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哲學家金岳霖說：每一文化區(qū)有它底中堅思想，每一中堅思想有它底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動力。……中國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謂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為最終的目標。這一段話其實表達了本書關注的兩個核心問題。其一，中華文化的核心理念是道，故而中國學人是以探究道、踐行道為學術的最終目標。其二，金岳霖是湖南學者，他這一段話引自《論道》，恰好寫于湘學的重要淵源之地南岳，這就表明《論道》的哲學思想具有深厚的湘學傳統(tǒng)和湖湘文化背景。由此可見，金岳霖的上述思想既深入到中國文化之道脈，又涉及湘學之學統(tǒng)。本書正是以《湘學學統(tǒng)與中華道統(tǒng)》為書名，本書的初步設想，就是通過湘學形成、演變的千年學術歷程，考察湖湘地域性學統(tǒng)與中國文化道脈之間的密切關系。筆者進一步意識到，這一個課題的背后，其實還有許多更加重要的思想史意義。

中華大地一代代學者原道的精神歷史，其實也就是中華文化之道的建構與傳承歷程。原道之原是動詞，其意就是探究、窮索。在中國文化背景中，道是最崇高的概念，探究、窮索這一崇高的理念道，也就是中國學人思考宇宙的終極存在與人生的終極意義。所以，尋道、識道的精神歷程，往往 稱之為原道、求道、知道；尋道、識道的精神成果，也往往稱之為道學、道脈、道統(tǒng)。在浩如煙海的古代文獻中，有無數(shù)以 道為宗旨的論著，同樣也有無數(shù)以原道為使命的論著。為了闡明中國傳統(tǒng)原道的學術宗旨，這里特別引論兩篇以《原道》為名的論著。

第一篇是《淮南子·原道訓》。漢初淮南王劉安組織門客編著有《淮南子》一書，其書的首篇就是以原道命名�！痘茨献印返乃枷胫髦际屈S老之學，作者以先秦道家思想為主干，兼取其他諸家學派之長，為漢初的無為之治提供天道論的依據(jù)。所以《淮南子·原道訓》繼承了先秦道家探究、窮索道的精神，他們主張通過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就能夠從宇宙本源處為人類法則找到最終依據(jù)�！对�道訓》開篇即說：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柝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授無形；原流泉浡，沖而徐盈；混混滑滑，濁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舒之幎于六合，卷之不盈于一握。作者探究、窮索的這一個道，就是宇宙本根之道，它產(chǎn)生萬物而又無形無象，并無處不在地存在于天地萬物之中。它高不可際，又深不可測，一切人為的聰明、才智、品行的途徑和手段，均不能夠得道與行道。《淮南子·原道訓》希望為政者能夠遵循此宇宙之道，作者指出：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作者希望人主能夠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這就是對最高宇宙之道的遵循。可見，《淮南子·原道訓》所探究、窮索的終極存在之道，其實就是宇宙自然之道，也就是天道。

第二篇是唐代韓愈的《原道》。如果說《淮南子》的原道所探究、窮索的道是道家的宇宙之道、自然之道的話，韓愈的原道所探究、窮索的道則是儒家的人文之道、仁義之道。從魏晉到隋唐，佛老之學對國家、社會產(chǎn)生愈來愈大的影響，兩漢時期居于中國文化核心地位的儒學受到嚴重挑戰(zhàn)。從唐中葉到兩宋時期，思想界興起一個復興儒學的思潮，韓愈是推動儒學復興的第一人，而他的《原道》也是呼喚儒學之道復興的先聲。韓愈在其《原道》開篇即指出：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如果說劉安的原道將對道的探究、窮索，引入到一個高不可際，深不可測的宇宙自然之道的話，韓愈則將人文之道落實到人類社會生活之中，是士農(nóng)工賈、禮樂刑政的華夏文明之道。正如韓愈《原道》所說：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nóng)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由此可見，韓愈從文化主體性意識出發(fā)，關注的是華夏文明的人文精神之道，中國人現(xiàn)實生活之道。韓愈的原道所探究、窮索的是終極意義的人文之道，也就是具有文明自覺的文化主體性之道。

