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潮濕、陰暗的地牢中央，一個年輕人跪在裸露的地面上。蒼白的光線透過為數不多的幾扇窗戶照進室內，經過許多張蜘蛛網的折射，營造出一種具有欺騙性的光澤。水滴以一種單調、磨人的節(jié)奏從天花板上落下。男人的身上纏繞著一條沉重的鐵鏈，它被一只大鐵環(huán)固定在地牢的墻壁上，隨著男人的每一次移動與石磚產生摩擦，發(fā)出聲響。他幾乎動彈不得。房間里只有他的呼吸聲和滴水聲，還有從更遠處傳來的受刑者的慘叫。奇怪的是，他的長袍既不舊也不臟。那是一件鑲著金紐扣、用上好的布料制成的白色將軍制服，其上只有鐵鏈和油膩的地面留下的幾處新鮮污漬。只有那些從不會被囚禁在布爾諾可怕的斯皮爾伯格堡壘的地牢中的高貴人物，才有資格穿上這樣的服裝。還有一件事情很不尋常。這個戴著鎖鏈的男子五官精致優(yōu)雅，雙手皮膚細膩，很可能有著不凡的出身。這個男人是誰？一陣匆忙的腳步聲傳來。兩個同樣穿著制服的男人和一名獄卒正向這里走來。
陛下，已經夠了！其中一個人說。
請……另一個人說。
他們進來時試圖避開他的視線，與此同時，獄卒正在解開鎖鏈。只有他，這個熟悉受難者面容的人，見慣了他們最初的絕望和后來因折磨而呈現的死寂眼神，才看到了這個高大的男人眼中閃過的屈辱和痛苦。他永遠也不會忘記這張面孔。
這個以自我折磨引起侍從不悅的男人正是皇帝。他站起身來，拍了拍外衣，伸展脊背。一陣刺骨的寒意向他襲來。直到他跟隨他的旅伴走到室外時，他才感受到一天即將結束時的溫暖。他重新燃起了對生命的熱情，騎上他的馬，在旅伴的馬車前方朝著地平線飛奔而去。這是這位年輕的統治者第一次在歐洲大陸上微服出行。在國外，他自稱為法爾肯施泰因伯爵，并以這個頭銜聞名于整個歐洲，乃至于人們通常都用這個名號來稱呼他。
多么震撼的一幕��！ 那些親歷或聽聞過 1766年夏天發(fā)生的事件的人，在談論它時或是感到惱怒，或是心懷敬畏。一個被鐵鏈鎖住的皇帝？他甘愿忍受普通罪犯的命運，哪怕只有幾個小時？何時何地曾發(fā)生過這樣的事情？ 18世紀末，在法國大革命爆發(fā)前的那些年里，整個歐洲都處于動蕩之中，法國舊制度和巴洛克宮廷看似穩(wěn)固的秩序已經岌岌可危，最終隨著 1789年巴士底獄的陷落而分崩離析。只有對歷史漠不關心的時代才會認為，我們目前在歐洲經歷的危機和動蕩從無前車之鑒。就像今天一樣，當年的社會也充滿了不平等與不公正。這里是被上帝賦權的君主，那里是他逆來順受的臣民。這里是錦衣玉食的奢華生活，那里是窮困潦倒的境況和對命運的屈服。這里是地主的橫行霸道，那里是農奴的無能為力。這里是富有的教會，那里是貧窮的罪人。階層的上下之分無處不在。
與此同時，那個時代勇敢的啟蒙思想家們將提升所有人的福祉視為他們的行動準則。這并非空洞的口號，而是對政治切實的挑戰(zhàn)。理性和知識的獲取、寬容和公民權利從此成為迫切改革的基礎。從理論層面來看，這些設想很快就傳遍了世界，但將它們落實則是一項頗為艱巨的任務。這是因為不平等是那個時代根深蒂固的特質之一。社會地位的不平等社會階級是在后來才出現的及由此導致的人生經歷的不平等十分常見。城市和農村的發(fā)展程度不同。此外，許多不同的地區(qū)、國家和領土之間也存在差異，使得歐洲看起來像是一塊五顏六色的拼布。最具異質性的是哈布斯堡君主國，這是一個僅由哈布斯堡王朝維系的混亂的國家聯合體，其中的領土各有特點，擁有不同的精英階層、法律體系、語言和發(fā)展階段，時刻面臨著分裂的威脅。
