化的威脅需要的不僅僅是轉向可再生能源。這本身就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但是一次能源生產（primary energy production）在二氧化碳總排放量中的占比不到四分之一。我們的大部分碳排放來自交通、農業(yè)、鋼鐵、水泥和化學品。我們的工業(yè)系統(tǒng)的大片區(qū)域必須得到更換。

      社會解體

      在我們的性別和種族關系中，在我們的家庭、社區(qū)、城市和地區(qū)中，以及在我們的刑事司法、醫(yī)療保健、兒童保育、老年護理、住房和教育系統(tǒng)中，我們正在經歷一系列相互影響的社會危機，而且危機在日益加重。

      想想美國反性騷擾運動揭示的男性普遍虐待女性的情況。2017年，約54%的美國女性報告說，她們遭遇了“不想要的和不適當的”性行為。這反映了在經濟、社會和性關系中，男女之間持續(xù)存在深層的權力不對稱。對女性的騷擾和虐待在工作場所司空見慣，男性通常身居高位，擔任老板，他們利用權力虐待女性，掩蓋自己的罪行，并強迫女性接受保密協議，以防止她們提醒他人注意危險。虐待兒童和對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者的暴力行為也很猖獗。

      想想女性在平衡工作和非工作方面所面臨的挑戰(zhàn)。在非主管雇員收入停滯造成的經濟困難，以及婦女運動帶來的社會變革的推動下，婦女（未婚、已婚、有子女和無子女）在獲取工資的勞動力中所占比例越來越大。她們仍然承擔著撫養(yǎng)孩子和家務的大部分負擔。許多人從事兼職來平衡由此產生的矛盾。這樣一來，獲得足夠的收入變得更加困難，更不用說干出一番事業(yè)并獲得合理的工資提升了。而非全日制工作本身也變得更加艱巨，因為企業(yè)要求員工在工作時間上有更大的靈活性，并在工作時間之外有更多的可用性。因此，對于大多數勞動人口，特別是勞動婦女來說，相對于家庭的需求而言，工作時間太長了，相對于經濟需求而言工作時間卻又太短了。

      毫不奇怪，壓力已經非常普遍。美國心理協會對成年人進行了調查，要求他們用10分制對自己的壓力水平進行評分，其中1表示“壓力很小或沒有壓力”，10表示“壓力很大”。調查對象通常報告的平均壓力水平為5.1，而他們認為代表健康狀態(tài)的壓力水平為3.8。約24%的成年人報告了極端壓力，在10分制中，壓力等級為8、9或10。2016年，女性的平均壓力水平甚至高于男性，女性為5.3，男性為4.9。對于男人和女人來說，金錢和工作是最大的壓力來源。許多人報告說，在過去的一個月中，由于壓力，他們出現了與心理健康相關的癥狀，如感到緊張或焦慮（42%）、沮喪或悲傷（37%），以及會持續(xù)擔憂（33%）。

      想想我們社會的種族關系。盡管自吉姆·克勞（Jim Crow）時代以來，種族關系取得了實實在在的進步，但是許多白人美國人仍然非常依賴他們的特權。經濟增長一旦停滯，這種依戀就表現得尤為丑陋。人們擔心別的群體的進步會危及他們自身的經濟機會。就業(yè)和住房市場上的歧視依然猖獗。少數民族社區(qū)的貧困率和監(jiān)禁率要高得多。雖然大多數美國白人表示相信種族歧視已經成為過去，但是大多數非裔美國人每天都能感覺到種族歧視的影響。根據聯邦調查局的數據，在2008年至2012年間，美國所有仇恨犯罪中，有整整三分之一針對的是非裔美國人。

      想想我們的社區(qū)和地區(qū)。人們越來越可能生活在經濟和社會同質化的社區(qū)。與此同時，鄰里之間相互變得陌生，甚至從未知曉彼此的名字。少數族裔占主導的社區(qū)面臨資金不足、基礎設施維護不善、犯罪率高、警務軍事化、食物沙漠化、住房過度擁擠等問題。作為一個國家，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各地區(qū)的生活條件日益懸殊。農村地區(qū)和小城鎮(zhèn)陷入經濟困境，年輕人棄之不顧，全都奔向大城市。像底特律等一眾曾經繁榮的城市，在工業(yè)搬遷之后，逐漸變成了一堆瓦礫。