古代中國有著源遠流長的思想歷史和學術傳統(tǒng)，而原道確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在漫長思想歷程和學術演化中，原道的思想探究與學術思考在不斷地開拓著新的學術成果和思想發(fā)展，體現(xiàn)了從上古、中古到近古時期學人精神探索、學術發(fā)展的豐富歷程。上述《淮南子·原道訓》與韓愈的《原道》，應該是中國古代文獻中非常重要的兩篇原道之文。如果比較一下二者思想旨趣，會發(fā)現(xiàn)它們的明顯差異：《淮南子·原道訓》是道家的代表性著作，表達出對自然性天道的強烈關注；韓愈的《原道訓》是儒家代表性著作，表達出對人文性人道的 特別推崇�！痘茨献印返摹对�道訓》與韓愈的《原道》各有自己的學派立場和價值取向，但是各執(zhí)一端并不能夠真正反映華夏文明的精神豐富性，不能夠真正代表中華文化之道，故而也就不能滿足唐宋以后的傳統(tǒng)中國對道更高、更深、更新的精神需求。中國人既需要一種維系自己家國秩序的人文之道，也需要一種維系天地秩序的自然之道，還需要一種將自己的人文之道與自然之道整合起來的天人之道�！痘茨献�·原道訓》探究、窮索的是宇宙之道、自然之道，這一具有宇宙本體意義的道不能作為解決中華文明家國秩序的終極依據(jù)，不能夠安頓中國人的精神情感。韓愈的《原道》探究、窮索的是中華人文之道、社會生活之道，這一具有中華文明家國秩序意義的道，卻缺乏一個中國人安身立命的天道依據(jù)，即一個具有理性化哲學的終極存在依據(jù)。盡管后來的道學史敘述，往往會追 溯到韓愈的《原道》，但是作為道學奠基人的二程卻對韓愈頗有 微詞：韓退之言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此言卻好。只云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便亂說。韓愈不能夠將仁義之道與宇宙之道統(tǒng)一起來，故而講出道與德為虛位的亂說。

所以，致力于將天之道與人之道、自然之道與人文之道統(tǒng)合起來，就成為兩宋時期中華文化復興、儒學重建的歷史使命。宋代儒學的學術成就就是將自然之道與人文之道也即是天之道與人之道統(tǒng)合起來，建立了二者結合的道學。宋儒還基于這一天之道與人之道緊密結合的道學體系，將那些能夠建構、傳承這一道學體系者，納入中華學術正統(tǒng)的道統(tǒng)譜系，建構了一個影響千年的道統(tǒng)論。宋代理學所要建構的是自然法則和人文法則統(tǒng)一的學術體系，體現(xiàn)出中華民族對宇宙與人生的基本態(tài)度，表達了中國人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追求。所以，宋代理學產(chǎn)生后，就能夠逐漸成為兩宋以后中華文化的核心思想，不僅成為宋元明清的思想主流，也成為東亞儒教文化圈的核心思想，延續(xù)近千年之久。

本書以《湘學學統(tǒng)與中華道統(tǒng)》為題，為什么要將一個如此重大的題目，置于一個湘學的地域學術史的框架之中？當然，首要的前提條件是湘學人物對中華文化之道探索的不懈學術努力和豐富精神歷程，為中華文化之道的重建、傳承、發(fā)展留下了豐富的思想資源，作出了獨特的學術貢獻。我們相信，湖湘文化是一種有著深厚思想底蘊和學術深度的地域文化，這種思想底蘊和學術深度的依據(jù)就是湘學學統(tǒng)中一以貫之的中華道統(tǒng)。湘學興起于兩宋時期，一方面是一種早期儒學人文思潮復興的思想運動，同時也是一種探索天人合一終極依據(jù)的理性主義哲學思潮。理學奠基和湘學興起幾乎是同步，理學奠基于北宋，集大成于南宋，傳承發(fā)展于明清時期，而湖南成為這幾個重要階段的學術重鎮(zhèn)。從北宋開始，湖湘之地成為復興、重建中華文化之道的學術基地，湘學學人成為他們那個時代道學建構的開拓者和倡揚者。從周敦頤的《太極圖說》《通書》，到胡宏、張栻的性論、天理論，再到王夫之的道器論、人性論、歷史論，無不體現(xiàn)出湘學學統(tǒng)對中華文化道脈的歷史傳承與學術創(chuàng)新。晚清以來，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華文化受到強勢西方文化的巨大沖擊。湘學在這個時期進一步崛起，成為中華傳統(tǒng)文化近代化演進的典范。近代湖湘知識群體一方面主動學習、引進外來體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全方位推動中國文化的現(xiàn)代化；另一方面又堅守中國文化的天人之道，堅守中華文化那些具有恒常性意義的價值體系，以實現(xiàn)中國文化的主體性重建。那些提倡學習西方近代器物、制度、思想文化的志士仁人，往往是胸懷民族主義的家國情懷、立志大同之道的優(yōu)秀湖湘學人。他們致力于中華文明現(xiàn)代化建設，以實現(xiàn)中國文化主體性重建。那些在近代史上推動中國文化現(xiàn)代化、開創(chuàng)文化融通以實現(xiàn)中國文化主體性重建的先驅人物，均有著對中華五千年文化的高度自信，這一種文化自信是建立在對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之道的深刻體認基礎之上。從魏源到曾國藩，從郭嵩燾到譚嗣同，他們無不是關于新的中華文化之道的開拓者和建構者。近代湖南涌現(xiàn)出了更多對中國思想學術的進程有重大影響的學人，他們從思想文化的各個層面上全面關注近代中國，同時，他們?nèi)匀粚⑽幕�精神的依托道的問題，作為首要關注的重大學術問題。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辛亥革命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中國傳統(tǒng)知識體系、價值體系進一步發(fā)生重大變革，地域性湘學不再是主要學術形態(tài)。但是，由于湘學學統(tǒng)與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深刻影響，許多優(yōu)秀的湘人仍然在探究、窮索中國文化之道，并且產(chǎn)生了深刻而重大的歷史影響。為了說明湘學學統(tǒng)對近現(xiàn)代思想文化的深刻影響，探討近現(xiàn)代湖湘文化的卓越思想貢獻，本書選取了金岳霖的道形而上學、李澤厚的新內(nèi)圣外王之道，作為新文化運動以來湖湘地區(qū)思想學術的代表。這些專門章節(jié)的論述，或許能夠引發(fā)讀者更多的思想觀察與學術思考。

