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八年

一

 我自民國四年進清華學校讀書，民國十二年畢業(yè)，整整八年的工夫在清華園里度過。人的一生沒有幾個八年，何況是正在寶貴的青春？四十多年前的事，現(xiàn)在回想已經(jīng)有些模糊，如夢如煙，但是較為突出的印象則尚未磨滅。有人說，人在開始喜歡回憶的時候便是開始老的時候。我現(xiàn)在開始回憶了。

民國四年，我十四歲，在北京新鮮胡同京師公立第三小學畢業(yè)，我的父親接受朋友的勸告，要我投考清華學校。這是一個重大的決定，因為這個學校遠在郊外，我是一個古老的家庭中長大的孩子，從來沒有獨自在街頭闖蕩過，這時候要捆起鋪蓋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住，不是一件平常的事，而且在這個學校經(jīng)過八年之后，便要漂洋過海離鄉(xiāng)背井到新大陸去負笈求學，更是難以設想的事。所以父親這一決定下來，母親急得直哭。

清華學校在那時候尚不大引人注意。學校的創(chuàng)立乃是由于民國紀元前四年，美國老羅斯福總統(tǒng)決定退還庚子賠款半數(shù)，指定用于教育用途，意思是好的，但是帶著深刻的國恥的意味。所以這學校的學制特殊，事實上是留美預備學校，不由*管理，校長由外交部派。每年招考學生的名額，按照各省分擔的庚子賠款的比例分配。我原籍浙江杭縣，本應到杭州去應試，往返太費事，而且我家寄居北京很久，也可算是北京的人家，為了取得法定的根據(jù)起見，我父親特赴京兆大興縣署辦理入籍手續(xù)，得到準許備案，我才到天津（當時直隸省會）省長公署報名。我的籍貫從此確定為京兆大興縣，即北京。北城屬大興，西城屬宛平。

那一年直隸省分配名額為五名，報名應試的大概是三十幾個人，初試結(jié)果取十名，復試再遴選五名。復試由省長朱家寶親自主持。此公素來喜歡事必躬親，不愿假手他人，居恒有一顆閑章，文曰：“官要自作�！蔽耀@得初試入選的通知以后就到天津去謁見省長。十四歲的孩子幾曾到過官署？大門口的站班的衙役一聲吆喝，嚇我一大跳，只見門內(nèi)左右站著幾個穿寬袍大褂的衙役垂手肅立。我逡巡走近二門，又是一聲吆喝，然后進入大廳。十個孩子都到齊，有人出來點名。靜靜地等了一刻鐘，一位面團團的老者微笑著踱了出來，從容不迫地抽起水煙袋，逐個地盤問我們幾句話，無非是姓甚、名誰、幾歲、什么屬性之類的談話。然后我們圍桌而坐，各有毛筆、紙張放在面前，寫一篇作文，題目是《孝悌為人之本》。這個題目我好像從前作過，于是不假思索援筆立就，總之是一些陳詞濫調(diào)。

過后不久榜發(fā)，榜上有名的除我之外有吳卓、安紹蕓、梅貽寶及一位未及入學即行病逝的應某�？既�學�？偸切疫\的事，雖然那時候我自己以及一般人并不怎樣珍視這樣的一個機會。

就是這樣我和清華結(jié)下了八年的緣分。

二

八月末，北京已是初秋天氣，我?guī)е�鋪蓋到清華去報到，出家門時母親直哭，我心里也很難過。我以后讀英詩人Cowper的傳記時特別同情他，即是因為我自己深切體驗到一個幼小的心靈在離開父母出外讀書時的那種滋味——說是“第二次斷奶”實在不為過。次斷奶固然苦痛，但那是在孩提時代，尚不懂事，沒有人能回憶自己斷奶時的懊惱，第二次斷奶就不然了，從父母身邊把自己扯開，在心里需要一點氣力，而且少不了一陣辛酸。

清華園在北京西郊外的海淀的西北。出西直門走上一條漫長的馬路，沿途有幾處步兵統(tǒng)領衙門的“堆子”，清道夫一鏟一鏟地在道上撒黃土，一勺一勺地在道上潑清水，路的兩旁是鋪石的路，專給套馬的大敞車走的。不能忘的是路邊的官柳，是真正的垂楊柳，好幾丈高的丫杈古木，在春天一片鵝黃，真是柳眼挑金。更動人的時節(jié)是在秋后，柳絲飄拂到人的臉上，一陣陣的蟬噪，夕陽古道，情景幽絕。我初上這條大道，離開溫暖的家，走向一個新的環(huán)境，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海淀是一小鄉(xiāng)鎮(zhèn)，過仁和酒店微聞酒香，那一家的茵陳酒“蓮花白”是有名的，再過去不遠有一個小石橋，左轉(zhuǎn)趨頤和園，右轉(zhuǎn)經(jīng)圓明園遺址，再過去就是清華園了。清華園原是清室某親貴的花園，大門上“清華園”三字是大學士那桐題的，門并不大，有兩扇鐵柵，門內(nèi)左邊有一棵狀如華蓋的老松，斜倚有態(tài)，門前小橋流水，橋頭上經(jīng)常系著幾匹小毛驢。

園里談不到什么景致，不過非常整潔，綠草如茵，校舍十分簡樸，但是一塵不染。原來的一點點中國式的園林點綴保存在“工字廳”“古月堂”，尤其是工字廳后面的荷花池。徘徊池畔，有“風來荷氣，人在木陰”之致。塘坳有亭翼然，旁有巨鐘為報時之用。池畔松柏參天，廳后匾額上的“水木清華”四字確是當之無愧。又有長聯(lián)一副：“檻外山光，歷春夏秋冬，萬千變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東西南北，去來澹蕩，洵是仙居。”（祁雋藻書）我在這個地方不知道消磨了多少黃昏。

西園榛莽未除，一片蘆蒿，但是登土山西望，圓明園的斷垣殘石歷歷可見，俯仰蒼茫，別饒野趣。我記得有一次郁達夫特來訪問，央我陪他到圓明園去憑吊遺跡，除了那一堆石頭，什么也看不見了，所謂“萬園之園”的四十美景只好參考后人畫圖于想象中得之。

三

清華分高等科、中等科兩部分。剛?cè)胄５谋闶侵械瓤频囊荒昙壣�。中等四年，高等四年，畢業(yè)后送到美國去，這兩部分是隔離的，食、宿、教室均不在一起。

學生們是來自各省的，而且是很平均地代表著各省，因此各省的方言都可以聽到。我不相信除了清華之外，有任何一個學校其學生籍貫是如此的復雜。有些從廣東、福建來的，方言特殊，起初與外人交談不無困難，不過年輕的人學語迅速，稍后亦可適應。由于方言不同，同鄉(xiāng)的觀念容易加強，雖無同鄉(xiāng)會的組織，事實上一省的同鄉(xiāng)自成一個集團。我是北京人，我說國語，大家都學著說國語，所以我沒有方言，因此我也就沒有同鄉(xiāng)觀念。如果我可以算得是北京土著，像我這樣的土著，清華一共沒有幾個（原籍滿族的陶世杰、原籍蒙古族的楊宗瀚都可以算是真正的北京人）。北京也有北京的土語，但是從這時候起我就和各個不同省籍的同學交往，我只好拋棄了我的土語的成分，養(yǎng)成使用較為普通的國語的習慣。我一向不參加同鄉(xiāng)會之類的組織，同時我也沒有濃厚的鄉(xiāng)土觀念，因為我在這樣的環(huán)境有過八年的熏陶，凡是中國人都是我的同鄉(xiāng)。

