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英明決策
　　新中國伊始，面對西方國家的核威脅、核訛詐，發(fā)展我國的原子能事業(yè)，開啟了決定國家命運的“兩彈一艇”中國夢。
　　1951年6月，法國核科學家小居里先生請他的中國學生楊承宗捎口信給毛澤東：你們要保衛(wèi)世界和平，要反對原子彈，就必須自己擁有原子彈。
　　1954年秋，一塊鈾礦石被送到中南海毛澤東主席的辦公桌上。
　　當劉杰向毛主席、周總理匯報后，毛主席握著劉杰的手說：“這是關系國家命運的大事，好好干！”
　　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了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做出了建立和發(fā)展我國原子能事業(yè)的戰(zhàn)略決策。會上，李四光講了鈾資源情況，周恩來總理讓劉杰打開蓋革計數(shù)器探測第一塊鈾礦石。當鈾放射線通過檢測發(fā)出“嘎嘎”的響聲時，與會領導都十分興奮。接著，錢三強講了原子能的概況和中國的現(xiàn)狀與設想……最后，毛主席說，我們的國家現(xiàn)在已經知道有鈾礦，進一步勘探一定會找出更多的鈾礦來。
　　從此，開始了我國核工業(yè)建設和核武器研制的艱巨而偉大的秘密歷程。
　　此后，周恩來做為“兩彈一艇”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從組建管理機構到延攬人才；從制訂規(guī)劃到確定建設規(guī)模；從爭取蘇聯(lián)援助到處理蘇聯(lián)停援事宜；從審批具體事項到確定指導方針；從研制到試驗工作……事必躬親，辛勤操勞。
　　聶榮臻元帥說，我們現(xiàn)在需要科學技術，就像1927年需要一支人民軍隊一樣，“兩彈”不應下馬，應該攻關。
　　一位美國將軍曾經說過“如果你厲害，別人就不敢揍你�！倍鴱垚燮紝④娬f得更形象：“再窮的叫花子，也要有根打狗棒�！�
　　有了堅強的領導，夢想開始起航。
　　1.小居里先生給毛澤東捎口信
　　世界保衛(wèi)和平委員會主席小居里先生請楊承宗轉告毛澤東主席，要保衛(wèi)世界和平、要反對原子彈，就要自己擁有原子彈。原子彈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彈的原理也不是美國人發(fā)明的。        
　　在我國著名放射化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楊承宗先生的家里，有一幅珍藏了60多年的老照片。照片上是他與法國科學家伊萊娜·約里奧·居里夫人當年在巴黎大學居里實驗室門前的合影。這張照片生動地記錄了一個令楊承宗終生難忘的故事。
　　伊萊娜·約里奧·居里是瑪麗·居里夫人的女兒，人稱小居里夫人。她的夫君弗雷德里克·約里奧·居里，人稱小居里先生，擔任過世界保衛(wèi)和平委員會主席，他們同老居里夫婦一樣，也都是世界著名科學家，都獲得過諾貝爾獎。
　　1947年，楊承宗在法國巴黎大學居里實驗室?guī)煆氖澜缰�名女科學家、諾貝爾獎得主——小居里夫人進修放射化學，獲博士學位。1951年6月15日，在實驗室全體同人參加的慶賀楊承宗獲得巴黎大學博士學位的酒會上，導師小居里夫人為楊承宗舉杯：“為了中國的放射化學�！�
　　1951年6月21日，楊承宗接到了時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長錢三強歡迎他回國的信函，同時托人給他帶去了一筆美元。為了發(fā)展新中國的原子能事業(yè)，在當時國家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周恩來總理曾批給錢三強一筆外匯作為科學發(fā)展基金，錢三強托人輾轉帶給楊承宗一部分，讓他在法國購買有關原子能科學研究的資料和器材。
　　對此，楊承宗興奮得夜不能寐。在當時，美元比價很高，特別是在建國之初，百廢待興，祖國竟然這樣有遠見，這樣慷慨和信任。楊承宗接過厚厚的美鈔，深深感到分量的沉重。他恨不得把回國開展原子能研究所需要的儀器、圖書統(tǒng)統(tǒng)買回去。他用這筆錢加上他自己在法國五年中省吃儉用的全部積蓄，購買了制造研究原子能設備的器材。通過小居里夫婦的幫助，他得到了10克非常珍貴的碳酸鋇鐳國際標準源，這些都是原子能科學研究的利器，在當時不是隨便可以買到的。
　　小居里夫人問楊承宗：“你要那么多標準源做什么？”
　　楊承宗回答：“我們中國大，地方多，各省一分開來，就沒有多少了�！�
　　夫人笑了笑說：“嗯，也對�！边@10克碳酸鋇鐳是國際標準源，是由發(fā)現(xiàn)鐳元素的老居里夫人瑪麗·居里親手制作的非常珍貴的國際標準源，是中國開展鈾礦探測及電離輻射計量研究的唯一標準計量實物，是回國開展原子能科研工作的無價之寶。
　　然而，那時候的法國是不允許帶放射性物品出境的。楊承宗便又買了一些膠卷與碳酸鋇鐳標準源一起小心謹慎地放在行李箱中，一起帶了回來。1979年9月，楊承宗先生將碳酸鋇鐳標準源贈給了中國計量科學研究院。