由此可見，本書著重研究湘學學統(tǒng)與中華道統(tǒng)的關系，明顯地具有多重學術意義與文化意義。

其一，研究湘學學統(tǒng)與中華道統(tǒng)，可以鮮明地展示湘學的思想特色與學術成就。湘學也和其他的地方學術如浙學、閩學、蜀學、贛學一樣，只是一個區(qū)域的學術傳統(tǒng)和地方知識。但是，我們不應該僅僅是從地域性與特殊性來考察湘學傳統(tǒng)，還應該從中華文化的角度來考察湘學學統(tǒng)。由于道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支柱，道論往往是中國古代思想體系、學術傳統(tǒng)中的最核心部分，故而挖掘湘學學統(tǒng)中的中華道統(tǒng)，就能夠在區(qū)域學術傳統(tǒng)的歷史脈絡中揭示湘學的精神追求與理論貢獻，能在源遠流長的湘學發(fā)展脈絡中尋求那些千年一貫的精神傳統(tǒng)，從而更全面、更透徹地展示這種地方學術史中的中華文化傳統(tǒng)意義。

其二，研究湘學學統(tǒng)與中華道統(tǒng)，可以深入思考中華文化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化的密切關系。歷史上一度有一個錯誤看法：中國現(xiàn)代化過程應該是一個不斷批判、拋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過程。其實，如果深入考察湘學的近代變遷，會發(fā)現(xiàn)在中國式現(xiàn)代化進程中，中華民族一直堅持將中國文化傳統(tǒng)與引進外來現(xiàn)代文化結合起來，故而使得這一過程最終體現(xiàn)為中國文化主體性的重建。中國現(xiàn)代化的興起與發(fā)展，離不開中華民族的內(nèi)在精神動力，這一精神動力恰恰存在于中華文化的主體性。只有從這種中國文化的主體性精神出發(fā)，才能真正發(fā)現(xiàn)中國現(xiàn)代化動力的文化源泉。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道既是中華民族在漫長歷史過程中生存和發(fā)展的基礎，也成為推動中國現(xiàn)代化的精神動力和文化基因。近代湘學學者就是一批懷有救國救民的士大夫群體，他們的內(nèi)心一直懷有中國文化的家國情懷、天下有道、大同理想的精神追求，而最終實現(xiàn)中華文化之道。湘學學者既在不斷推進中國現(xiàn)代化，同時又致力于中華文化之道的傳承和變革。

其三，研究湘學學統(tǒng)與中華道統(tǒng)，可以挖掘湘學傳統(tǒng)中的全球性普遍價值，可以使我們在湘學這一地方知識中探求人類普遍性價值。由于中國文化之道的哲學內(nèi)涵包括了宇宙法則、社會理想、人生意義的終極關懷問題，深入探討湘學傳統(tǒng)與中華道統(tǒng)的關系，能夠更加全面地挖掘出湘學的地方知識與中華文化之道的密切關系。筆者曾經(jīng)邀請美國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于岳麓書院講學，他說：我最近在考慮一個問題。就是一種地方知識有沒有可能發(fā)展成為一種具有全球意義的知識，也就是說地方知識的全球意義問題。……在這個地方（指岳麓書院引者注）所發(fā)展的具有長沙特色、湖南特色的這種地方知識，不僅從全國來看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而且也有國際的意義，所以它是一種有全球意義的地方知識。由于中華文化之道具有化解人類現(xiàn)代化面臨的許多嚴重問題，包括人與自然、人與人、人的心靈與肉體之間的矛盾與沖突，我們相信，中華文化之道的復興與重建，會給人類的現(xiàn)代生活帶來更多的重要的積極意義。而湘學學統(tǒng)具有豐富的道學資源，也許會給我們許多意外的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