一天夜里下大雪，黎明時同屋的一位廣東同學大驚小怪地叫了起來：“下雪啦！下雪啦！”別的寢室的廣東同學也出來奔走相告，一個個從箱里取出羊皮袍穿上，但是里面穿的是單布褲子！

有一位從廈門來的同學，因為言語不通沒人可以交談，孤獨郁悶而精神失常，整天用英語喊叫：“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高等科有一位是他的同鄉(xiāng)，但是不能時常來陪伴他。結(jié)果這位可憐的孩子被遣送回家了。

我是比較幸運的，每逢星期日，我繳上一封家長的信便可獲準出校返家，騎驢抄小徑，經(jīng)過大鐘寺，到西直門，或是坐一小時的人力車遵大道進城。在家里吃一頓午飯，不大功夫夕陽西下又該回學校去了�；丶业氖掷m(xù)是在星期六晚辦妥的，領一個寫著姓名的黑木牌，第二天交到看守大門的一位張姓老頭兒的手里，才得出門。平常是不準越大門一步的。但是高等科的同學們，和張老頭打個招呼，也可以出門走走，買點什么鴨梨、柿子、烤白薯之類的東西。

新生是一群孩子，我這一班里以項君為矮小，有一回他掉在一只大尿桶里幾乎淹死。二三十年后我在天津遇到他，他已經(jīng)任一個銀行的經(jīng)理，還是那么高，想起往事不禁發(fā)出會心的微笑。

新生的管理是很嚴格的。齋務主任陳筱田先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天津人，說話干脆而尖刻，精神飽滿，認真負責。學生都編有學號，我在中等科時是五八一，在高等科時是一四九，我畢業(yè)后十幾年在南京車站偶然遇到他，他還能隨口說出我的學號。每天早晨七點打起床鐘，赴盥洗室，每人的手巾、臉盆都寫上號碼，臟了要罰。七點二十分吃早飯，四碟咸菜如蘿卜干、八寶菜之類，每人三個饅頭，稀飯不限。飯桌上，也有各人的學號，缺席就要記下處罰。臉可以不洗，早飯不能不去吃。陳先生常常躲在門后，拿著紙筆把遲到的一一記下，專寫學號，一個也漏不掉。我從小就有早起的習慣，永遠在打鐘以前很久就起床，所以從不誤吃早飯。

學生有久久不寫平安家信以致家長向?qū)W校查詢者，因此學校規(guī)定每兩星期必須寫家信一封，交齋務室登記寄出。我每星期回家一次，應免此一舉，但格于規(guī)定仍須照辦。我父親說這是很好的練習小楷的機會，特為我在榮寶齋印制了宣紙的信箋，要我恭楷寫信，年終匯訂成冊，留作紀念。

學生身上不許帶錢，錢要存在學校銀行里，平常的零用錢可以存少許在身上，但一角錢一分錢都要記賬，而且是新式簿記，有明細賬，有資產(chǎn)負債對照表，月底結(jié)算完竣要呈送齋務室備核蓋印然后發(fā)還。在學校用錢的機會很少，伙食本來是免費的，我入校的那一年才開始收半費，每月伙食是六元半，我交三元，在我以后就是交全費的了，洗衣服每月二元，這都是在開學時交清了的。理發(fā)每次一角，手術(shù)不高明，設備也簡陋，有一樣好處——快，十分鐘連揪帶拔一定完工。（我的朋友張心一來自甘肅，認為一角錢太貴，總是自剃光頭，青白油亮，只是偶帶刀痕。）所以花錢只是買零食。校內(nèi)有一個地方賣日用品及食物，起初名為嘉華公司，后改稱為售品所，賣豆?jié){、點心、冰激凌、花生、栗子之類。只有在寢室里可以吃東西，在路上走的時候吃東西是被禁止的。

洗澡的設備很簡單，用的是鉛鐵桶，由工友擔冷熱水。孩子們很多不喜歡親近水和肥皂，于是洗澡便需要簽名，以備查核。規(guī)定一星期洗澡至少兩次，這要求并不過分，可是還是有人只簽名而不洗澡。照規(guī)定一星期不洗澡予以警告，若仍不洗澡則在星期五下午四時周會（名為倫理演講）時公布姓名，若仍不洗澡則強制執(zhí)行，派員監(jiān)視。以我所知，這規(guī)則尚不曾實行過。

看小說也在禁止之列。小說是所謂“閑書”，據(jù)說是為成年人消遣之用，不是誨淫就是誨盜，年輕人血氣未定，看了要出亂子的�？墒窍瘛端疂G》《紅樓》之類我早就在家里看過，也是偷著看的，看到妙處心里確是怦怦然。

我到清華之后，經(jīng)朋友指點，海淀有一家小書店可以買到石印小字的各種小說。我順便去了一看，琳瑯滿目，如入寶山，于是買了一部《綠牡丹》。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偷看，字小，紙光，燈暗，倦極拋卷而眠，翌晨起來就忘記從枕下?lián)炱�，齋務先生査寢室，伸手一摸就拿走了。當天就有條子送來，要我去回話，我還不知道是什么事。只見陳先生鐵青著臉，把那本《綠牡丹》往我面前一丟，說：“這是嘛？”“嘛”者，天津話“什么”也。我的熱血涌到臉上，無話可說，準備接受打擊。也許是因為我是初犯，而且并無其他前科，也許是因為我誠惶誠恐俯首認罪，使得懲罰者消了不少怒意，我居然除了受幾聲叱責及查獲禁書沒收之外沒有受到懲罰。依法，這種罪過是要處分的，應于星期六下午大家自由活動之際被罰禁閉，地點在“思過室”。這種處分是輕微的處分，在思過室里靜坐幾小時，屋里壁上滿掛著格言，所謂“閉門思過”。凡是受過此等處分的，就算是有了記錄，休想再能獲得品行優(yōu)良獎的大銅墨盒。我沒進過思過室，可是也從來沒有得過大銅墨盒，可能是受了《綠牡丹》事件的影響。我們對于得過墨盒的同學們既不嫉妒亦不羨慕，因為人人心里明白那個墨盒的代價是什么，并且事后證明墨盒的得主將來都變成了什么樣的角色。

思過是要牌示的，若干次思過等于記一小過，三小過為一大過，三大過則惡貫滿盈實行開除。記過開除之事在清華隨時有之，有時候一向品學兼優(yōu)的學生亦不能免于記過。比我高一班的潘光旦曾告訴我他就被記小過一次，事由是他在嚴寒冬夜不敢外出如廁，就在寢室門外便宜行事。事有湊巧，陳齋務主任正好深夜巡查，迎面相值當場查獲。當時未交一語，翌日掛牌記過。光旦認為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從不諱言。中等科的廁所（綽號九間樓）在夜晚是沒有人敢去的，面臨操場，一片寂寥，加上狂風怒吼，孩子們是有一點怕。嚴重的罪過是偷竊，一經(jīng)破獲，立刻開除。有時候拿了人家的一本字典或是拿了人家一匹夏布，都要受嚴重的處分。趁上課時扃閉寢室通路，翻箱倒篋實行突檢，大概沒有竊案不被破獲的。雖然用重典，總還有人要蹈法網(wǎng)。有些學生被當做“線民”使用，負責打小報告。這種間諜制度后來大受外國教員指責，不久就廢棄了。做線民的大概都是得過墨盒的。

清華對于年幼的學生還有過一陣的另一訓導制度，三五個年幼的學生配給一個導師，導師由高等科的大學生擔任之，每星期聚會一次，在生活上予以指導。指導我的是一位沈雋淇先生，大概比我大七八歲，道貌岸然，不茍言笑。這制度用意頗佳，但滯礙難行，因為硬性配給，不免扦格。此制行之不久即廢，沈雋淇先生畢業(yè)后我也從來沒聽見過他的消息。

