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分為四輯,包括“雪的憧憬”“火的叫嘯”“海的情懷”“光的禮贊”,收錄了《餓鄉(xiāng)紀程(節(jié)選)》《赤都心史(節(jié)選)》《關于女人》《狗道主義》《王道詩話》《透底》《人才易得》等作品。
寫在“人生文叢”新版之前
20世紀90年代初,受出版社之邀,編選了“人生文叢”,計二十種。恰逢第四屆全國書市在廣州舉辦,這套叢書成了場上的“驕子”,被評為“十大暢銷書”之一。此后一段時間,一版再版,受歡迎的程度超乎出版人的預想。其時,坊間騰起一股“散文熱”。若果“人生文叢”算不上引燃物的話,至少,它提供的柴薪是增添了不少熱量的。
五四開啟了一個時代,星漢燦爛,人才輩出。新文學第一代作家的堅實的創(chuàng)作實踐,奠定了“藝術為人生”的原則,影響至為深遠。“人生文叢”乃從五四后三十年間,遴選有代表性的二十位作家的非虛構作品,也即我們慣稱的散文,自然是廣義的散文,除了一般的敘事之作,還包括演講稿,以及帶有隱私性質(zhì)的日記、書信等。這些文字,烙上作者各自的人生印記,不同的思想和藝術個性,真誠、真實、真切,俾普通讀者——英國作家伍爾夫鄭重地使用了這個詞,以它為一本文學評論集命名——借由文學更好地體察社會,思考人生,并從中獲得美學的熏陶。
文叢初版時,編者分別使用了一個虛擬的“何氏家族”成員的代名。此次重版,恢復了編者的本名。
由于版權變易,初版時的林語堂、巴金已為丁玲、蕭紅所代替。單從人生富含的文化價值看,后者的意蘊恐怕更深。同樣出于版權關系,未予收入張愛玲,這是可遺憾的。無論讀文學,讀人生,張愛玲都是不容忽略的。
新版“人生文叢”,對胡適、郭沫若、冰心、豐子愷等作家,各有篇幅不等的增訂。私心里,總是期望選本能夠盡善盡美,以貢獻于廣大讀者之前,雖然自知這是很艱難的事。
編者
2023年6月
編輯者說
千古文章未盡才。
瞿秋白過早地逝世,不但使中國革命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領袖人物,同時,也使中國文壇失去了一位優(yōu)秀的翻譯家、評論家和散文作家。為此,魯迅曾經(jīng)痛惜道:“這在文化上的損失,真是無可比喻!
1899年1月,瞿秋白出生于江蘇常州一個破落的官宦家庭。他的父親長期離鄉(xiāng)在外,教書糊口,家里唯靠母親艱難操持。這是一位善良賢惠且有相當文化教養(yǎng)的婦女,通文史詩詞,瞿秋白從小便接受她的影響。3歲入私塾,7歲入小學,11歲考入常州府中學堂,成績優(yōu)異。因經(jīng)濟窘迫,曾一度輟學。就在失學的這一年冬天,母親吞服藥酒和火柴頭自殺亡故。從此,一家星散,東西飄零。后來,他也就輾轉(zhuǎn)到了古都北京。
初在北京大學旁聽,半年后入俄文專修館,一面攻讀俄語,一面研究哲學。五四運動時,瞿秋白被推選為出席北京市學生代表大會的代表,參加反對賣國政府的請愿斗爭。先后與鄭振鐸等人創(chuàng)辦《新社會》《人道》等雜志,提倡新文化,宣傳新思想。1920年秋,應《晨報》聘請,以駐俄特派員身份,抱著“寧死亦當一行”的追求真理的決心,動身前往“赤都”莫斯科。在蘇聯(lián)期間,任東方大學中國班的助教和翻譯。1922年初,在莫斯科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同年底,離蘇返國,不久南下上海!拔遑Α边\動前后,除擔任黨中央的工作以外,曾編輯《熱血日報》等多種報刊,積極撰文,宣傳革命。1927年黨的“八七”緊急會議后,主持政治局工作。次年出國,參加中國共產(chǎn)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后留在蘇聯(lián),擔任中國共產(chǎn)黨駐共產(chǎn)國際代表。1930年夏回國,在六屆四中全會上,被把持中央權力的領導者指責為犯了“調(diào)和路線錯誤”,備受打擊。在上海養(yǎng)病期間,參加并領導了左翼文化運動,特別在文藝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1934年2月,赴中央革命根據(jù)地,致力于根據(jù)地的文化教育建設事業(yè)。10月,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其時,瞿秋白留瑞金任中央局宣傳部部長,堅持游擊戰(zhàn)爭;后隨紅軍二十四師轉(zhuǎn)移,不幸被俘。1935年6月18日,英勇犧牲于福建長汀,終年36歲。
在文學上,瞿秋白有著多方面的創(chuàng)作才能,尤以散文為突出。早年赴蘇期間,寫成《餓鄉(xiāng)紀程》和《赤都心史》兩部集子。既記路程,亦作心史;既寫見聞,亦有感興;既備事實,亦加評論:就體制而言,散文、詩歌、游記、逸事、隨筆、小品,總束于此,竟無錯雜之感,卻十分諧美地鏗鏘遞轉(zhuǎn),激揚沉抑在心靈的圣鐘之中。
這些作品,明顯地帶有一種理想主義的熱烈色彩,充溢著作者對新鮮事物的敏感和熱情。以后則轉(zhuǎn)入文藝雜感為多,鮮明、尖銳、機智、潑辣,加強了文章的諷刺性和戰(zhàn)斗性。作者是對魯迅雜感的藝術價值和社會價值第一個做出充分肯定的人,作為魯迅“一知己”,同時也是一個“魯迅風”的雜文作家。雜文形式在他手里,被運用得十分靈活而純熟。其中,有政論式的,如《狗樣的英雄》;有短評式的,如《啞巴文學》《關于女人》;有記敘性的,如《赤俄之歸途》;有抒情性的,如《一種云》《暴風雨之前》等。有的做寓言式,如《非洲鬼話》;有的純屬隨筆,如《苦力的翻譯》;有的是書評,如《滿洲的〈毀滅〉》《〈子夜〉和國貨年》;有的做經(jīng)傳體,如《迎頭經(jīng)》,或做雜劇式,如《曲的解放》;有的甚至是一回平話式小說,如《豬八戒》,或是打油詩,如《向光明》。如果說早期有些作品尚顯直白了一些,那么,后來的雜感則注意講求變化,但是,明白曉暢卻是前后一貫的風格。魯迅在激賞之余,也曾指出欠含蓄的缺點。不過,這也多少反映了他們之間就文學語言的觀念,以及氣質(zhì)特點、審美趣味諸方面的相異之處。
其在獄中寫作的《多余的話》,是一部閃耀著清醒的現(xiàn)實主義光輝的散文作品。在這里,瞿秋白對自己的經(jīng)歷做了最后一次回顧,嚴格到近于無情地剖析了自己的思想,坦率地承認了其中的許多非無產(chǎn)階級意識,并對它的危害性和產(chǎn)生的根源,做了深入的揭露;從而,站在宇宙觀和人生觀的高度,審視自己的一生?墒,這種回顧,卻又使他不得不陷入某種迷惘、灰暗的情緒之中。這是應該加以指出,并可以從他所處的時代的歷史局限性,以及世界觀自身的矛盾性獲得說明的。今特附陳鐵健先生的文章于后,俾使讀者更好地理解、鑒賞這一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