　　楊承宗還帶回了一臺測量輻射用的100進位的計數(shù)器。這是一臺世界領先水平的珍稀計數(shù)器，是由法國原子能委員會自己設計、自己制造的。楊承宗是在小居里夫人的幫助下，經過一番周折才得到法國原子能委員會的特許，如愿以償買到的。
　　當時擔任世界保衛(wèi)和平委員會主席的小居里先生是個胸襟開闊、性格豁達的人。他聽說楊承宗要回國，便托其夫人轉告楊：希望能在楊承宗歸國之前詳談一次。
　　見面后，小居里先生問楊承宗：“你為什么要回國�！�
　　“我出國是為了祖國，回去也是為了祖國�！�
　　“好！”小居里先生十分贊賞學生的誠實、開朗和執(zhí)著。
　　小居里先生習慣性地在空中揮動著左臂說：“你回去轉告毛澤東，你們要保衛(wèi)世界和平，要反對原子彈，就要自己擁有原子彈。原子彈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彈的原理也不是美國人發(fā)明的。你們有自己的科學家，錢呀、你呀、錢的夫人呀、汪呀�！�
　　小居里先生所說的“錢”是指錢三強，錢的夫人當然就是何澤慧。“汪”指的是汪德昭。
　　小居里先生話語不多，但充滿了鼓舞的力量。他表達了自己對新中國的認同，以及對中國發(fā)展和擁有核武器的期望。小居里先生相信自己的學生們，相信中國可以而且一定會制造出原子彈。這是莫大的信任。楊承宗激動不已，深感重任在肩。他反復默記著小居里先生的話，以便回國后，原原本本地向毛澤東主席報告。但當時對于小居里先生為什么講這番話，楊承宗理解得還不夠深。后來他才知道，那時抗美援朝戰(zhàn)爭正打得緊張，美國為首的“聯(lián)合國軍”不能取勝，就叫嚷要用原子彈，美國軍方甚至把能投擲原子彈的重型轟炸機調到了日本，只等一聲令下，就要動用核武器轟炸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甚至還叫囂要轟炸中國的東北。美國的核訛詐政策，引起世界愛好和平人士的強烈反對。小居里先生一向同情和支持中國人民。此時，正擔任世界和平理事會主席的他，對此非常憤怒，因此，才要楊承宗向毛澤東主席轉達他的這段話。
　　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談話。楊承宗聽著這諄諄囑托，看著這位相處5年之久的既嚴厲又慈祥的師長，心潮起伏，興奮不已。親愛的老師、同學，我是多么敬重你們，愿意跟你們相處共事��！5年來，大學城里的空氣一直是那么和諧融洽，氣氛友好。來自各國的學者、研究生，一個個都是胸襟坦蕩，討論問題、切磋學術、交流看法，都是熱烈、誠實和友好。這種科學至上的氛圍使人長進，沒有精神上的防范、顧忌，一心撲在學術研究上，向科學的外層空間探索挺進。然而，現(xiàn)在要離開這些親愛的伙伴，真有些說不出的惆悵和眷戀。
　　“祖國，您的兒子一刻也沒有忘記，我出來是為了學會自己干，我現(xiàn)在要回去，就是為了要自己干��！”
　　1951年10月，楊承宗帶著購買的十幾箱資料和器材，歷經曲折，經香港回到祖國。
　　回到北京不久，楊承宗便向錢三強報告了小居里先生請他轉告毛澤東主席的這番話，并談了自己對發(fā)展中國原子能事業(yè)的見解。錢三強聽后收斂了笑容，鄭重地對他說：“我要向毛主席和周總理匯報。這是非常機密的大事，我們對誰都不要說，哪怕是我們的妻子，也不要講�！卞X三強把小居里先生的話報告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后來，中央又專門派人找楊承宗核實了小居里先生的口信，并且再一次強調了這件事的保密性。
　　楊承宗是個心直口快的人，可是這件事他卻一直守口如瓶。
　　后來人們知道，這個口信對新中國領導人下決心發(fā)展自己的核武器起了重要作用。歷史也證明，小居里先生的想法和毛澤東的想法不謀而合。直到30多年之后，楊承宗向他的摯友、時任中國科學院原子能所黨委書記的李毅回憶新中國原子能發(fā)展史時才談起了這件事。這段歷史才向社會公開披露。
　　
　　2.開業(yè)之石
　　
　　　　　　　　　　　　　　　　　　　　　　　　　
　　毛澤東說：我們國家已經知道有鈾礦，進一步勘探一定會找出更多的鈾礦來。我們只要有人，又有資源，什么奇跡都可以創(chuàng)造出來。
　　                                                     
　　
　　1955年1月15日，在我國廣西富鐘縣花山區(qū)杉木沖采集到的第一塊鈾礦石，被帶到了中南海，在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上揭開了它的神秘面紗。這是共和國歷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的一天。這天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作出了建立和發(fā)展我國原子能事業(yè)的戰(zhàn)略決策。
　　時間上溯到1954年4月，地質部部長李四光，黨組書記、副部長劉杰，以及何長工和宋應等領導經過認真研究，并征求了當時在地質部擔任顧問的蘇聯(lián)專家組組長庫索奇金的意見，決定成立普查委員會第二辦公室（簡稱普委二辦），負責籌備鈾礦地質勘察工作。
