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在一門本科生概論課程上，我接觸到17世紀不列顛的政治史。從那以后，我再也不愿學習其他任何課程。我認為這個歷史時期有我從未遇見的種種人物、事件和問題。時至今日，我依舊這么覺得。在我上大學的那段時間，歷史是以敘事的方式來講授的，對像我這樣對17世紀的故事一無所知的人來說，這段歷史太神奇了。我聽了一系列講座，而這些講座描繪了整個政府體制的全面崩潰；一個基于宗教狂熱和烏托邦愿景的革命性新政府的成立；這個新政府的失��；早先那個體制的復辟；但是復辟的舊體制又一次土崩瓦解，接著是一場外部入侵；又來了一次革命；最終不列顛采用了歐洲大陸的國家制度。這百余年就好似轉動不止的車輪，不斷推動歷史的進程，譜寫出一個又一個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絢麗篇章。

在過去的30年里，那個車輪的轉動軌跡變得模糊不清。自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在之后的25年中，對17世紀英國歷史的研究層出不窮，成果豐碩，很可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絕大多數(shù)是訓練有素的專職歷史學家的勞動結晶。學識淵博的專著、充滿激情的歷史編纂爭論、有意識地進行反駁的論文，填滿了關于斯圖亞特時代不列顛歷史著述的豐饒角。如今，學界對這段歷史的理解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歷史學家對17世紀的政治所知更多，而且他們比以前更確信自己現(xiàn)在知道些什么。在以前，他們能夠自信地概括整個社會階層的運動或英國革命的原因。哪怕各地的檔案館、大英博物館、英國歷史檔案館（Public Records Office）不完全是伊甸園，可是結果證明，在這些機構中找到的檔案是令人無法抵御的。然而，正如伊甸園中的情形，我們在知識上的收獲與喪失天真是相伴而行的。這些收獲還與失去連貫性相伴，這會讓學生和普通讀者無法一瞥17世紀的種種奇跡。

我在本書中的意圖是為下一代重新創(chuàng)造那種有趣之感。當然，我無法復述自己聽到過的那段歷史，因為就我作為史學家的職業(yè)生涯而論，我的主要任務是讓矮胖子變得破鏡難圓［說句題外話，《矮胖子》是一首17世紀出現(xiàn)的童謠，描述了格洛斯特（Gloucester）圍城戰(zhàn)］。最偉大的歷史諷刺著作之一《1066年及所有的一切》（1066 and All That）中的笑料，是不列顛注定是翹楚民族，以及關于不列顛歷史難忘的一切都是在奔向這個命中注定的目標。關于后來叫作清教徒革命和光榮革命的大量著述以同一假設為基礎，而就連在20世紀40年代初開始登上歷史舞臺的馬克思主義式歷史編纂，也沒有挑戰(zhàn)這一觀念，即歷史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故事。在過去的20年間，挑戰(zhàn)來臨了，而自相矛盾的是，該挑戰(zhàn)讓我們很難在不強調所有例外情形，即死胡同（culs-de-sac）的情況下構建一種敘事�，F(xiàn)代的歷史學家可以再次認為歷史是一個故事，但是他們不再會認為歷史有一個開頭、中間部分或結尾。這讓書寫敘事的任務比以往更有挑戰(zhàn)性，尤其是對那些慣于分析、只會提一些以為什么開頭的問題的現(xiàn)代史家來說。在這本書中，我對解決誰？什么？在哪里？及什么時候？之類的問題同樣感興趣。

我很感謝一些同事所做的工作，但我要對他們表示歉意，因為我認為，對現(xiàn)代史學成果的任何綜合，都無法帶來一種連貫的、與時俱進的敘事，而我并不打算提供這樣一種敘事。學界已經(jīng)涌現(xiàn)出大量對這一時期的歷史細節(jié)進行深入研究的優(yōu)秀著作，這些著作在歷史編纂層面進行了闡釋；認為這段歷史的確充滿承認了矛盾、復雜性和一團亂麻；并邀請讀者要么自己解決問題，要么永遠摸不著頭腦。本書只是一部介紹性的著作，意在激發(fā)讀者的好奇心，而不是滿足之。本書的假設是讀者并未先知先覺，盡管擁有一些背景知識的讀者可能會發(fā)現(xiàn)潛藏在表面下的正在進行的很多事。我試著用戲劇的手段描繪本就極具戲劇性的歷史事件，用凸顯人物性格的行文方式刻畫本就個性分明的歷史人物。如果各位讀者能理解為何17世紀的歷史令好幾代不列顛人如癡如醉，那么，本書就實現(xiàn)了所有既定目標。

