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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國小說史》系統(tǒng)講述俄國小說發(fā)生、發(fā)展和繁榮的歷史，勾勒小說思潮、流派嬗變軌跡，闡明其思想特質(zhì)以及對世界小說藝術發(fā)展的貢獻，特別是注重對小說藝術的審美透視，對小說藝術大師和重點作家進行詳盡評述，對作家作品的藝術成就進行品評和賞析。

　　我們同子峰教授才幾年不見，沒想到他這么快就寫出了《俄國小說史》，一部近60萬字的巨著。其效率實在令人驚嘆。須知寫歷史，不是寫小說，或是寫詩歌，只要有靈感就行。而是要靠勤奮，辛苦勞作，搜尋資料，爬羅剔抉，竭澤而漁；還要梳理歸納，理清脈絡，提到理論高度來分析，得出應有的結(jié)論。他告訴我花了幾年功夫，鍥而不舍，心無旁騖，想的和做的就是這件事。果然功夫不負有心人。他搜集的資料頗為齊全，分析得又極為細致。分析中時有新意，讀來令人興味陡增。有些資料和論斷是一般講俄國文學通史時所未見，或別人不甚注意的。
　　20世紀60年代的北大俄文系學人，大概都了解子峰是一位中外文學兼通的人才。他求學期間，就立志“治俄文，窮俄事”且兼注于修煉中文，實踐了先師曹靖華教授勉勵學生的話語：“中外文并舉，兩條腿走路。”畢業(yè)后留校任教，后調(diào)入南開大學中文系，涉獵更廣，學術視野更加開闊，理論功底更加深厚，具有了中外文學比較研究的實力。
　　外文系的學人，一般都抱有當翻譯家的理想。無論文學作品，或文藝論著，只要能翻譯就行。然而時至20世紀90年代，俄國文學的情況已發(fā)生變化。一個世紀前我國開始引進的俄羅斯古典文學，經(jīng)過幾代譯者和編輯的努力，這項工程已基本完成，有關的重要論著亦相繼翻譯出版。即便是俄羅斯文學史書，也早有了布羅茨基主編的《俄國文學史》（上、中、下卷）的中譯本。80年代甚至出版了幾種第二代俄國文學史書的中譯。面對新的形勢，子峰適時地舍棄單純翻譯一途，轉(zhuǎn)向研究，決定自己動手撰寫。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學術的眼光和敏感。

　　17世紀，隨著俄國專制農(nóng)奴制國家的鞏固和發(fā)展，它同西方的經(jīng)濟文化交流加強了，歐洲的文學作品，特別是騎士小說被介紹到俄國。騎士小說沖破宗教禁欲主義的藩籬，表現(xiàn)了對世俗生活的熱愛和對愛情的追求，它的引入對促進俄國文化和文學的“世俗化”有積極影響。這一時期的俄國文學逐漸擺脫了宗教的羈絆，向世俗化、民主化、現(xiàn)實化方向發(fā)展，涌現(xiàn)出許多以普通人為主人公的故事，有勸誡說教味濃厚的教誨故事，如《戈列－茲洛恰斯基的故事》、《薩瓦·格魯?shù)箩墓适隆�；有反映城市世風人情的世態(tài)故事，如《弗羅爾?斯科別耶夫的故事》、《卡爾波·蘇圖洛夫的故事》；還有大量的富有民主精神和批判意義的諷刺故事，如《謝米亞卡的審判故事》、《棘鱸的故事》等等。這些故事更加接近現(xiàn)實生活，關注個人的命運，注重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刻畫，尤其是有了藝術虛構(gòu)，使敘事文學脫離了“真人真事”的窠臼而有了更廣闊的想象空間。這些文學現(xiàn)象表明，17世紀俄國小說已初露嫩芽。
　　18世紀彼得大帝的改革開放大大加強了俄國的經(jīng)濟實力。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城市的繁榮，使市民階層迅速成長壯大，成為更加廣泛、龐大的讀者群體，而通俗易懂、趣味性、消遣性的敘事散文更適合他們的口味。讀者的需求和趣味是文學發(fā)展演變的動因。所以，隨著市民階級的崛起，小說也逐漸興旺起來。正如黑格爾所說，小說是“近代市民階級的詩史”。
　　18世紀最初25年，俄國流行的是反映彼得一世時代的社會生活和思想意識變化的“彼得故事”。這類故事還比較粗糙、幼稚，有明顯的模仿痕跡。30一80年代，俄國文壇是古典主義的天下，小說被認為“傷風敗俗”而備受歧視，根本沒有資格登上大雅之堂，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坊間流傳。而18世紀的歐洲，小說園地在啟蒙思想的澆灌下呈現(xiàn)出一片繁榮景象。法國啟蒙作家的哲理小說，英國的現(xiàn)實主義小說和感傷主義小說，皆成就斐然。18世紀中葉，歐洲作家薩勒日、伏爾泰、盧梭、笛福、斯威夫特、菲爾丁、理查遜、歌德、塞萬提斯等人的作品相繼被譯介進俄國，為俄國作家提供了藝術借鑒，有力推動了剛剛起步的俄國小說的發(fā)展。直到此時，文學界對小說的偏見才漸被克服，小說的地位才有所改變，創(chuàng)作數(shù)量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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