　　普委二辦成立以后，首先組織技術隊伍。當時從蘇聯(lián)聘請了在衛(wèi)國戰(zhàn)爭時曾任過團政委的鈾礦地質專家菲·拉祖特金擔任地質部顧問，請畢業(yè)于西南聯(lián)大地質系的高之杕擔任普委二辦的技術負責人，1949年從北京大學地質系畢業(yè)的劉興忠，以及剛從東北地質學院畢業(yè)的楊士文和曾卓榮等也都先后被調入普委二辦。
　　進入剛剛組建的普委二辦的楊士文和曾卓榮等技術人員們虛心向蘇聯(lián)專家學習，夜以繼日地查閱各種地質資料，悉心搜集與鈾礦有關的線索和信息，很快地熟悉了鈾礦地質業(yè)務。
　　楊士文和曾卓榮查閱了國內所有的資料，得知在1934年，中國的地質學家張定釗就用光譜分析法鑒定了中國的贛南鎢、錫、鉍和鉬礦樣品，并發(fā)現(xiàn)了鈾的蹤跡。4年后，另一位地質學家張更生在廣西的沖積砂內找到了鈾的生成物。1943年，兩位科學家在廣西鐘山首次發(fā)現(xiàn)了真正的鈾礦物。楊士文和曾卓榮從查閱的資料中找到了兩份有放射性信息的報道：一份是偽滿時期日本人富田達記述的遼寧海城大房身偉晶巖長石礦中發(fā)現(xiàn)有鈾；一份是南延宗、吳磊伯記述的廣西富鐘縣黃羌坪發(fā)現(xiàn)有放射性礦物。
　　1954年7月，由高之杕帶隊，楊士文、曾卓榮和警衛(wèi)翻譯十來個人，和拉祖特金顧問一起到東北的遼寧海城去實地查看。當時，他們所帶的儀器是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所組裝的中國第一臺放射性探測儀──蓋革計數(shù)器。
　　由于發(fā)現(xiàn)了鈾礦，拉祖特金非常重視。他和幾位年輕人一起圈定這個礦體，計算儲量。但最后計算出這個點只有800公斤的鈾儲量，價值不大。盡管大家非常失望，但對楊士文和曾卓榮他們來講，從找點到圈定礦體，直至計算儲量，這的確是一次很好的實踐。
　　東北海城找鈾無望，就只能指望別的地方了。
　　兩個月之后，已是金秋十月，拉祖特金由高之杕陪同，由地質、物探、測量等方面20多人組成的工作隊，對廣西富鐘縣花山區(qū)鈾礦進行調查。不久，他們在同一巖體附近的杉木沖果真找到了云英巖化錫石脈中的鈾化礦，而且局部富集，原生礦殘體和次生礦發(fā)育很好。在這里，他們采集了一塊鈾礦石，即如今完好地保存在核工業(yè)北京地質研究院里的中國第一塊鈾礦石。拉祖特金非常興奮，一再向高之杕他們豎大拇指說，這個發(fā)現(xiàn)太難得了！高興之下，拉祖特金當晚就帶領大家上山進行熒光探測，還親自參加編錄、詳測，部署揭露工程。拉祖特金一再叮嚀隊員們說，這是非常重要的實物資料，要把最好的標本送回北京，作為中國富存鈾礦的見證。他認為這個地區(qū)是很有希望找到鈾礦的。
　　10月下旬，拉祖特金親自把這塊鈾礦石標本帶回北京，并秘密地鎖在自己辦公桌的抽屜內。后來，拉祖特金請劉杰、庫索奇金觀看了鈾礦石標本，并匯報了調查的情況。
　　看到廣西鈾資源調查的初步成果，劉杰也是異常興奮，他馬上將這一情況向周總理作了匯報。周總理又及時轉報了毛澤東主席。
　　劉杰說：這塊鈾礦石拿到部里以后，確實讓我們都感覺到很突然啊！當時已經60多歲正患著牙痛病的地質部部長李四光也非常興奮，他說，哎呀，這是鈾礦！蘇聯(lián)專家?guī)焖髌娼鸬难劬Χ嫉纱罅耍�很高興、也很神秘地說，要把礦石標本藏起來，帶回蘇聯(lián)去研究。第二天，我們帶著這塊礦石到了中南海毛主席那里。
　　當時，毛主席、周總理都在座。劉杰他們把鈾礦石就放在毛主席的桌子上。毛主席親自拿起來看了看，顯得很興奮。劉杰說，這塊礦石是從廣西找到的，僅僅是個次生的鈾礦，還不能代表它是不是個礦床，有沒有開采的價值。毛主席說，你怎么證明它是鈾礦石��？劉杰他們用帶著的蓋革計數(shù)器進行了探測，計數(shù)器發(fā)出嘎嘎的響聲。毛主席十分高興地說：我們終于發(fā)現(xiàn)鈾礦了！毛主席緊接著講，只要我們大規(guī)�？碧�，我相信，我們中國一定會找出很多的鈾礦來，我們國家也要發(fā)展原子能。臨走的時候，毛主席和周總理送劉杰到門口，毛主席握住劉杰的手笑著說：這是決定命運的��！劉杰，要好好干啊！
　　廣西杉木沖那塊鈾礦石被找到之后短短兩個多月間，兩次被帶進中南海，成為中央領導反復談論、提供決策的開業(yè)之石。
　　
　　3.一封給毛主席的特殊信函
　　　　　
　　
　　作為“兩彈一艇”的組織者，周恩來從組建管理機構到延攬人才；從制訂規(guī)劃到確定建設規(guī)模；從爭取蘇聯(lián)援助到處理蘇聯(lián)停援事宜；從審批具體事項到確定指導方針；從研制到試驗工作……事必躬親，辛勤操勞。
　　　　　
　　
　　1955年1月14日，中南海，西花廳。
　　周恩來在主持召開一個小型的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有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所長錢三強，地質部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李四光，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地質部副部長劉杰。
　　周恩來先請李四光匯報了鈾礦的勘察情況，然后請錢三強介紹原子核科學研究的狀況。他詳細地詢問了原子反應堆、原子彈的原理和發(fā)展這項事業(yè)的必備條件。