從某種程度上講，每一個歷史敘事都是任意的，本書也不例外。對篇幅、對目標讀者、對我本人學術興趣的考量，必然形塑了后面的章節(jié)。第一章結束之后，本書再也沒有涉及社會史、經(jīng)濟史、女性史的內(nèi)容；除了第二章中的分析討論之外，本書幾乎沒有關于地方史及行政管理的內(nèi)容。就前者而論，我所能給出的理由是，已經(jīng)有另一個系列的專著專門討論社會史；就后者而論，我的解釋是，我決定從中央開始解釋歷史事件，并維系一種放眼全國的均衡敘事。對斯圖亞特家族統(tǒng)治初期英格蘭各郡的歷史研究令人欽佩，但是對該家族后面幾位統(tǒng)治者的統(tǒng)治的研究，少有能與之相提并論者，對愛爾蘭、蘇格蘭的研究完全無法望其項背。本書也沒有討論智識生活文學的、哲學的、科學的或美術的，蜻蜓點水般一筆帶過，似乎可能比排除在外更顯得冒犯，而我本人更是才疏學淺，無法像熟練的織工那樣穿針引線，把這些進展織入政治史的核心。盡管權力同時在文化和政治層面上運轉，但是在任何給定的時刻給出這一點的例子都是困難的。

本書所有敘事性的章節(jié)均以一段對戲劇性事件的描述開篇這樣的手法肯定不會對每個讀者的口味，尤其是那些已經(jīng)知道事件細節(jié)的讀者。通過讓讀者看到一個特定的歷史時刻如何展開，結果如何是預先未定的，以及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個性如何煽動了這個政治民族，我的目的是讓讀者參與其中。我還希望這些描述性的文字能夠帶來好故事給人的愉悅之感。緊跟這些描述性文字的是一段簡短的分析，分析突出了隨后章節(jié)的主題。

本書的標題，《君主制變革》，旨在讓讀者對書中相互關聯(lián)的三大主題有個印象。首先，對西方世界隨后的政治史最重要的，是英格蘭君主在憲政制度中的地位世紀末時迥異于世紀伊始。盡管君主制的政體組織形式經(jīng)受住了時間的考驗，但其實踐發(fā)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其次，斯圖亞特王朝的歷史是一段極其特別的歷史，因為一代人面對的挑戰(zhàn)會超過下一代人的能力。再次，斯圖亞特王朝繼承的衣缽迥異于他們留給后人的：美洲的一個帝國；南亞的一個立足點；戰(zhàn)略意義非常重要的地中海港口；當然，還有跟蘇格蘭聯(lián)合，以及對愛爾蘭大部分地區(qū)的政治控制。這些變化的重要性在該王朝末期最為明顯，盡管北美的種植園和東印度的貿(mào)易開啟得更早。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盤根錯節(jié)的歷史無所不在，而英格蘭與蘇格蘭的王室一統(tǒng)，以及對愛爾蘭的軍事占領，則讓歷史更加錯綜復雜。比起傳統(tǒng)的同類歷史著作，我一直更關心的是揭開愛爾蘭、蘇格蘭和英格蘭相交叉的歷史時刻的背景，不過，我明確站在英格蘭人的角度來看待問題。無論會讓詹姆士一世多么失望，必須認識到的是，在本書講述的百余年歷史中，大不列顛姍姍來遲，在最后7年才登場，而且，如果想要充分地研究此外104年中的蘇格蘭歷史，我們必須完整對待蘇格蘭的制度和人物，另寫一部平行的敘事史。當然，愛爾蘭提出了一個更復雜的問題，因為將其囊括在一部不列顛史中無異于承認愛爾蘭被英格蘭征服的觀點，這既富有爭議，又是不充分的。因此，我對愛爾蘭和蘇格蘭的處理最多算是走馬觀花，折射出我的想法，即在有限的篇幅內(nèi)講述一個連貫的故事。