嚴格的生活管理只限于中等科，我們事后想想，像陳筱田先生所執(zhí)行的那一套管理方法，究竟是利多弊少，許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本來是應該在幼小的時候就要認識。許多自然主義的教育信仰者，以為兒童的個性應該任其自由發(fā)展，否則受了摧殘以后，便不得伸展自如。至少我個人覺得我的個性沒有受到壓抑以至于以后不能充分發(fā)展。我從來不相信“樹大自直”。等我們升到高等科，一切管理松弛多了，尤其是正值“五四運動”之后，學生的氣焰萬丈，誰還能管學生？

四

清華是預備留美的學校，所以課程的安排與眾不同，上午的課如英文、作文、公民（美國公民）、數(shù)學、地理、歷史（西洋史）、生物、物理、化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都一律用英語講授，一律用美國出版的教科書；下午的課如國文、歷史、地理、修身、哲學史、倫理學、修辭、中國文學史……都一律用國語，用中國的教科書。這樣劃分的目的，顯然地要加強英語教學，使學生多得聽說英語的機會。上午的教師一部分是美國人，一部分是能說英語的中國人。下午的教師是一些中國的老先生，好多都是在前清有過功名的。但是也有流弊，重點放在上午，下午的課就顯得稀松。尤其是在畢業(yè)的時候，上午的成績需要及格，下午的成績則根本不在考慮之列。因此大部分學生輕視中文的課程。這是清華在教育上的缺點，不過魚與熊掌不可得兼，顧了英文就不容易再顧中文，這困難的情形也是可以理解的�？上У氖菍W校沒有想出更合理的辦法，同時對待中文教師之差別待遇也令學生生出很奇異的感想，薪給特別低，集中住在比較簡陋的古月堂，顯然中文教師是不受尊重的。這在學生的心理上有不尋常的影響，一方面使學生蔑視本國的文化，崇拜外人，另一方面激起反感，對于洋人偏偏不肯低頭。我個人的心理反應即屬于后者，我下午上課從來不和先生搗亂，上午在課堂里就常不馴順。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聯(lián)想起庚子賠款、義和團、吃教的洋人、昏聵的官吏……這一連串的聯(lián)想使我慚愧、憤怒。我愛我的母校，但這些聯(lián)想如何能使我對我母校毫無保留地感覺驕傲呢？清華特別注重英文一課，由于分配的鐘點特多，再加上午其他各課亦用英語講授，所以平均成績可能較一般的學校略勝。使用的教本開始時是《鮑爾文讀本》，以后就由淺而深的選讀文學作品，如《阿麗斯異鄉(xiāng)游記》《陶姆·伯朗就學記》《柴斯·菲德訓子書》《金銀島》《歐文雜記》，阿迪生的《洛杰爵士雜記》、霍桑的《七山墻之屋》、《塊肉余生述》《朱立阿·西撒》《威尼斯商人》等等。前后八年教過我英文的老師有馬國驥先生、林語堂先生、孟憲承先生、巢堃霖先生，美籍的有Miss Beader，Miss Clemens， Mr.Smith等。馬、林、孟三位先生都是當時比較年輕的教師，不但學問好，教法好，而且熱心教學，是難得的好教師。巢先生是在英國受教育的，英文根底極好。我很慚愧的是我曾在班上屢次無理搗亂反抗，使他很生氣。但是我來臺灣后他從香港寄信給我，要我到香港大學去教中文。我感謝這位老師尚未忘記幾十年前的一個頑皮的學生。兩位美籍的女教師使我特殊受益的倒不在英文訓練，而在她們教導我們練習使用“議會法”，這一套如何主持會議、如何進行討論、如何交付表決等等的藝術(shù)，以后證明十分有用。這也就是孫中山先生所謂的“民權(quán)初步”。在民主社會里到處隨時有集會，怎么可以不懂集會的藝術(shù)？我幸而從小就學會了這一套，以后受用不淺，以后每逢我來主持任何大小會議，我知道如何控制會場秩序，如何迅速地處理案件的討論。她們還教了我們作文的方法，題目到手之后，怎樣先作大綱，怎樣寫提綱挈領的句子，有時還要把別人的文章縮寫成為大綱，有時從一個大綱擴展成為一篇文章，這一切其實就是思想訓練，所以不僅對英文作文有用，對國文也一樣的有用。我的文章寫得不好，但如果層次不太紊亂，思路不太糊涂，其得力處在此。美國的高等學校大概就是注重此種教學方法，清華在此等處模仿美國，是有益的。

上午的所有課程有一特色，即是每次上課之前學生必須做充分準備，先生指定閱覽的資料必須事先讀過，否則上課即無從聽講或應付。上課時間用在練習討論者多，用在講解者少，同時鼓勵學生發(fā)問。我們中國學生素來沒有當眾發(fā)問的習慣，美籍教師常常感覺困惑，有時指名發(fā)問令其回答，造成討論的氣氛。美國大學里的課外指定閱讀的資料分量甚重，所以清華先有此種準備，免得到了美國頓覺不勝負荷。我記得到了高等科之后，先生指定要讀許多參考書，某書某章必須閱讀，我們在圖書館未開門之前就排了長龍，搶著閱讀參考書架上的資料，遲到者就要等候。

我的國文老師中使我獲益多的是徐鏡澄先生，我曾為文紀念過他（見《秋室雜文》）。他在中等科教我作文一年，批改課業(yè)大勾大抹，有時全頁都是大墨杠子，我?guī)浊ё值奈恼峦�往被他刪削得體無完膚，只剩下三二百字。我始而懊惱，繼而覺得經(jīng)他勾改之后確實是另有一副面貌，終乃接受了他的“割愛主義”：寫文章少說廢話，開門見山；拐彎抹角的地方求其挺拔，避免茸阘。

午后的課程大致不能令學生滿意。學校聘請教員只知道注意其有無舉人、進士的頭銜，而不問其是否為優(yōu)良教師。尤其是“五四”以后的幾年，學生求知若渴，不但要求新知，對于中國舊學問也要求用新眼光來處理。比我低一班的朱湘先生就跑到北大旁聽去了。清華午后上課情形簡直是荒唐！先生點名，一個學生可以代替許多學生答到，或者答到之后就開溜，留在課室者可以寫信、看小說甚至打瞌睡，而先生高踞講壇視若無睹。我記得清清楚楚，有一位葉先生年老而無須，有一位學生發(fā)問了：“先生，你為什么不生胡須？”先生急忙用手遮蓋他的下巴，縮頸俯首而不答，全班哄笑。這一類不成體統(tǒng)的事不止一端。

于此我不能不提到梁任公先生。大概是我畢業(yè)前一年，我們幾個學生集議想請他來演講。他的大公子梁思成是我同班同學，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華，所以我們經(jīng)過思成的關系一約就成了。任公先生的學問、事業(yè)是大家敬仰的，尤其是他心胸開朗，思想趕得上潮流，在“五四”以后儼然是學術(shù)重鎮(zhèn)。他身體不高，頭禿，雙目炯炯有光，走起路來昂首闊步，一口廣東官話，聲如洪鐘。他講演的題目是《中國韻文里表現(xiàn)的情感》。他情感豐富，記憶力強，用手一敲禿頭便能背誦出一大段詩詞，有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時口沫四濺涕泗滂沱，頻頻地從口袋里掏出一塊大毛巾來揩眼睛。這篇演講分數(shù)次講完，有異常的成功，我個人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就是被這一篇演講所鼓動起來的。以前讀曾毅《中國文學史》，因為授課的先生只是照著書本讀一遍，毫無發(fā)揮，所以我越讀越不感興趣。任公先生以后由學校聘請，住在工字廳主講“中國歷史研究法”，更以后清華大學成立，他被聘為研究所教授，那是后話了。