　　“毛主席要聽取這方面情況的匯報，明天你們還到這兒來�！敝芏鱽碜詈蟀才耪f，“要做點準備，簡明扼要，把問題說清楚。地質部可以帶點礦石，三強可以帶簡便的儀器作匯報表演�！�
　　當晚，周恩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主席
　　　今日下午約李四光、錢三強兩位談過，一波、劉杰兩位同志參加，時間談得較長，李四光因治牙痛先走，故今晚不可能續(xù)談�，F(xiàn)將有關文件送上請先閱。最好能在明（十五）日下午三時后約李四光、錢三強一談，除書記處外，彭、彭、鄧、富春、一波、劉杰均可參加。下午三時前，李四光午睡。晚間，李四光身體支持不了。請主席明日起床后通知我，我可先一小時來匯報下今日所談，以便節(jié)省一些時間。
　　                                                            周恩來  十四晚
　　
　　明日下午談時，他們可帶儀器來，便于說明。
　　周恩來總是這樣細心地關心照顧科學家。在做出歷史性的重大戰(zhàn)略決策的前夕，他連李四光牙痛、午睡這樣的細節(jié)都想到了。
　　中國核工業(yè)的創(chuàng)建和發(fā)展、“兩彈一艇”的研制和試驗凝結著周恩來的心血和智慧。周恩來作為“兩彈一艇”的組織者和執(zhí)行者，從組建管理機構到延攬人才；從制訂規(guī)劃到確定建設規(guī)模；從爭取蘇聯(lián)援助到處理蘇聯(lián)停援事宜；從審批具體事項到確定指導方針；從研制到試驗工作……事必躬親，辛勤操勞。
　　正當?shù)谝活w原子彈科研攻關最關鍵、最緊張的時刻，1962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下達了《關于成立中央15人專門委員會的決定》。中央專委由總理、７位副總理和７位部長組成，周恩來任主任。從此，周恩來擔起了“兩彈一艇”研制攻關行政決策和組織指揮的繁重任務。
　　周恩來向來以機敏、細致、干練著稱，中央專委主任的重擔，誠如劉少奇所說，非他莫屬。
　　還在中央通知下達之前，周恩來于11月17日就赴任視事，主持召開第一次專委會。在首次核試驗之前，他共主持召開了9次專委會，討論解決了100多項重大問題。圍繞核工業(yè)建設和核武器攻關，組織了26個部（院）、20多個省市自治區(qū)的900多家工廠、科研機構和大專院校參加攻關。
　　中央專委的高權威、高效率是與周恩來的崇高威望和組織才能分不開的。他親自主持每次專委會并最后作出決策。對第二機械工業(yè)部的工作，他在專委會上先后提出“實事求是，循序漸進，堅持不懈，戒驕戒躁”，“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學計劃性，高度的組織紀律性”，“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穩(wěn)妥可靠，萬無一失”，“一次試驗，全面收效”等要求。周恩來的這些指示，成為核工業(yè)戰(zhàn)線職工的座右銘，時至今日，仍然是核工業(yè)戰(zhàn)線基本的指導方針。
　　
　　4.一定要敢于走前人沒走過的路
　　　　　　　　　　　　
　　
　　心系核工業(yè)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視察了軍用核生產反應堆工程，并欣然題詞：我們一定要敢于走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沒有攀登過的高峰。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期間，按照毛主席的批示，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主持印發(fā)了毛主席對第二機械工業(yè)部黨組關于同蘇聯(lián)專家關系的報告的批示。毛主席的批示指出，四海之內皆兄弟，要尊重蘇聯(lián)同志，刻苦虛心學習。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賈桂！賈桂（即奴才）是誰也看不起的。5月31日，鄧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批準了第二機械工業(yè)部上報的核燃料、核武器、核心單位“五廠三礦”的選址方案。五廠是：衡陽鈾水冶廠、包頭核燃料元件廠、蘭州鈾濃縮廠、酒泉原子能聯(lián)合企業(yè)、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三礦是：湖南郴縣鈾礦、衡陽大浦鈾礦、江西上饒鈾礦。隨后，以此為骨干的核工業(yè)30個項目全面開工。
　　同年8月，在北戴河陪同毛主席聽取第二機械工業(yè)部領導宋任窮、劉杰關于發(fā)展原子能事業(yè)的方針和規(guī)劃的匯報時，鄧小平同志強調指出，當著國內糧食、鋼鐵和機械的生產問題獲得解決和國際形勢緊張的情況下，發(fā)展原子能尖端科學和工業(yè)，已經成為可能和必需的事情，今后應該加速發(fā)展。鄧小平同志的講話，對剛剛起步的我國核工業(yè)建設是有力的支持，使核工業(yè)職工群情振奮，斗志昂揚，核工業(yè)出現(xiàn)了奔騰向前、快速發(fā)展的局面。