二十五歲的鐵鏈皇帝掌管的神圣羅馬帝國同樣由不同的國家組成，這些國家也蠢蠢欲動，期望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各自的獨立性。這位自稱約瑟夫二世的皇帝上任一年后，就讓整個歐洲無數的王公貴族和臣民驚嘆不已。除了 15世紀以來哈布斯堡家族幾乎不間斷地擔任皇帝的神圣羅馬帝國之外，他還與母親奧地利女大公瑪麗亞特蕾西婭一起統治著神圣羅馬帝國的一部分哈布斯堡帝國。
這可真夠復雜的！ 18世紀的許多事情在今天對我們來說似乎很陌生，我們只能艱難地嘗試理解。在這種情況下，深入研究 18世紀中葉的地圖及其復雜的邊界線會有所幫助。哈布斯堡帝國與神圣羅馬帝國只有部分重合，后者還包括其他許多國家。神圣羅馬帝國的西部與法國接壤，北部與丹麥接壤，東部與波蘭和匈牙利王國相鄰匈牙利王國是哈布斯堡帝國的一部分，但不屬于神圣羅馬帝國。奧地利和神圣羅馬帝國的重合部分包括恩斯河上下的大公國（上奧地利和下奧地利），施蒂利亞公國、卡林西亞公國和卡尼奧拉公國，蒂羅爾和福拉爾貝格，戈里齊亞、伊斯特拉半島和港口城市的里雅斯特，以及在布賴斯高、施瓦本和阿爾薩斯的零散屬地。哈布斯堡的絕大部分土地屬于奧地利，但不屬于神圣羅馬帝國，如西里西亞、克羅地亞、斯拉沃尼亞、達爾馬提亞和從土耳其人手中重新收復的特蘭西瓦尼亞及巴納特地區(qū)。波希米亞王國及其藩侯國摩拉維亞享有特殊地位。此外，意大利相當多的領土（如米蘭公國和摩德納公國）及奧屬尼德蘭都屬于哈布斯堡帝國。奧斯曼帝國主宰著整個地中海東南部，盡管該國疆域在土耳其戰(zhàn)爭期間大大縮減。在更遙遠的東方目光所及之處是遼闊無垠的沙皇俄國。以上大致就是本書的敘述所涉及的地理范圍。
在 18世紀末，執(zhí)政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僅僅像約瑟夫的外祖父那樣前去打獵和舉辦國宴是不夠的。準確地說，查理六世皇帝的外孫所承擔的任務是極其困難和棘手的，即便他是一個開明的君主，并和所有那些自詡為時代精神先鋒的人一樣，相信自己能夠以理性的政策消除偏見和迷信，以理性的方式重新梳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神圣羅馬帝國有著眾多難以控制的諸侯，而擁有數十種民族、宗教和語言的哈布斯堡帝國也極其復雜，無法以單一的方式進行治理。盡管約瑟夫的父母已經做出了改革努力，但奧地利的發(fā)展仍然落后于法國或普魯士。由于戰(zhàn)爭的影響，國家債務已堆積如山。行政部門也難以跟上先進的改革理念。維也納宮廷猶如一個巴洛克式的空殼，充斥著爭名奪利的浮躁之風，雜亂無章且花費高昂。與此同時，歐洲的權力平衡也如鐘擺一般危險地不斷搖晃。
約瑟夫（ 1765年成為母親身邊的共同執(zhí)政者， 1780年起成為唯一的統治者）希望在哈布斯堡的疆域上建立一個現代國家，一片擁有統一的法律、標準化的機構和中央政府的領土。換句話說，他希望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政體，并使奧地利成為一個大國。 然而，我在這里必須補充一點，即使歷史學家不會認同這種說法：他的祖輩對他的帝國的異質結構難辭其咎（實際上，歐洲其他王朝也是如此），因為他們以前從未將自己的領土視為國家。