還有些位老師我也是不能忘記的。教音樂的Miss Seeley和教圖畫的Miss Starr和Miss Lyggate都啟迪了我對藝術(shù)的愛好。我本來喉音不壞，被選為“少年歌詠團”的團員，一共十二個人，除了我之外有趙敏恒、梅旸春、項諤、吳去非、李先聞、熊式一、吳魯強、胡光澄、杜鐘珩、郭殿邦等。我的嗓音，曾到城里青年會表演過一次Human Piano（“人造鋼琴”），我代表音。以后我倒了嗓子，同時Seeley女士離校后也沒有人替其指導，我對音樂便失去了興趣，沒有繼續(xù)修習，以至于如今對于音樂幾乎完全是個聾子，中國音樂不懂，外國音樂也不通，變成了一個“內(nèi)心沒有音樂的人”，想起來實在可怕。講到國畫，我從小就喜歡，涂抹幾筆是可以的，但無天才。清華的這兩位教師給我的鼓勵太多了，要我畫炭畫，描石膏像。記得初是畫院里的一棵松樹，從基本上學習，但我沒有能持續(xù)用功。我妄以為在小學時即已臨摹王石谷、惲南田，如今還要回過頭來畫這些死東西？自以為這是委屈了我的才能，其實只是狂傲無知。到如今一點基本的功夫都沒有，還談得到什么用筆用墨？幼年時對藝術(shù)有一點點愛好，不值什么，沒加上苦功，便毫無可觀，我便是一例。

我不喜歡的課是數(shù)學。在小學時“雞兔同籠”就已經(jīng)把我攪昏了頭，到清華習代數(shù)、幾何、三角，更格格不入，從心里厭煩，開始時不用功，以后就很難跟上去，因此視數(shù)學課為畏途。我的一位同學孫筱孟比我更怕數(shù)學，每回遇到數(shù)學月考大考，他一看到題目就好像是“賈寶玉神游太虛幻境”一般，匆匆忙忙回寢室換褲子，歷次不爽。我那時有一種奇異的想法，我將來不預備習理工，要這勞什子做什么？以“興趣不合”四個字掩飾自己的懶惰、愚蠢。數(shù)學是人人要學的，人人可以學的，那是一種紀律，無所謂興趣之合與不合。后來我和趙敏恒兩個人同在美國一個大學讀書，清華的分數(shù)單上數(shù)學一項都是勉強及格六十分，需要補修三角與立體幾何。我們一方面懊惱，一方面引為恥辱，于是我們兩個拼命用功，結(jié)果我們兩個在全班上占、第二的位置，大考特準免予參加，以“甲上”成績論。這證明什么？這證明沒有人的興趣是不近數(shù)學的，只要按部就班地用功，再加上良師誘導，就會發(fā)覺里面的趣味，萬萬不可任性，在學校里讀書時萬萬不可相信什么“趣味主義”。

生物、物理、化學三門并非全是必修，預備習文法的只要修生物即可，這一規(guī)定也害我不淺。我選了比較輕松的生物。教我們生物的陳雋人先生，他對我們很寬，我在實驗室里完全把時間浪費了。我怕觸及蚯蚓、田雞之類的活東西，聞到珂羅芳的味道就頭痛，把蛤蟆四肢釘在木板上開刀取心臟是我怵的事，所以總是請同學代為操刀，敷衍了事。物理、化學根本沒有選修，至今引為憾事。

我的手很笨拙，小時候手工一向很壞，編紙、插豆、泥工、竹工的成績向來羞于見人。清華亦有手工一課，教師是周永德先生。有一次，他要我們每人做一個木質(zhì)的方錐體，我實在做不好，就借用同學徐宗涑所做的成品去搪塞交上。宗涑的手是靈巧的，他的方錐體做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周先生給他打了個九十分。我拿同一個作品交上去，他對我有偏見，僅打了七十分，我不答應，我自己把真相說穿。周先生大怒，說我不該借用別人的作品。我說：“我情愿受罰，但是先生判分不公，怎么辦呢？”先生也笑了。

五

清華對于體育特別注重。

每早晨第二堂與第三堂之間有十五分鐘的柔軟操。鐘聲一響，大家涌到一個廣場上，地上有寫著號碼的木樁，各按號碼就位立定，由舒美科先生或馬約翰先生領導活動，由助教過來點名。這十五分鐘操，如果認真做，也能渾身冒汗。這是很好的調(diào)劑身心的辦法。

下午四時至五時有一小時的強迫運動。屆時所有的寢室、課室房門一律上鎖，非到戶外運動不可，至少是在外面散步或看看別人運動。我是個懶人，處此情形之下，也穿破了一雙球鞋，打爛了三五只網(wǎng)球拍，大腿上被棒球打黑了一大塊�？上У搅烁叩瓤凭筒辉購娖攘�。經(jīng)常運動有助于健康，不，是健康之的必需的條件，而且身體的健康，也必有助于心理的健康。年輕時所獲致的健康也是后來求學做事的一筆資本。那時清華的一般的學生比較活潑一些，少老氣橫秋的態(tài)度，也許是運動比較多一點的緣故。

學生們之普遍的愛好運動的習慣之養(yǎng)成是一件事，選拔代表與別的學校競賽則是又一件事。清華對于選手的選拔、培養(yǎng)與愛護也是做得很充分的。選手要勤練習，體力耗損多，食物需要較高的熱量，于是在食堂旁邊另設“訓練桌”，大魚大肉，四盤四碗，同學為之側(cè)目。運動員之德、智、體三育均優(yōu)者固然比比皆是，但在體育方面畸形發(fā)展的亦非。有一位玩球的健將就是功課不夠理想，但還是設法留在校內(nèi)以便為校立功，這種惡劣的作風是大家都知道的。

清華的運動員給清華帶來不少的榮譽，在各種運動比賽中總是占在領導的位置。在初的幾次遠東運動會中，清華的選手贏得不少錦標，為國家爭取光榮。我記得清楚的是一場足場賽和一場籃球賽。上海南洋大學的足球隊在華中稱雄，遠征華北，以清華為對象。大家都覺得勝敗未可逆料，不無惴惴。清華的陣容是：前鋒徐仲良、姚醒黃、關頌韜、華秀升、鄺××，后衛(wèi)之一是李汝祺，守門是董大酉。這一戰(zhàn)打得好精彩！徐仲良腳頭有勁，射門準而急，關頌韜會盤球，三兩個人奈何不得他，沖鋒陷陣如入無人之境，結(jié)果清華以逸待勞，僥幸大勝。這是在星期六下午舉行的，星期一補放假一天以資慶祝，這是什么事！另一場籃球賽是對北師大。北師大在體育方面也是人才輩出，籃球隊中一位魏先生尤負盛名。北師大和清華在籃球不相上下，可說勢均力敵。清華的陣容是：前鋒有時昭涵、陳崇武，后衛(wèi)有孫立人、王國華。以這一陣容為基本的籃球隊曾打垮菲律賓、日本的代表隊。鏖戰(zhàn)的結(jié)果，清華占地利因而險勝，孫立人、王國華的截球之穩(wěn)練不能不令人嘆為觀止。附帶提起，現(xiàn)在臺灣的程樹仁先生也是清華的運動健將，他繼曹懋德為足球守門，舉臂擊球，比用腳踢還打得遠些。他現(xiàn)在年近七十而強健猶昔，是清華的體育精神的代表。