　　為了加速原子能工業(yè)建設和加強原子彈研制力量，1961年7月16日，鄧小平同志簽發(fā)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原子能工業(yè)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要求各有關部門從技術和領導力量調配、專用設備制造能力配置、醫(yī)療衛(wèi)生設施保障和物資運輸?shù)确矫妫�支援核工業(yè)建設。各有關部門認真貫徹中央的決定，發(fā)揚共產主義風格和社會主義大協(xié)作精神，要人給人，要物給物，盡量滿足核工業(yè)建設的需要，從而有力地保證了“五廠三礦”的建設速度。
　　第二機械工業(yè)部第一任部長宋任窮在回憶錄中說，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為了適應原子能事業(yè)發(fā)展的急需，特別是加速“五廠三礦”的建設，我們采取了“移花接木”的辦法。通過教育部從蘇聯(lián)東歐學習的中國留學生中挑選100多名，改學原子能科學技術專業(yè)，又派副部長劉杰、錢三強與高教部部長楊秀峰、副部長黃松齡商定，在北京大學和蘭州大學各設一個物理研究室，作為原子能科技人才的培訓中心，從全國各大學物理系選拔三年級品學兼優(yōu)的學生，到物理研究室學習原子能專業(yè)。1956年，清華大學成立工程物理系，繼續(xù)從全國重點院校選拔相近專業(yè)的高年級學生，到工程物理系學習原子能專業(yè)。依靠高教系統(tǒng)的支持和努力，很快培養(yǎng)出一大批原子能專業(yè)的科技人才。這批人才日后大部分都成為“五廠三礦”建設的科技骨干，有些還成為國家和部門的領導人。
　　由鄧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批準的我國第一座大型軍用核生產反應堆工程，于1958年開始選址，1960年破土動工。在黨中央、國務院和總書記鄧小平同志的親切關懷下，經過各部門、各地區(qū)的大力協(xié)同和廣大建設者四年多的艱苦奮戰(zhàn)，先后攻克了一系列工藝、材料、設備和工程技術等難關，至1966年，進入了收尾階段。正在這緊要的時刻，1966年3月25日，心系核工業(yè)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同志親赴酒泉原子能聯(lián)合企業(yè)，視察了軍用核生產反應堆工程建設情況。
　　3月的天氣，陽光明媚，春風吹拂。上午10點多，鄧小平總書記和李富春、薄一波、蔡暢等中央領導同志在西北局、甘肅省委領導的陪同下，驅車來到酒泉原子能聯(lián)合企業(yè)反應堆建設工地。在辦公樓門口一下車，鄧小平同志就受到建設者的夾道歡迎。站在路兩旁的工地建設者向前簇擁著，都想一睹小平同志的風采�，F(xiàn)場保衛(wèi)人員手拉手，非常費勁地維持著秩序。鄧小平同志身著灰色的中山裝，神采奕奕，步伐穩(wěn)健。在走向工地的路上，他不斷向歡迎的人群招手致意，激起了建設者們一陣陣熱烈的掌聲。他一邊聽取著陪同領導的工作匯報，一邊到各工號察看著。在某工號臨時搭建的平臺上，鄧小平同志無意間瞥見了工地上張貼的一條“吸煙等于放火”的安全警示標語，便很自覺地掐滅了手中剛吸了一半的香煙。這一細節(jié)，很快在建設工地上傳為佳話。鄧小平同志還在中央大廳觀看了由八一電影制片廠駐廠工作人員拍攝的反映工程建設的資料片，并不時地向陪同領導詢問著工程建設情況，作出新的指示。在視察過程中，鄧小平同志應工程領導所邀，欣然為反應堆工程題詞：“我們一定要有無產階級的雄心壯志，敢于走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沒有攀登過的高峰�！币暡旖Y束后，小平同志與廠的領導、勞模和先進工作者代表合影留念。
　　鄧小平同志視察反應堆工程的時間雖然很短，但這特大的喜訊仍如春風般吹遍了核城，令廣大建設者干勁倍增，大干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經過大戰(zhàn)七、八、九三個月，1966年10月，反應堆開始物理啟動，并首次達到臨界，提前一個月完成了物理啟動中的預定工作量，取得了一次試車成功。黨中央、國務院相繼向建設者發(fā)來賀電。在鄧小平同志等中央領導的親切關懷下，12月20日，反應堆開始提升功率，12月31日達到額定功率。至此，我國第一座軍用核生產反應堆建成，為裝備部隊，形成核威懾力，揚我軍威，壯我國威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5.原子彈不能“下馬”
　　
　　
　　聶榮臻自愿選擇科技工作,他說：我們現(xiàn)在需要科學技術，就像1927年需要一支人民軍隊一樣�！皟蓮棥辈粦�該下馬，應該攻關。
　　                                                     