那些王朝是通過戰(zhàn)爭、政治婚姻和利益交換建立起來的，沒有統一的行政機構，但有強大的地方貴族家族，他們控制著稅收制度、司法行政和軍隊征召，并不定期地舉行領地議會會議。哈布斯堡家族依賴于這些機制；他們的統治既不是不受限制的，也不是獨立自主的，而是建立在一個相互依存的體系中。所有這一切在中世紀或許仍然合理，但到了 18世紀，這種舊制度日益顯得失調。因此，約瑟夫二世著手進行重大而全面的改革不足為奇。
要做到這一點，皇帝必須了解領土內的各種情況，因此他為自己安排了一系列深入帝國各個角落及整個歐洲的旅行。他想要收集數據和事實。他想要感知、傾聽、分析。他想要了解這個世界并改變它。他的旅行處處都彰顯著啟蒙運動的原則；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旅行便是啟蒙運動的具象表現。同代的人懷抱著對進步的樂觀期待，普遍將啟蒙看作沐浴著理性光輝的不斷行進。然而， 20世紀的野蠻行徑徹底打破了這一希望，而我們這個時代則對啟蒙時代的盲點進行了審視，特別是認識到這些事業(yè)主要是由白人男性主導的。
相比之下，約瑟夫的母親一直對啟蒙時代的哲人持懷疑態(tài)度，也許是因為他們幾乎全是男性。她盡可能地在各種場合避開他們，但她還是選擇了來自啟蒙環(huán)境的教育者擔任約瑟夫的老師（哪個母親不是這樣呢？），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憲法專家克里斯蒂安奧古斯特貝克。約瑟夫克制但聰穎、進步的父親弗朗茨斯蒂芬馮洛林也用他的思想教育著皇位繼承人。盡管如此，約瑟夫的老師們還是不遺余力地試圖讓這個清醒睿智的少年穿上緊身胸衣。但他們頑固（今天人們只會稱贊他意志堅強）的學生卻不屈不撓，寧愿在剛被任命為共治者后就開始旅行，因為他認為與教育者和顧問相比，旅行能帶給他更多的收獲。于是，那個樂于把自己的零用錢送給窮人的孩子成長為一位勇于離開舒適圈、認真對待人民的訴求和怨言的君主。他去察看他的帝國田野上隨風擺動的莊稼；他親手拿起農奴的犁，親自感受地牢中的枷鎖；他去體驗道路的難行、河流的不暢、森林的錯綜復雜以及村莊的貧窮，了解鄉(xiāng)村生活的辛勞和局促。他還去多瑙河上追蹤奧斯曼帝國的運鹽船，探望鎮(zhèn)守帝國邊境的士兵，造訪羅馬的教皇、那不勒斯的維蘇威火山、凡爾賽和巴黎，以及他那個時代其他的開明統治者普魯士偉大的腓特烈大帝和俄國偉大的葉卡捷琳娜大帝。他比這兩位偉人更激進，因為與腓特烈和葉卡捷琳娜相比，他對自己國家第一仆人的身份有著更加進步和深刻的理解。就遠見和勇氣這兩種品質而言，約瑟夫遠勝于缺乏進步意識的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后者是他的妺妺瑪麗安托瓦內特的丈夫。 1777年，當他在凡爾賽拜訪兩人的時候，便預見到了他們悲慘的結局。
約瑟夫將自己在旅行中看到的一切都仔細記錄在了旅行日志中，隨后寫下了大量報告（通常很清晰），并將它們提交給了母親和國務委員會。畢竟，宮廷缺少獲取信息的渠道不正是君主制的問題嗎？約瑟夫相信，只有通過公正的實證研究，才能擺脫傳統和偏見的束縛，做出明智的改革決定。我沒有任何先入之見。我只是去看、去聽、去分析。