清華畢業(yè)時照例要考體育，包括田徑、爬繩、游泳等項。我平常不加練習，臨考大為緊張，馬約翰先生對于我的體育成績只是搖頭嘆息。我記得我跑四百碼的成績是九十六秒，人幾乎暈過去；一百碼是十九秒。其他如鐵球、鐵餅、標槍、跳高、跳遠都還可以勉強及格。游泳一關難過。清華有那樣好的游泳池，按說有好幾年的準備應該沒有問題，可惜是這好幾年的準備都是在陸地上，并未下過水里，臨考只得舍命一試。我約了兩位同學各持竹竿站在兩邊，以備萬一。我腳踏池邊猛然向池心一撲，這一下就浮出一丈開外，沖力停止之后，情形就不對了。原來水里也有地心吸力，全身直線下沉。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尚未來得及喊“救命”，已經(jīng)再度下沉。這時節(jié)兩根竹竿把我挑了起來，成績是不及格，一個月后補考。這一個月我可天天練習了，好在不止我一人，尚有幾位陪伴我。補考的時候也許是太緊張，老毛病又發(fā)了，身體又往下沉。據(jù)同學告訴我，我當時在水里撲騰得好厲害，水珠四濺，翻江倒海一般，否則也不會往下沉。這一沉，沉到了池底，我摸到大理石的池底，滑膩膩的。我心里明白，這一回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便在池底連爬帶游地前進，喝了幾口水之后，頭已露出水面，知道快泳完全程了，于是從從容容來了幾下子蛙式泳，安安全全地躍登彼岸。馬約翰先生笑得彎了腰，揮手叫我走，說：“好啦，算你及格了�！边@是我畢業(yè)時極不光榮的一個插曲。我現(xiàn)在非�；诤�，年輕時太不知道重視體育了。

清華的體育活動也并不完全是洋式的，也有所謂國術(shù)，如打拳、擊劍之類。教師是李劍秋先生，他的拳是外家一路，急而勁，據(jù)說很有功夫，有時也開會表演，邀來外面的各路英雄，刀槍劍戟陳列在籃球場上。主人先墊墊腳，然后一十八般武藝一樣一樣地表演上場，其中包括空手奪刀之類。對于這種玩意，同學中也有樂此不疲者，分頭在鉆研太極八卦、少林石頭的奧秘。

六

五四運動發(fā)生在一九一九年，我在中等科四年級，十八歲，是當時學生群中比較年輕的一員。清華遠在郊外，在五四過后第二三天才和城里的學生聯(lián)絡上。清華學生的領導者是陳長桐。他的領導才能（charisma）是天生的，他嚴肅而又和藹，冷靜而又熱情，如果他以后不走進銀行而走進政治，他一定是流的政治家。他的卓越的領導能力使得清華學生在這次運動里盡了應盡的責任，雖然以后沒有人以“五四健將”而聞名于世。自五月十九日以后，北京學生開始街道演講。我隨同大隊進城，在前門外珠市口，我們一小隊人從店鋪里搬來幾條木凳橫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講演的情緒越來越激昂。這時有三兩部汽車因不得通過而亂按喇叭，頓時激怒了群眾，不知什么人一聲喝打，七手八腳地搗毀了一部汽車。我當時感覺到大家只是一股憤怒不知向誰發(fā)泄，恨官吏賣國，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發(fā)泄了。在這股洪流中沒有人能保持冷靜，此之謂“群眾心理”。那部被打的汽車是冤枉的，可是后來細想也許不冤枉，因為至少那個時候坐汽車而不該挨打的人究竟為數(shù)不多。

章宗祥的兒子和我同一寢室。五四運動勃發(fā)之后，他悄悄地走避了，但是許多人不依不饒地擁進了我的寢室，把他的床鋪搗爛了，衣箱里的東西狼藉滿地。我回來看到很反感，覺得不該這樣做。過后不久他害猩紅熱死了。

六月三日、四日，北京學生千余人在天安門被捕，清華的隊伍整齊，所以集體被捕，所占人數(shù)也多。

清華因為繼續(xù)參加學生運動而引起學校當局的不滿，校長張煜全先生也許是用人不當，也許是他自己過分慌張，竟乘學生晚間開會之際切斷了電線。他以為這一著可以迫使學生散去，想不到激怒了學生，當時點起蠟燭繼續(xù)開會，這是對當局之公然反抗。事有湊巧，會場外忽然發(fā)現(xiàn)了三五個衣裳詭異、打著紙燈籠的鄉(xiāng)巴佬，經(jīng)盤問后，原來是由學校當局請來的鄉(xiāng)間“小鑼會”來彈壓學生的。所謂小鑼會，即是鄉(xiāng)村農(nóng)民組織的自衛(wèi)團體，遇有盜警之類的事變就以敲鑼為號，群起抵抗，是維持地方治安的一種組織。糊涂的學校當局竟把這種人請進學校來對付學生，真是自尋煩惱。學生們把小鑼會團團圍住，讓他們具結(jié)之后便把他們驅(qū)逐出校。但是驅(qū)逐校長的風潮也因此而爆發(fā)了。

“五四”往好處一變而為新文化運動，往壞處一變而為鬧風潮。清華的風潮是趕校長。張煜全、金邦正接連著被學生列隊歡送迫出校外，其后是羅忠詒根本未能到差。這一段時期學生領導人之杰出者為羅隆基，他私下里常說“九年清華，三趕校長”是實有其事。清華的傳統(tǒng)的管理學生的方式崩潰了，學生會的堅強組織變成學生生活的中心。學生自治也未始不是一個好的現(xiàn)象，不過罷課次數(shù)太多，一快到暑假就要罷課，有人譏笑我們是怕考試，然乎否乎根本不值一辯，不過罷課這個武器用的次數(shù)太多反而失去同情則確是事實。

五四運動原是一個短暫的愛國運動，熱烈的、自發(fā)的、純潔的，“如擊石火，似閃電光”，很快地就過去了�？墒悄贻p的學生經(jīng)此刺激、震動而突然覺醒了，登時表現(xiàn)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氣，好像是蘊藏、壓抑多年的情緒與生活力，一旦獲得了迸發(fā)、奔放的機會，一發(fā)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當時以我個人所感到的而言，這一股力量在兩點上有明顯的表現(xiàn)：一是學生的組織，一是廣泛的求知欲。

在這以前，學生們都是聽話的乖孩子，對權(quán)威表示服從，對教師表示尊敬，對職員表示畏懼。我剛到清華的時候，見到校長周寄梅先生，真覺得戰(zhàn)戰(zhàn)兢兢，他自有一種威儀使人懾服。至今我仍然覺得他有極好的風度，在我所知道的幾任清華校長之中，他是令大家翕服的一個。學校的組織與規(guī)程，盡管有不合理處，學生們不敢批評，更不敢有公然反抗的舉動。除了對于國文教師常有輕慢的舉動以外，學生對一般教師是恭順的，無論教師多么不稱職，從沒有被學生驅(qū)逐的。在中等科時，一位國文先生酒醉，拿竹板打了學生的手心，教務長來搶走了竹板，事情也就平息了。這事情若發(fā)生在今天那還了得！清華管理嚴格，記過、開除是經(jīng)常有的事，一紙開除的布告貼出，學生乖乖地卷鋪蓋，只有一次例外。我同班的一位萬同學，因故被開除，他跑到海淀喝了一瓶“蓮花白”，紅頭漲臉地跑回來，正值齋務主任李胡子在飯廳和學生們一起用膳，就在大庭廣眾之下，上去一拳把他打倒在地。這是的一次犯上作亂的精彩表演。