　　
　　1956年11月，中央任命聶榮臻為國務院副總理，主管科學技術工作。
　　聶榮臻元帥是自愿選擇科技工作的。他曾經說過，用科學技術來改變舊中國的貧窮落后面貌，是我青年時期就有的夙愿。
　　1961年夏天，中央實行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在這種情況下，出現(xiàn)了原子彈是繼續(xù)“上馬”還是“下馬”的爭論。在北戴河召開的國防工業(yè)委員會工作會議上，兩種意見尖銳對立，爭論的溫度不斷升高。
　　有些人認為，研制原子彈困難太大，主張“下馬”。他們主要是強調蘇聯(lián)的援助沒有了，當前的整個經濟形勢不好，國防尖端武器研制困難太多太大，我們的工業(yè)基礎薄弱，原材料無法保證，品種規(guī)格不全，新材料研究困難重重，搞“兩彈”花錢太多，影響了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發(fā)展，等等。他們主張只搞常規(guī)武器，不搞“兩彈”。用他們的話說：“你打你的原子彈，我打我的手榴彈�！�
　　聶榮臻是力主原子彈繼續(xù)上馬的。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對我來說，態(tài)度一直是很明確的，為了擺脫我國一個多世紀來經常受帝國主義欺凌壓迫的局面，我們應該發(fā)展以導彈、原子彈為標志的尖端武器。以便在我國遭受帝國主義核武器襲擊時，有起碼的還擊能力。同時，通過制訂十二年科學規(guī)劃和前一段研制尖端武器的實踐，我們已經感到‘兩彈’是現(xiàn)代科學技術的結晶。堅持搞‘兩彈’，還可帶動我國許多科學技術向前發(fā)展，所以，我們不應該下馬，應該攻關，這就是我當時堅定不移的信念。”
　　6月20日，聶榮臻在一次會議上明確表示：“二機部的工作我親自管�！睅滋煲院螅�在給中央軍委寫報告時，他又囑咐秘書劉長明：“第二機械工業(yè)部的工作由我親自管。這一條要補寫到報告中�！�7月19日，中央軍委第97次辦公會議討論通過這一報告。
　　1962年9月11日，第二機械工業(yè)部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爭取1964年最遲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兩年規(guī)劃”。
　　聶榮臻多次對第二機械工業(yè)部的領導說，武器研究力量要集中，西北核工業(yè)基地著重搞基本建設，要確保質量。遵照中央的指示，要求全國科研部門，努力配合研制工作，全國要擰成一股勁，共同完成任務。
　　按照聶榮臻的意見，科研力量最為雄厚的中國科學院為配合“兩彈”攻關，與國防科委商定，組成了兩個協(xié)作組，其中原子彈攻關協(xié)作組由劉杰、錢三強、張勁夫、裴麗生、劉西堯組成。全國國防科研機構、中國科學院、工業(yè)部門、地方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圍繞第一顆原子彈開展技術協(xié)作，稱為五個方面軍協(xié)同攻關。
　　聶榮臻同意第二機械工業(yè)部的規(guī)劃，并提出了具體的要求和解決問題的辦法。10月10日上午，聶榮臻同國防工辦主任、總參謀長羅瑞卿，副總參謀長兼國防科委副主任張愛萍等人一起，聽取第二機械工業(yè)部部長劉杰、九所副所長朱光亞匯報關于爆炸第一顆原子彈的規(guī)劃設想，他指出：有這樣一個目標有好處，可以更大地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協(xié)調各方面的力量。
　　為了加強對原子彈工程的領導，中央決定成立專門的委員會來直接領導這一工作。中央專委成立后，不定期召開會議，審核第二機械工業(yè)部的報告，確定有關原子彈的大政方針。原子彈爆炸之前，中央專委一共開過9次會。組織落實第二機械工業(yè)部的“兩年規(guī)劃”，討論解決了100多個重大問題。
　　中央專委的成立，對原子彈的成功爆炸，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聶榮臻作為中央專委委員，積極主動地協(xié)助周總理具體組織落實工作，為原子彈的研制殫精竭慮、嘔心瀝血。
　　第二機械工業(yè)部部長劉杰回憶說：“專委會成立以后，整個原子彈（工作）大的方針，以及具體的實施，是由專委會來領導的。這個時候，聶總對這個事情也盯得特別緊，我們通過他的秘書，常向聶總匯報……確定兩年計劃之后，他特別提出來，一要緊，二要穩(wěn)。他主要的精力是從科學技術方面來進行支持。采取各種措施，調軍隊來支援工程技術人員的生活保障。他曾經給我打電話，一講就半個小時。那個時候就是帶來了鼓勵，樹立了信心�！�
　　當時中央專委辦公室工作人員劉柏羅回憶說，聶帥要求我們對工作要“嚴肅認真，一絲不茍。處事要有全局觀念”，他自己也是這樣嚴格要求，身體力行的，體現(xiàn)著這種科學態(tài)度。為了原子彈的攻關，聶帥把該做的，該想的，都做到、想到了。
　　聶帥在周恩來總理和中央專委的直接領導下，組織全國大協(xié)作，為保證原子彈按時炸響兢兢業(yè)業(yè)、辛勤工作，付出了滿腔的心血和熱情。
