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盛韻 譯

當我在腦海中得意揚揚地計劃這本書時，一直想加一個美美的小章節(jié)，就叫《文學與社會》，然后把我寫過的文學與社會的文章（我寫過F.R.利維斯、萊昂內(nèi)爾特里林，還有不那么出名的人物比如伊恩羅賓遜和丹尼斯多諾霍）都收進去。文學與社會在一段時間里人人談論，甚至有了專屬縮寫：Lit & Soc。我依稀記得文與社曾經(jīng)是我的長期興趣所在。但當我翻閱厚厚的手稿，只找到了幾篇文章，而且全是七十年代初寫的（那時我才二十出頭）。重讀之后，我又考慮是不是該把我這美美的小章節(jié)叫作《文學與社會：逝去的爭鳴》。然后我決定最好讓我的論點也逝去。這些文章都太急切、自負了，還很沉悶。不過起決定作用的，是文與社已經(jīng)死透透了，現(xiàn)在連文學評論都不見了。

那個時代在今天看來已經(jīng)遙遠得面目模糊。我曾經(jīng)在《泰晤士報文學增刊》打過工，當時就感覺到了差異，我去開編前會（好像是幫忙準備一期文學與社會專刊）時留著及肩長發(fā)，穿著花襯衣和三色高筒靴（不過被我褲子的喇叭形褲腳完美遮住了）。我的私生活算中產(chǎn)波希米亞就算不是直白的放蕩，也是嬉皮風加上享樂主義；但只要一涉及文學評論，我就非常有道德。我無時無刻不在讀評論，在浴缸里讀，在地鐵上讀；我總是把埃德蒙威爾遜或威廉燕卜蘇放在手邊。我對這事兒很嚴肅，當時的人都這樣。我們探討文學批評總是流連忘返。我們坐在酒吧、咖啡館里談W.K.維姆薩特和G.威爾遜奈特，談理查德霍加特和諾思羅普弗菜，談理查德波利爾、托尼坦納和喬治斯坦納①。大概就是在這么一個場合，我的朋友兼同事克菜夫詹姆斯首次形成了他的重要觀點文學評論對文學來說并非必要，但文學和評論兩者對文明來說都不可或缺。人人都同意這說法。我們覺得文學是內(nèi)核，文學評論探索其重要性并將之普及化，在文學周圍制造一種空間，從而進一步提升它。應該加一句，七十年代初有兩種文化的大討論：藝術(shù)對陣科學（或者說F.R.利維斯對陣C.P.斯諾）。也許這一文化時刻最美妙的是藝術(shù)似乎占了上風。

文學史家將之稱為批評時代。姑且說它始于1948年吧，那一年艾略特出版了《關(guān)于文化定義的幾點說明》，利維斯出版了《偉大的傳統(tǒng)》。何時終結(jié)的呢？野獸派的回答是一個四字母的詞：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六十年代你只要十先令就能湊合一個禮拜，在別人家地板上借宿，靠朋友施舍，唱歌換晚飯。然后突然間，一張公交車票就要十先令了。油價高漲，先通脹后滯脹，文學評論立刻成了有閑階級庸俗廉價的玩物之一，我們得學著沒有它也能過。反正我就這么覺得。但現(xiàn)在回頭看，文學評論一早就注定在劫難逃。不管旁人是否看得明白，它的基礎(chǔ)是階層和等級，它只關(guān)乎有才的精英。當民主化的各種力量齊齊助推，任他高樓大廈也會化成商粉。

那各種力量在我們的文化中強勢無敵，繼續(xù)推啊推。它們現(xiàn)在撞上了天然屏障。誠然，有些避難所被證明是可以沖垮的。你沒有才華就可以變富（買個彩票說不定就能中個長久沒人領(lǐng)獎而積累的大彩），你沒有才華也可以出名（放下身段去上電視綜藝節(jié)目那種書呆子看的冷門知識競賽，這可比殺死一個名人繼承其光環(huán)的老法子要好多了），但你沒有才華是沒法當才子的。所以，才華必須滾蛋。

現(xiàn)在文學評論幾乎完全被限制在學院里，靠用行動反對經(jīng)典來反對才華。好好研究華茲華斯的詩歌在學院里可不能保證晉升，但研究他的政治立場就可以比如他對窮人的態(tài)度或是他對拿破侖的下意識評價，要是你能徹底忽略華茲華斯，而去研究他同時代的那些被（公正地）遺忘的人物就能升得更快些，所有這些都讓經(jīng)典被靜悄悄地、一步步地蠶食了。只要打開互聯(lián)網(wǎng)你就會發(fā)現(xiàn)，在這行當?shù)牧硪粋�極端，人人都成了文學評論家，至少也是個書評人吧。民主化造成了一種不可讓與的增益：情感的平等化。我記得戈爾維達爾之前就說過這話，沒有嘲笑，而是帶著生動的懷疑。他說，現(xiàn)如今，沒有誰的感情比其他人更真，所以也沒有誰的感情比其他人更重要。這是一種新的信條、新的特權(quán)。這種特權(quán)在當下書評寫作中比比皆是，不論在網(wǎng)上還是文學雜志上。書評人鎮(zhèn)定地翻開一本新小說或是無名之輩的新詩集，心存戒備地慢慢進入小說的節(jié)奏，然后看自己會受哪種刺激，是舒服的還是不舒服的。這一接觸的結(jié)果會形成書評的素材，完全不用提小說背后的東西。我恐怕，小說背后的那個東西就是才華，還有經(jīng)典和我們稱之為文學的知識體。