“五四”以后情形完全不同了。首先要說起學校當局之顢頇無能。當局糊涂到用關滅電燈的方法來防止學生開會，召進鄉(xiāng)間的“小鑼會”，打著燈籠、拿著棍棒到學校里來彈壓學生，這如何能令學生心服？周校長以后的幾任校長，都是外交部派來的閑散的外交官，在做官方面也許是內(nèi)行的，但是平素學問、道德未必能服人，遇到這動蕩時代更不懂得青年心理，當然是治絲益紊，使事態(tài)惡化。數(shù)年之內(nèi)，清華數(shù)易校長，每一位都是在極狼狽的情形之下離去的。學生的武器便是他們的組織——學生會。從前的班長、級長都是些當局屬意的“墨盒”持有人，現(xiàn)在的學生會的領導者是些有組織能力的分子擔當。所謂“團結(jié)即是力量”，道理是不錯的。原來為了遂行愛國運動而組織起來的學生會，性質(zhì)逐漸擴大，目標也逐漸轉(zhuǎn)移了，學生要求自治，學生也要過問學校的事。清華的學生組織是相當健全的，分評議會與干事會兩部分，評議會是決議機關，干事會是執(zhí)行機關，評議員是選舉的。我在清華后幾年一直是參加評議會的。我深深感覺“群眾心理”是很可怕的，組織的力量如果濫用也是很可怕的。我們在短短期間內(nèi)驅(qū)逐的三位校長，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羅忠詒，不知什么人傳出了消息，說他吸食鴉片煙，于是喧嚷開來，輿論嘩然，嚇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勢眾的時候往往是不講理的。學生會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時候，總要鬧罷課的勾當。如果有人提出罷課的主張，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總會通過。罷課曾經(jīng)是贏得偉大勝利的手段，到后來成了惹人厭惡的荒唐行為。不過清華的罷課當初也不是沒有遠大目標的。一九二二年三月間，羅隆基寫了一篇《徹底翻騰的清華革命》，發(fā)表在北京《晨報》。翌年三月間由學生會印成小冊子，并有梁任公先生及凌冰先生的序言，一致贊成清華應有一健全的董事會�？梢娗迦A革命之說確是合乎當時各方的要求。

囂張是不須諱言的，但是求知的欲望也同時變得非常旺盛，對于一切的新知都急不暇擇地吸收進去。我每次進城，在東安市場、勸業(yè)場、青云閣等處書攤旁邊不知消磨多少時光，流連不肯去，幾乎凡有新刊必定購置。不是我一人如此，多少敏感的青年學生都是如此。

我記得仔細閱讀過的書刊包括有：胡適的《實驗主義》《嘗試集》《短篇小說集》《中國哲學史》，周作人的《歐洲文學史》《域外小說集》，王星拱的《科學方法論》，潘家詢譯的《易卜生戲劇》，“少年中國”的叢書，共學社的叢書、《晨報》叢書等等�！缎鲁薄贰缎虑嗄辍返入s志更不待言，是每期的。當然，那時候?qū)W力未充，鑒別無力，自己并無堅定的見地，但是擴充眼界，充實腹笥，總是一件好事。所以我那時看的東西很雜，進化論與互助論、資本論與安那其主義、托爾斯泰與蕭伯納、羅素與柏格森、泰戈爾與王爾德，兼收并蓄，雜糅無章。沒有人指導，沒有人講解，暗中摸索，有時自以為發(fā)掘到寶藏而沾沾自喜，有時全然失去比例與透視。幸而，由于我的天生的性格，由于我的家庭的管教，我尚能分辨出什么是穩(wěn)健的康莊大道，什么是行險僥幸的邪惡小徑。三十歲以后，自己知道發(fā)奮讀書，從來不敢懈怠，但是求知的熱狂同“五四”以后的那一段期間仍然是無可比擬的。

因為探求新知過于熱心，對于學校的正常的功課反倒輕視疏忽了�；�本的科學不感興趣，敷敷衍衍地讀完一年生物學之后，對于物理、化學即不再問津，這一缺憾至今無法補償。對于數(shù)學，我更沒有耐心，自己給自己制造了一個借口曰：“性情不近”。梁任公先生創(chuàng)“趣味說”，我認為正中下懷。我對數(shù)學不感興趣，因此數(shù)學的成績僅能勉強維持及格而并不覺得慚怍。不但此也，在英文班上讀些文學名著，也覺得枯燥無味，莎士比亞的戲亦不能充分賞識，他的文字雖非死文字，究竟嫌古老些，哪有時人翻譯出來的現(xiàn)代作品那樣輕松？于是有人談高爾華綏、蕭伯納、王爾德、易卜生，亦從而附和之；有人談莫泊桑、柴霍甫、屠格涅夫、法朗士，亦從而附和之。如響斯應，如影斯隨，追逐時尚，惶惶然不知其所屆。這是“五四”以后之一窩蜂的現(xiàn)象，表面上轟轟烈烈，如花團錦簇，實際上不能免于淺薄幼稚。

七

清華學生全體住校，自成一個社團，故課外活動也就比較多些。我初進清華，對音樂、圖畫都很熱心：教音樂的教師Miss Seeley循循善誘，儀態(tài)萬千，是頗受學生歡迎的一個人。她令學生唱校歌（清華的校歌是英文的），以測驗學生歌唱的能力，我一試便引起她的注意，因為我聲音特高，而且我能唱出校歌兩闋的全部歌詞。后來我就當選為清華幼年歌詠團的團員。不知為什么，這位教師回國后就一直沒有替人，同時我的嗓音倒了之后亦未能復原，于是從此我和音樂絕緣。教圖畫的教師先是一位Miss Starr，后是一位Miss Lyggate，教我們白描，教我們寫生、炭畫、水彩畫�？上У氖俏宜�喜歡的是中國畫，并且到了中等科三年級，也就沒有圖畫一課了。

我在圖畫、音樂上都不得發(fā)展，興趣轉(zhuǎn)到了寫字上面去。在小學的時候，教師周士棻（香如）先生教我們寫草書《千字文》，這是白折子九宮格以外的有趣的課外作業(yè)；我的父親又鼓勵我涂鴉，因此我一直把寫字當作一種享受。我在清華八年所寫的家信，都是寫在特制的宣紙信箋上，每年裝訂為一冊，全是墨筆恭楷。這習慣一直維持到留學回國為止。有一天我和同學吳卓（鵠飛）、張嘉鑄（禹九）商量，想組織一個練習寫字的團體。吳卓寫得一筆好趙字，張嘉鑄寫得一筆酷似張廉卿的魏碑體，眾謀僉同，于是我就著手組織，征求同好。我的父親給我們起了一個名字，曰：“清華戲墨社�！贝笞�、小楷同時并進。包世臣的《藝舟雙楫》、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成了我的手邊常備的參考書。我本來有早起的習慣，七點打起床鐘，我六點就盥洗完畢，天蒙蒙亮，我和幾位同學就走進自修室，正襟危坐，磨墨伸紙。如是者二年，不分寒暑，從未間斷，舉行過幾次展覽。我初看吳卓臨趙孟頫《天冠山圖詠》，見獵心喜，但是我父親不準我寫，認為應先骨格而后嫵媚，要我寫顏真卿的《爭座位》和柳公權(quán)的《玄秘塔》，同時供給我大量的珂羅版的漢碑，主要的是張遷碑、白石神君碑、孔廟碑，而以曹全碑殿后。這樣臨摹了兩年，孤芳自賞，但愧未能持久。本無才力，終鮮功夫，至今拿起筆桿不能運用自如，是一憾事。