　　第一顆原子彈炸響后，陳毅元帥到家中看望聶帥，陳老總一本正經地說：“聶總，你立了大功。”
　　“我立了啥子大功？”聶帥不解地問。
　　“原子彈響了，我這個外交部長腰桿子硬了，褲子也不用當了�！�
　　聶帥使勁地擺擺手，認真地說：“沒有中央、主席、總理、軍委和你老兄的領導、支持，沒有全國的大力協(xié)同，沒有科技人員的齊心協(xié)力，我又能怎樣啊！”
　　
　　
　　6.再窮也要有根打狗棒
　　
　　
　　一位美國將軍曾經說過，如果你厲害，別人就不敢揍你。而張愛萍將軍說得更形象，再窮的叫花子，也要有根打狗棒。
　　
　　
　　1961年11月17日，一封“絕密件”送到毛澤東主席的案頭。這是一份《關于原子能工業(yè)建設的基本情況和亟待解決的幾個問題的報告》。
　　這份文件的前面這樣寫著：
　　　　　
　　小平同志：
　　我于10月9日到11月2日同劉杰等同志到第二機械工業(yè)部所屬的幾個廠、礦、研究所了解了一些情況，向軍委寫了一個報告，現(xiàn)送上一份，供參閱。
　　
　　此致敬禮！
　　　　　
　　                              張愛萍
　　                         1961年11月14日
　　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寫在這頁紙頭上的批注是：“送主席、周、彭閱”。
　　在這條批示下，小平同志又特意在括號里用小一些的字體寫道：“無時間，看前一頁半即可。”
　　這份文件在毛澤東手上一直存放到1962年12月27日。人們不知道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毛主席究竟看了多少遍，但從“前一頁半”上那鋼筆、鉛筆畫下的一道又一道紅色的藍色的標記上，足以看出毛澤東對這件事情是多么關切和重視。
　　“中國能不能搞出原子彈？什么時候才能炸響原子彈？當時已成為黨內許多人都很關心的問題�！彼稳胃F在回憶中說。
　　張愛萍將軍具體接觸原子能事業(yè)始于1961年。此間，他一直在解放軍總參謀部主管武器裝備研制工作。
　　當時，蘇聯(lián)毀約停援，已經撤走全部專家，并停止一切技術設備供應。國家由于“大躍進”等“左”的思潮泛濫和三年自然災害造成了嚴重經濟困難。在這種內外交困的形勢下，我國原子彈研制是按既定目標繼續(xù)往前推進，還是暫時下馬，待經濟情況好轉后再搞？在中央高層領導的討論中產生了不同意見。
　　在北戴河召開的國防工業(yè)委員會工作會議上，這兩種意見尖銳對立，爭論的溫度不斷升高。幾位負責經濟工作的同志認為，研制原子彈困難太大，主張“下馬”，先放一放，待經濟情況好轉后再搞。軍隊幾位老帥則主張克服困難繼續(xù)上。聶榮臻元帥是力主繼續(xù)上馬的。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為了擺脫我國一個多世紀來經常受帝國主義欺凌壓迫的局面，我們應該發(fā)展以導彈、原子彈為標志的尖端武器，以便在我國遭受帝國主義核武器襲擊時，有起碼的還擊能力。
　　毛澤東對這場爭論十分關心。1961年7月，他讓秘書從杭州打電話給聶榮臻說，不久前看了一份材料，中國的工業(yè)技術水平比日本差得很遠，日本現(xiàn)在還沒有導彈、原子彈，但對此很重視。內部有爭論，我們應采取什么方針？值得好好研究一下。
　　時任外交部長的陳毅元帥用風趣的語言表示了鮮明的態(tài)度，他說：“脫了褲子當當，也要把原子彈搞上去。我這個外交部長，現(xiàn)在腰桿子還不太硬，你們把導彈、原子彈搞出來了，我的腰桿子就硬了�！�
　　聶榮臻在國防工業(yè)工作會議上明確表示，“常規(guī)配套”、“尖端研制”都不能退，并向毛主席和黨中央寫了《關于導彈、原子彈應堅持攻關的報告》。賀龍和葉劍英也都表示要繼續(xù)搞下去。當時主持會議的劉少奇表示，先不要確定“下”還是“上”，應先去調查了解一下，把原子能工業(yè)情況搞清楚了，再確定也不遲。毛澤東主席也贊成這個意見。于是，陳毅和聶榮臻就把調查研究的重任，交給了時任副總參謀長、國防科委副主任的張愛萍同志。
　　1961年10月9日，一架飛機帶著中央的重托從北京西郊機場騰空而起。
　　那是一架伊爾14飛機，坐20來個人。這一次調查跑了內蒙古、湖南、甘肅、青海等許多地方。每到一個地方，張愛萍副總長總是走在前面，到工地、到技術人員中間。
　　張愛萍深知在這個需要中央作出重大決策的歷史關頭，自己的調查研究必須審慎而又細致。出發(fā)前，他首先到北京核武器研究所向核科學家朱光亞討教，了解了原子彈的基本知識和研制進展情況。隨后邀上大學時學物理、不久前被任命為國防科委副主任的劉西堯與他同行。他們在第二機械工業(yè)部部長劉杰的陪同下，對核工業(yè)系統(tǒng)的鈾礦山、水冶廠，鈾濃縮廠和核武器研制基地，進行了深入、系統(tǒng)、細致的調查研究。歷時一個月，他們一路邊走邊討論。回北京后張愛萍先向聶榮臻做了匯報，然后于1961年11月14日，經與劉杰共同商量，以他和劉西堯的名義，向中央寫出了《關于原子能工業(yè)建設的基本情況和急待解決的幾個問題的報告》。報告認為，幾年來，我國原子能工業(yè)建設總的情況是好的，各項工作都有很大進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礎。配合原子能工業(yè)的科學研究工作，自今年進一步組織第二機械工業(yè)部和科學院等有關單位的具體協(xié)作后，也有很大進展……從我們所了解的一些基本情況來看，明年是最關鍵的一年。若是組織得好，抓得緊，有關措施能及時跟上……1964年制成原子彈和進行核爆炸試驗是可能實現(xiàn)的。