當約瑟夫獨自在神圣羅馬帝國擔任皇帝時，他不得不在哈布斯堡帝國與他的母親共享執(zhí)政權，這種政府形式埋下了沖突的隱患。這不僅是因為與父母一方共同執(zhí)掌一個帝國并不容易，更是因為兩人在十五年中所經歷的、在書信中為后世所記錄的代際沖突實際上是一場劃時代的沖突。他們的差異代表著新舊統治理解之間、前現代國家與現代國家之間、封建思想與啟蒙思想之間的對壘。他們在這場游戲中扮演的角色通常涇渭分明，這里是大步向前的兒子，那里是猶豫不決的母親，但他們的角色有時也會出于某些原因而發(fā)生逆轉。不過，如果認為瑪麗亞特蕾西婭獨自決定了那些年的政策而導致約瑟夫別無選擇，只能逃離宮廷前去旅行，將是很不公正的影射。只有那些深信這位母親對她的兒子的冒險心懷不滿的人，才會被這種說法蠱惑。約瑟夫的遠行并不是一種逃避；相反，這是他的政治綱領。他在 1765年上任后不久便寫道：如果旅行對每個熱愛思考的人來說都是有益的，那么對于一個拒絕一切快樂、只專注于他的行動是否有用的君主來說就更是如此。
即使是在 1780年瑪麗亞特蕾西婭去世后的獨立統治時期，皇帝仍然隱姓埋名地在歐洲旅行。他試圖完成已經開始的改革計劃以閃電般的速度，有時甚至會動用蠻力，為此他在所有的旅行中都收集了例證材料�！秾捜莘�令》的頒布和農奴制的廢除，公務員制度的引入和對所有人征收的土地稅，死刑和審查制度的廢除，學校、醫(yī)院和福利機構的建立，幾乎沒有人能夠適應如此之快的變化。這讓皇帝逐漸失去了耐心；畢竟他沒有多少時間可以浪費，而且這些改革是完全合理正當的。那個時代正處在巨大的變革之中。人民成為舊方程式中的新變量，因為他們不能再被忽視了。起初，這對約瑟夫來說只是一個模糊的承諾。他的老師們曾說過，作為國家的第一仆人，他有責任為所有人的福祉服務，因此至少在他看來是這樣他也有責任為農民、工匠和雇農，甚至是可憐的乞丐和貧窮的母親帶去幸福。約瑟夫對宮廷和貴族、美泉宮的國宴和霍夫堡沉悶的晚會早已司空見慣。但這些民眾的世界對他來說卻是一個遙遠的、未知的大陸。因此，他在很小的時候就萌發(fā)了想要了解他的人民的愿望。當他在旅行中遇到質樸的人們并了解他們的請愿時，這些情形和經歷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中，成為他一生的念想，永遠不會泯滅。因為他的人民活在巨大的混亂之中，處在生存的困境、黑暗和迷信之中。他們在許多方面都受到壓迫。約瑟夫二世皇帝比同時代的其他統治者更愿意成為人民的守護者、一位試圖了解人民及其境遇的君主。他走到城門邊，聆聽通常只有在爆發(fā)饑荒起義或農民動亂時才會被統治者注意到的人們的懇求。對弱勢群體的關懷是他獨有的人格魅力。
任何選擇在年輕時前往異國旅行的人（不僅是出于對冒險的渴望，也是為了拓寬自己的視野），都知道旅行的經歷將如何重塑自我。然而，只有最大膽的冒險旅行才能與約瑟夫所做的事情相提并論。他的旅行可不是在豪華郵輪上的巡游！畢竟，這位皇帝帶著少量隨行人員、一頂帳篷和他的鹿皮睡袋便踏上了旅行。那些曾被困在與世隔絕的村莊，不得不在簡陋的小屋里求水的人，那些曾徒步穿越人跡罕至的野外，面對過極端困苦或流行病的人，才可以大致了解對于一個新時代的皇帝來說，離開他所熟悉的生活環(huán)境前去旅行意味著什么。