可能有些讀者會產(chǎn)生一種印象，覺得我在惋惜事情的走向。并不是。只有閑到蛋疼的人才會惋惜當下，惋惜已經(jīng)發(fā)生的事情。不論你喜歡與否，現(xiàn)實是無可避免的。我已經(jīng)七十多了，經(jīng)常荒唐得可笑，還有屬于我們的種種謬誤和我們的七型（對利維斯的圍攻實在荒謬，他最尷尬的難道不是把 D.H.勞倫斯當成清醒的楷模嗎）。情感的平等主義則比較難攻擊。某種意義上我也尊重它，但它總有種虛幻的蒼白之色。它是烏托邦，也就是說現(xiàn)實無法去支撐它。不過，這些感受也很少是純粹的，它們總是摻雜著群體意見和社會焦慮、虛榮、斤斤計較，以及一切使人為人的東西。

文學的歷史性弱點之一，就是它作為研究對象，從來不夠難。對那些被壓垮的書評人和文學批評家可能是頭一回聽到，但千真萬確。于是有了種種提升它、將之復雜化、系統(tǒng)化的嘗試。與文學互動很容易，人人都能參與，因為詞語（不像調(diào)色板和鋼琴）過著雙重生活：我們都會說話。于是不出所料，個體感性強勢介入，同樣不意外的是，文學比化學或古希臘研究更迅速地滾進了民主化大潮。但從長遠看，文學會拒絕平均化，回歸等級制。這不是什么純文學作家的清高決定，而是時間的判決，時間會把能傳世的文學和不能傳世的區(qū)分開。

讓我再來一個擴展明喻。文學是一個大花園，二十四小時向所有人開放。誰來打理它呢？嗶嘰工裝被汗水浸透的老導游、森林學家、看大門的、停車場看守，這些人如今都不見了；如果你今天看到一個官員或職業(yè)人士，他們多半穿著實驗室白大褂愁眉苦臉，來鏟平一片森林或削平一座山峰。閑逛的公眾總是一驚一乍，或抱怨或譏笑，一人一個意見。他們投喂小動物，踩在草坪上，踏進花壇里。但花園從不叫苦，它當然是伊甸園，永不墮落，無需打理。

我想提醒本書的讀者注意每篇文章末尾的發(fā)表日期，它們跨越了三十年的時光。隨著時間推移，人會變得更放松、自信，也肯定會更友善（至少看上去是）只要避開你不喜歡的東西就行了。喜歡羞辱別人是一種年輕人的腐敗權(quán)力。當你意識到別人那么努力、那么介意、那么記仇（安格斯威爾遜和威廉巴勒斯哺育了我到死也改不了的吹毛求疵，肯定還有其他人至死不渝），就沒有那么起勁了。不可否認，有些評論家到了中年依舊喜歡羞辱人，我經(jīng)常好奇為何此種現(xiàn)象看上去如此不體面�，F(xiàn)在我知道了，那是羊肉打扮成羊羔肉裝嫩。我還驚訝于自己為何要對那些試圖影響我的作家（可能是我想多了）痛下狠手，比如羅斯、梅勒、巴拉德。

讀者還需要注意引文。引文是書評人的唯一鐵證，或者說半鐵證。沒有引文，評論就是在商店里排隊時的自言自語。對文學評論的帝國主義者（尤其是瑞恰慈）而言，苦于沒有區(qū)分杰作和次杰作的工具。地表最孔武有力的文學評論家也沒有設(shè)備能判定這行詩：

那淚水通常抵達不了的最深處的思緒

(Thoughts that do often lie too deep for tears)

要好過：

一剎那間我瞥見一叢叢

(When all at once I saw a crowd)

如果真要這么做，評論家就得說前一句包含了一個附加強調(diào)的do來支持詩律。反正引文就是我們所有的證據(jù)。說得理想化一些，所有寫作都是反對陳詞濫調(diào)的運動，不光反對文字的陳詞濫調(diào)，也反對頭腦和心靈的陳腐。我通常會引用陳詞濫調(diào)作為批判的樣本，也會引用與之相反的清新、有活力、值得回味的文字去贊美。

2000年10月于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