清華不是教會學校，所以并沒有什么宗教氣氛，但是有些外國教師及一些熱心的中國人仍然不忘傳教。例如查經(jīng)班、青年會之類均應有盡有�？墒峭瑫r也有一批國粹派，出面提倡孔教以為對抗。我對于宗教沒有興趣，不過于耶教、孔教二者，若是必須做一選擇，我寧取后者，所以我當時便參加了一些孔教會的活動，例如在孔教會附設的貧民補習班和工友補習班里授課之類。不過孔子的學說根本不能構(gòu)成宗教，所謂國教運動尤其討厭。

“五四”以后，心情丕變。任何人在青春時期都會“怨黃鶯兒作對，怪粉蝶兒成雙”，都會變成為一個詩人。我也在荷花池畔開始吟詩了。有一首詩就題為《荷花池畔》，后來發(fā)表在《創(chuàng)造季刊》第四期上。我從事文藝寫作是在我進入高等科之初，起先是幾個朋友（顧毓琇、張忠紱、翟桓等）在校慶日之前，湊熱鬧翻譯了一本《短篇小說作法》。這是一本沒有什么價值的書，不知為何選中了它。我們的組織定名為“小說研究社”，向?qū)W校借占了一間空的寢室作為會所。后來我們認識了比我們高兩級的聞一多，是他提議把小說研究社改為“清華文學社”，添了不少新會員，包括朱湘、孫大雨、聞一多、謝文炳、饒子離、楊子惠等。聞一多是個多才多藝的人，他不僅年紀比我們大兩歲，在心理的成熟方面以及學識、修養(yǎng)方面，都比我們不止大兩歲，我們都把他當作老大哥看待。他長于圖畫，而國文根底也很堅實，作詩仿韓昌黎，硬語盤空、雄渾恣肆，而情感豐富、正直無私。這時候，我和一多都大量地寫白話詩，朝夕觀摩，引為樂事。我們對于當時的幾部詩集頗有一些意見，《冬夜》里有“被窩暖暖的，人兒遠遠的”之句，《草兒》里有“旗呀，旗呀，紅黃藍白黑的旗呀”這樣的一首，還有“如廁是早起后件大事”之句，我們都認為俗惡不堪；就詩論詩，倒是《女神》的評價�；�于這一點意見，一多寫了一篇長文《〈冬夜〉評論》，由我寄給北京《晨報副刊》（孫伏園編）。我們很天真，以為報紙是公開的園地，我們以為文藝是可以批評的，但事實不如此。稿寄走之后，如石沉大海，杳無音訊，幾番函詢亦不得復音。幸虧尚留底稿。我決定自行刊印，自己又寫了一篇《〈草兒〉評論》，合為《〈冬夜〉〈草兒〉評論》，薄薄的一百多頁，用去印刷費百余元，是我父親供給我的。這一小冊的出版引起兩個反響，一個是《努力周報》署名“哈”的一段短評，當然是冷嘲熱罵，一個是創(chuàng)造社《女神》作者的來信贊美。由于此一契機，我認識了創(chuàng)造社諸君。

我有一次暑中送母親回杭州，路過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見到郭、郁、成幾位。我驚訝的不是他們生活的清苦，而是他們生活的頹廢，尤以郁為。他們引我從四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黃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雞，在堂子里打茶圍，這一切對于一個清華學生是夠恐怖的。后來郁達夫到清華來看我，要求我兩件事，一是訪圓明園遺址，一是逛北京的四等窯子。前者我欣然承諾，后者則清華學生素無此等經(jīng)驗，未敢奉陪（后來他找到他的哥哥的洋車夫陪他去了一次，他表示甚為滿意云）。

差不多同時，我也由于通信而認識了南京高師的胡昭佐（夢華），由于他而認識了吳宓（雨僧），后來又認識了梅光迪（迪生）、胡先骕（步青）諸位。對于南京一派比較守舊的思潮，我也有一點同情，并不想把他們一筆抹殺。

我的父親總是擔心我的國文根底不夠，所以每到暑假他就要我補習國文。我的教師是儀征陳止（孝起）先生，他的別號是大鐙，是一位純舊式的名士，詩詞文章全能，尤好收集小品古董，家里滿目琳瑯。我隔幾天送一篇文章請他批改，偶然也作一點舊詩。但是舊文學雖然有趣，我可以研究、欣賞，卻無模擬的興致，受過“五四”洗禮的人是不能再回復到以前的那個境界里去了。

八

臨畢業(yè)前一年是舒適的一年，搬到向往已久的大樓里面去住，別是一番滋味。這一部分的宿舍有較好的設備，床是鋼絲的，屋里有暖氣爐，廁所里面有淋浴，有抽水馬桶。不過也有人不能適應抽水馬桶，以為做這種事而不采取蹲的姿勢是無法完成任務的（我知道顧德銘即是其中之一，他一清早就要急急忙忙跑到中等科去“照顧”那九間樓）�？梢娢�收西方文化也并不簡單，雖然絕大多數(shù)的人是樂于接受的。

和我同寢室的是顧毓琇、吳景超、王化成，四個少年意氣揚揚共居一室，曾經(jīng)合照過一張相片，坐在一條長凳上，四副近視眼鏡，四件大長袍，四雙大皮鞋，四條翹起來的大腿，一派生楞的模樣。過了二十年，我們四個在重慶偶然聚首，又重照了一張，當時大家就意識到這樣的照片一生中怕照不了幾張。當時約定再過二十年一定要再照一張�，F(xiàn)在拍照第三張的時期已過，而顧毓琇定居在美國，王化成在葡萄牙任公使多年之后病歿在美國，吳景超在大陸上，四人天各一方，萍蹤漂泊，再聚何年？今日我回憶四十年前的景況，恍如昨日：顧毓琇以“一樵”的筆名忙著寫他的《芝蘭與茉莉》，寄給文學研究會出版；我和景超每星期都要給《清華周刊》寫社論和編稿。提起《清華周刊》，那也是值得回憶的事。我不知哪一個學�？梢跃S持出版一種百八十頁的周刊，歷久而不停，里面有社論，有專文，有新聞，有通訊，有文藝。我們寫社論常常批評校政，有一次我寫了一段短評，鼓吹男女同校，當然不是為私人謀，不過措詞激烈了一點，對校長之庸弱無能大肆抨擊。那時的校長是曹云祥先生（好像是做過丹麥公使，娶了一位洋太太，學問、道德如何，則我不大清楚），大為不悅，召吳景超去談話，表示要給我記大過一次。景超告訴他：“你要處分是可以的，請同時處分我們兩個，因為我們負共同責任�！苯Y(jié)果是采官僚作風，不了了之。我喜歡文學，清華文學社的社員經(jīng)常有作品產(chǎn)生。不知我們這些年輕人為什么有那樣大的膽量，單憑一點點熱情，就能振筆直書從事創(chuàng)作。這些作品經(jīng)由我的安排，便大量地在《周刊》上發(fā)表了，每期有篇幅甚多的文藝一欄自不待言，每逢節(jié)日還有特刊、副刊之類，一時文風甚盛。這卻激怒了一位同學（梅汝璈），他投來一篇文章《辟文風》。我當然給他登出來，然后再辭而辟之。我之喜歡和人辯駁問難，蓋自此時始，我對于寫稿和編輯刊物也都在此際得到初步練習的機會�！吨芸�》在經(jīng)濟方面是學校支持的，這項支出有其教育的價值。

我以《清華周刊》編者的名義，到城里陟山門大街去訪問胡適之先生。緣因是梁任公先生應《清華周刊》之請，寫了一個國學書目，胡先生不以為然，公開地批評了一番。于是我徑去訪問胡先生，請他也開一個書目。胡先生那一天病腿，躺在一張?zhí)僖紊弦娢�，滿屋里堆的是線裝書。這是我次見到胡先生，清癯的面孔，和藹而嚴肅。他很高興地應了我們的請求。后來我們就把他開的書目發(fā)表在《清華周刊》上了。這個書目引出吳稚暉先生的一句名言：“線裝書應該丟到茅廁坑里去！”