自 16世紀在貴族間開始流行的壯游到 18世紀時已經相當普遍，甚至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向導。但約瑟夫很少走尋常路，他的興趣比文化和教育旅行者要廣泛得多。好奇心和求知欲把他帶到了帝國的邊緣地帶，甚至是幾乎從未有人踏足的地方，那里既沒有道路也沒有地圖。因此，所有的旅行都需要在維也納宮廷提前仔細規(guī)劃。他命人繪制了標有路線的地圖，準備好關于國家和人民信息的檔案及夜間驛站和隨行物資的清單。這也是一項龐大的整體性規(guī)劃。盡管約瑟夫使用假名的旅行秉持著一切從簡的基本原則，但他需要足夠的馬匹，而且來自維也納的信使必須知道應該騎馬到哪里送信。畢竟，約瑟夫在旅途中也需要處理政務，他必須閱讀寫給他的信件、回復消息、做出決策并安排空缺的職位。
然而，即使是最好的準備工作，也無法預測現實中的突發(fā)情況。不管有沒有避震簧和墊子，任何人在隆隆作響的車廂里連續(xù)坐上幾日都會患上痔瘡。這也是皇帝騎馬長途跋涉的原因之一。如果不想挨餓或生病，就必須帶上日常用品餐具、被褥、洗漱用具、足夠的食物及必要的隨行人員。關于行李，有一條普遍適用的簡單規(guī)則：身份地位越低，行李就越輕�；实垡�么是在簡陋的旅館或驛站的床上伸展疲憊的四肢，要么是在有相應關系的情況下住在親戚的城堡里或社會地位相仿的友人的府邸里。但充當床鋪睡墊、裝滿稻草或蘆葦的麻袋常常布滿跳蚤、臭蟲和虱子至少旅館里的情況總是如此。當上層人士的旅行因突如其來的天氣變化、荒涼的道路、坍塌的橋梁、畏縮的馬匹、打盹的馬車夫而變得危險時，普通人則不得不擔心小偷和強盜的襲擊。對一些人來說，匿名出行給予了他們一定程度的保護，但對于以假名出行的皇帝來說，偽裝的目的不在于此。他偽裝是為了免于平時必須遵守的禮儀，即使他神圣羅馬帝國皇帝的身份被人認出。最重要的是，偽裝讓他有機會與普通人進行真實且近乎平等的接觸。
當然，我沒有在本書中講述皇帝的所有旅行；畢竟，他的傳記作者、英國學者德里克比爾斯曾經計算過，約瑟夫二世在統治期間有四分之一的時間都在旅行，總行程（包括在馬車上和馬背上的旅途）超過了赤道的周長 。我主要選擇了那些為他改革貢獻想法的旅程及那些最著名的旅程，如他在法國、奧屬尼德蘭的旅程或與葉卡捷琳娜大帝和波將金侯爵前往克里米亞的童話之旅。在閱讀了大量文獻（包括許多當時的資料、一手和二手文獻）的基礎上，在維也納宮廷和國家檔案館度過無數個日日夜夜并仔細研讀了十一箱手稿之后，我完全沉浸在了 18世紀的世界之中，將自己代入了微服出行的皇帝，因此，我的講述自然而然地具有了小說的特點。盡管如此，我講述的一切都是經過驗證的，沒有任何憑空捏造的內容。這些對話和場景要么基于對資料的廣泛研究，要么來自直接的引用（帶有引號或注釋），對資料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在附錄中進一步追溯。
一直以來令我著迷的一個問題是，約瑟夫二世在撕裂的 18世紀的旅程具有何種現實意義。我們的世界正面臨著巨大的區(qū)域差距和發(fā)展不均，弱者正變得更加脆弱，我們正在分崩離析的社會很久沒有像當下這樣陷入一場無法預知結果的革新危機之中，陷入在 18世紀就曾反復出現的民眾動亂、抗議和反抗之中。直到今天，約瑟夫二世仍會喚起人們對那些認真對待人民需求的政治家的渴望，他們走遍各個角落，傾聽并給予關懷，而不是將自己封閉在權力中心。因此，這位微服出行的皇帝成了動蕩世界中一個神秘的存在，而對其旅行的描述則成了一種對政治的可能性與局限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