      想想我們的刑事司法系統(tǒng)，大多數人認為它是一種民族恥辱。在美國，每140人中就有1人在獄中（而在加拿大，這一比例為531比1），另外每31人中有1人在假釋中。我們占世界人口的4%，而囚犯占比為22%。這并不是說犯罪在美國更加頻繁，我們的受害率與許多同樣富裕的國家差不多。我們的制度更具懲罰性。美國入室盜竊的平均刑期為16個月，而加拿大為5個月，英國為7個月。這種嚴厲的態(tài)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種族主義的結果。我們制度中的種族不平等令人難以置信。在2010年之前的20年里，以快克（可卡因的廉價形式，主要吸食者為窮人和非裔美國人）的形式分發(fā)5克可卡因，最低可判5年聯邦監(jiān)禁。如果犯罪涉及粉末可卡因（更昂貴的形式，主要吸食者為富人和白人），5年徒刑需要500克的量——整整100倍。由于這種不平等，我們現在發(fā)現4.7%的非裔美國人被監(jiān)禁，而白人只有0.7%。非裔和拉美裔加在一起約占美國總人口的30%，但占監(jiān)禁人口的60%。監(jiān)獄里的絕大多數人都是因為非暴力犯罪，如持有毒品，或是侵犯財產，而不是侵犯人身安全。一旦入獄，我們的同胞們面臨的將是一個充滿暴力和勒索的世界，改造的機會少之又少。不出所料，約67%的獲釋囚犯在三年內會再次被捕。

      想想我們的病人和老人護理系統(tǒng)。馬里蘭州郊區(qū)的男性（富人，主要是白人）比緊挨的華盛頓特區(qū)的男性（窮人，主要是少數族裔）多活17年。哪怕哈萊姆區(qū)的男人活到35歲，他們還是比孟加拉國的男人短命。54這些差異不僅反映了種族問題，還反映了教育和收入問題。在兒童（嬰兒死亡率、健康狀況、活動受限、健康飲食、久坐青少年）和成人（預期壽命、健康狀況，活動受限、心臟病、糖尿病、肥胖癥）中，較貧窮和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的健康狀況要更差，這些模式總體上在種族/族裔群體內全部適用。

      以住房為例。盈利性住房市場正在讓我們失望。在整個美國，沒有一個縣的經濟適用房不嚴重短缺。對于每100個極低收入家庭，可供出租的廉價住房只有29套。在快速發(fā)展的城市里，對大多數勞動人口而言，擁有住房的成本高不可及。部分租客承擔的租金超過收入的30%，這些租客所占的比例已從20世紀60年代的23%增加到2016年的47%。因此，在2017年隨便哪一個晚上，都有55萬多人無家可歸，這令人心碎，卻又并不驚奇。其中21%為18歲以下的兒童，大約11.4萬名兒童。約19.2萬人居無定所，占總人口的35%。一年當中，有230萬到350萬美國人無家可歸，至少有700萬人流離失所，如果加上經濟原因造成的流浪者的話，這一數字會翻倍。盡管空置住房的數量是無家可歸者數量的好幾倍，但是現實就是如此。

      我們的教育系統(tǒng)也是如此。教育對個人和國家的經濟未來越來越重要，這對學校和大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中小學缺乏資源，相比具有同等受教育水平而從事其他職業(yè)的人員，教師的薪酬低35%。毫不奇怪，我們15歲的孩子在數學、閱讀和科學能力測試中的表現遠不如其他比我們窮的國家，我們的數學排名第26，閱讀排名第24，科學能力排名第25。許多家庭負擔不起高等教育。那些靠貸款資助獲得高等教育的人發(fā)現自己負債累累，甚至無法宣布破產以避免沉重的負擔。學生債務總額現在已高達驚人的1.3萬億美元，到2023年，有40%的學生債務大概率會造成違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