我必須承認，在后兩年實在沒有能好好地讀書，主要的原因是心神不安。我在這時候經(jīng)人介紹認識了程季淑女士，她是安徽績溪人，剛從女子師范畢業(yè)，在女師附小教書。我初次和她會晤是在宣外珠巢街女子職業(yè)學校里。那時候男女社交尚未公開，雙方家庭也是相當守舊的，我和季淑來往是秘密進行的，只能在中央公園、北海等地約期會晤。我的父親知道我有女友，不時地給我接濟，對我?guī)椭�不少。我的三妹亞紫在女師大，不久和季淑成了很好的朋友。青春初戀期間，誰都會神魂顛倒，睡時、醒時、行時、坐時，無時不有一個倩影盤踞在心頭，無時不感覺熱血在沸騰，坐臥不寧，寢食難安，如何能沉下心讀書？“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更何況要等到星期日才能進得城去謀片刻的歡會？清華的學生有異性朋友的很少，我是極少數(shù)特殊幸運的一個。因為我們每星期日都風雨無阻地進城去會女友，李迪俊曾譏笑我們?yōu)椤爸魅张伞薄?

對于畢業(yè)出國，我一向視為畏途。在清華有讀不完的書，有住不膩的環(huán)境，在國內(nèi)有舍不得離開的人，那么又何必去父母之邦？所以和聞一多屢次商討，到美國那樣的汽車王國去，對于我們這樣的人有無必要？會不會到了美國被汽車撞死為天下笑？一多先我一年到了美國，頭一封來信劈頭一句話便是：“我尚未被汽車撞死！”隨后勸我出國去開開眼界。事實上，清華也還沒有過畢業(yè)而拒絕出國的學生。我和季淑商量，她毫不猶豫地勸我就道，雖然我們知道那別離的滋味是很難熬的。這時候我和季淑已有成言，我答應她，三年為期，期滿即行歸來。于是我準備出國。季淑繡了一幅《平湖秋月圖》給我，這幅繡圖至今在我身邊。

出國就要治裝，我不明白為什么外國人到中國來不需治中裝，而中國人到外國去就要治西裝。清華學生平素沒有穿西裝的，都是布衣、布褂，我有一陣還外加布襪、布鞋。畢業(yè)期近，學校發(fā)一筆治裝費，每人約三五百元之數(shù)，統(tǒng)籌辦理，由上海恒康西服莊派人來承辦。不匝月而新裝成，大家紛紛試新裝，有人缺領巾，有人缺襯衣，有的肥肥大大如稻草人，有的窄小如猴子穿戲衣，真可說得上是“沐猴而冠”。這時節(jié)我懷想紅頂花翎朝靴袍褂出使外國的李鴻章，他有那一份膽量不穿西裝，雖然翎頂袍褂也并非我們原來的上國衣冠。我有一點厭惡西裝，但是不能不跟著大家走。在治裝之余，我特制了一面長約一丈的綢質(zhì)大國旗——紅黃藍白黑的五色旗。這在后來派了很大的用場，在美國好多次集會（包括孫中山先生逝世時紐約中國人的追悼會）都借用了我這一面特大號的國旗。

到了畢業(yè)那一天（六月十七日），每人都穿上白紡綢長袍、黑紗馬褂，在校園里穿梭般走來走去，像是一群花蝴蝶。我畢業(yè)還不是毫無問題的。我和趙敏恒二人因游泳不及格，幾乎不得畢業(yè)，我們臨時苦練，豁出去喝兩口水，連爬帶泳，湊合著也補考及格了，體育教員馬約翰先生望著我們兩個人只是搖頭。行畢業(yè)禮那天，我還是代表全班的三個登臺致辭者之一。我的講詞規(guī)定是預言若干年后同學們的狀況，現(xiàn)在我可以說，我當年的預言沒有一句是應驗了的！例如：謝奮程之被日軍刺殺，齊學啟之殉國，孔繁祁之被汽車撞死，盛斯民之瘋狂以終，這些倒霉的事固然沒有料到，比較體面的事如孫立人之于軍事，李先聞之于農(nóng)業(yè)，李方桂之于語言學，應尚能之于音樂，徐宗涑之于水泥工業(yè)，吳卓之于糖業(yè)，顧毓琇之于電機工程，施嘉煬之于土木工程，王化成、李迪俊之于外交……均有卓越之成就，而當時也并未窺見端倪。至于區(qū)區(qū)我自己，多是小時了了，到如今一事無成，徒傷老大，更不在話下了。畢業(yè)那一天有晚會，演話劇助興，劇本是顧一樵臨時趕編的三幕劇《張約翰》。劇中人物有女性二人，誰也不愿擔任，后由我和吳文藻承乏。我的服裝有季淑給我縫制的一條短褲和短裙，但是男人穿高跟鞋則尺寸不合無法穿著，后向Miss Lyggate借來一試，還略嫌松一點點。演出時我特請季淑到校參觀，當晚下榻學生會辦公室。事后我問她我的表演如何，她笑著說：“我不敢仰視�！笔聦嵣线@不是我次演戲，前一年我已經(jīng)演過陳大悲編的《良心》，導演人即是陳大悲先生。不過串演女角，這是生平僅有的一次。

拿了一紙文憑便離開了清華園，不知道是高興還是哀傷。兩輛人力車，一輛拉行李，一輛坐人，在驕陽下一步一步地踏向西直門，心里只覺得空虛悵惘。此后兩個月中酒食征逐，意亂情迷，緊張過度，遂患甲狀腺腫，眼珠突出，雙手抖顫，積年始愈。

家父給了我同文書局石印大字本的前四史，共十四函，要我在美國課余之暇隨便翻翻，因為他始終擔心我的國文根底太差。這十四函線裝書足足占我大鐵箱的一半空間。這原是吳稚暉先生認為應該丟進茅廁坑里去的東西，我?guī)н^了太平洋，又帶回了太平洋，差不多是原封未動繳還給家父，實在好生慚愧。老人家又怕在美膏火不繼，又給了我一千元錢，半數(shù)買了美金硬幣，半數(shù)我在上海用掉。我自己帶了一具景泰藍的香爐、一些檀香木和粉，因為我認為這是中國文化中好的一項代表性的藝術(shù)品。我一向向往“焚香默坐”的那種境界。這一具香爐，頂上有一銅獅，形狀瑰麗，聞一多甚為欣賞，后來我在科羅拉多和他分手時便舉以相贈。我又帶了一對景泰藍花瓶，后來為了進哈佛大學的緣故，在暑期中趕補拉丁文，就把這對花瓶賣了五十元美金充學費了。此外我還在家里搜尋了許多繡活和朝服上的“黻子”，后來都成了受人歡迎的禮物。

一九二三年八月里，在凄風苦雨里的一天早晨，我在院里走廊上和弟妹們吹了一陣胰子泡，隨后就噙著淚拜別父母，起身到上海候船放洋。在上海停了一星期，住在旅館里寫了一篇紀實的短篇小說，題為《苦雨凄風》，刊在《創(chuàng)造周報》上。我這一班，在清華是的一班，入學時有九十多人，上船時淘汰剩下六十多人了。登“杰克遜總統(tǒng)”號的那一天，船靠在浦東，創(chuàng)造社的幾位到碼頭上送我。住在嘉定的一位朋友派人送來一面旗子，上面親自繡了“乘風破浪”四個字。其實我哪里有宗愨的志向？我愧對那位朋友的期望。

清華八年的生涯就這樣結(jié)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