在一本進行總體介紹的書中，遵循學術專著的傳統(tǒng)似乎并不明智。我既希望書中的陳述不會引起太大的爭議，以至于需要附上腳注，又希望那些關心我引用的研究成果的讀者能知道引用的出處。本書結尾處的延伸閱讀建議，是向我在書中引用的許多二手文獻表示感謝，并為最高度發(fā)達的所有歷史編纂傳統(tǒng)之一提供指引。對財政問題的討論必須理解成是粗略的。對王室債務及收入的詳細描述相對來說有價值，而且是在其暗示的趨勢上，但不能認為它們是準確的，即便它們代表的是能力最佳的歷史學家付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才得出的結論。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并未點明出處的引用，已經(jīng)根據(jù)現(xiàn)代語文的習慣進行了修改，并進行了相應的整合，甚至還存在斷章取義，刪除了上下文，因為我引用的目的只是給書中敘事加些風味，而不是當作任何陳述的佐證。同樣，我決定只用一個頭銜來稱呼大多數(shù)貴族和官員，只有遇到像白金漢公爵、莫爾伯勒伯爵這樣的歷史人物，才會使用多個頭銜。一般來說，我都會使用歷史人物生前最后獲得的那個頭銜，比如詹姆士一世時期的薩默塞特伯爵（Earl of Somerset）或查理一世、二世時期的克拉倫登伯爵（Earl of Claredon）。然而，就像漢密爾頓侯爵（Marquis of Hamilton）的情形，偶爾當他們是重要的行動者時，使用他們當時的頭銜更合情合理。這樣做可以讓讀者免受這一麻煩之擾，即記住托馬斯·奧斯本爵士（Sir Thomas Osborne）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分別是拉蒂默子爵（Viscount of Latimer）、丹比伯爵（Earl of Danby）、卡馬森侯爵（Marquis of Carmarthen）和利茲公爵（Duke of Leeds）。我則一直稱其為丹比伯爵。然而，這意味著有時是根據(jù)一些人擁有的頭銜稱呼之，但嚴格按照年代的順序來說他們尚未得到這些頭銜。同樣，在一些極個別的情況下，我會在敘事的過程中打破時間的先后順序，比如說，我會先總結某一屆議會在立法領域取得的所有成就，之后再著重分析某一項成就。在這些問題上，我寧可犧牲準確性成全簡潔明了。同樣，我總是認為每年始于1月1日，而非3月25日。

雖然書都會署上作者的姓名，但在問世之前，是很多幕后英雄在滋養(yǎng)并關愛著這些書。許多學者、學生、友人閱讀并評論了本書手稿的各個部分，人數(shù)如此之多，以至于如果名字一一列出，長度怕是能與書后的索引匹敵。我想在此一并向他們表示感謝。有不少歷史學家糾正了書中的疏漏、錯誤和無法容忍的解釋，而他們在與我的往來書信中指出，他們之所以愿意為此耗費時間和精力，是為了他們的學生著想。他們堅持要求澄清許多事，這些事，他們理解得甚是到位，但經(jīng)驗證明新手需要引導。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自己不應獨自為書中存在的任何錯誤承擔責任，盡管我當然應該承擔起隨后糾正錯誤的責任。與企鵝出版集團的彼得·卡森（Peter Carson）先生，以及包括安德魯·基德（Andrew Kidd）、卡羅琳·奈特（Caroline Knight）在內(nèi)的人合作可謂樂事一件。珍妮·蒂爾（Jeanne Thiel）見證了本書的撰寫，容忍本書頻頻干擾其夏日騎車出行的平靜時光，還一直面帶微笑，認可我對17世紀歷史的執(zhí)念。我的兒子馬修雖然完全搞不清我為何要撰寫這樣一部著作，但也默默忍受之。在最初聽說我同意撰寫一部企鵝版17世紀歷史的時候，他曾經(jīng)一臉疑惑地問道：17世紀在企鵝的歷史上是決定性的嗎？我希望他會發(fā)現(xiàn)本書回答了他提的那個問題。馬修，17世紀對一切來說都是決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