　　在這次調查中，張愛萍將軍常給大家鼓勵的一句話至今仍在廣為流傳：“再窮，也要有根打狗棒！”
　　這份報告觀點明確、論據(jù)充足、邏輯縝密，有情況、有數(shù)據(jù)、有分析、有建議，不但對當時核工業(yè)建設和原子彈研制進展的實際情況作出了客觀科學的分析和判斷，而且提出了存在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措施辦法，無疑為后來中央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jù)，也堅定了上下各方面的決心和信心。現(xiàn)在回想起來，要是沒有這份調查報告；沒有后來提出的實現(xiàn)首次核試驗“兩年規(guī)劃”；沒有毛澤東主席批示：“很好，照辦，要大力協(xié)同做好這件工作”；沒有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的“中央專委”的組織協(xié)調；沒有全黨全國人民的支持，錯過了當時的歷史機遇，按照后來國內外形勢的發(fā)展和變化，特別是美國和蘇聯(lián)對我國原子能事業(yè)的遏制和阻撓，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干擾和影響，我國原子彈、氫彈研制試驗和核工業(yè)建設，不知會拖延到什么時候。
　　
　　7.絕密會議開辟秘密歷程
　　　　　　　　　　　　　
　　
　　毛澤東主席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作出了建立和發(fā)展我國原子能事業(yè)的戰(zhàn)略決策。從此開始了我國核工業(yè)建設和核武器研制的艱巨而偉大的秘密歷程。
　　　　　　　
　　　　　　　　
　　1955年1月15日，是共和國歷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的一天。這天下午，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這是一次絕密會議。會議沒有文字記錄，也沒有拍攝照片。但有親身經歷這次會議前后過程的劉杰和錢三強兩同志共同的見證。
　　這是中央專門討論創(chuàng)建我國原子能事業(yè)發(fā)展的一次歷史性會議。周總理為開好這次會議作了精心準備。會議前一天的下午，總理邀請地質學家李四光和核物理學家錢三強到中南海西花廳他的辦公室談話，向李和錢詳細詢問了我國鈾礦資源勘察情況和核科學技術研究情況，核反應堆和原子彈的基本原理，以及發(fā)展原子能事業(yè)所必須具備的條件。談話時間較長，涉及內容很多。薄一波、劉杰參加了這次談話。劉杰還準備了一些相關的文件資料，請總理審閱。談話結束時，總理告訴劉杰和錢三強，毛主席要召開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我國原子能事業(yè)發(fā)展問題，要他們進一步作好匯報準備，到時還可帶上鈾礦石標本和探測儀器，以便現(xiàn)場演示。
　　薄一波、劉杰、錢三強離開西花廳后，總理當立即親筆給毛主席寫了報告，并附上有關文件。他建議第二天(即1月15日)下午3時后開會，請李四光、錢三強參加。并提出了擬參加會議人員的名單，除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陳云等書記處成員外，還建議彭真、彭德懷、鄧小平、李富春、薄一波、劉杰等同志參加。那個時候，按照毛主席的工作習慣，中央書記處經常安排在晚間開會，考慮到李四光年事已高，下午3時前要午睡，晚間身體可能支持不了，所以特意定在下午3時后。總理為此還對時間安排特地作了說明。
　　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按時召開，毛主席親自主持。在與會人員到齊后，毛主席開宗明義地對兩位科學家說，今天，我們這些人當小學生，就發(fā)展原子能有關問題，請你們來上一課。李四光隨即講了鈾礦資源勘察與發(fā)展原子能事業(yè)的密切關系，分析了中國有利于鈾礦成礦的地質條件，并對中國的鈾礦資源前景作了預測。接著，時任地質部黨組書記、常務副部長的劉杰作了些補充，主要講了在廣西地區(qū)發(fā)現(xiàn)鈾礦的經過，并向在場的領導展示了從廣西采來的礦石標本。當聽到用于測試放射性的蓋革計數(shù)器測量該礦石發(fā)出“嘎嘎”的響聲時，與會領導都感到十分欣喜和興奮。在一陣驚嘆和歡欣之后，錢三強講了世界幾個主要發(fā)達國家原子能發(fā)展的概況和我國近幾年開展原子能科學研究，聚集、培養(yǎng)科學技術人才的情況。他特別談到，在原子能科學技術方面，目前我們雖然還很落后，但是有黨和國家的支持和強有力的領導，有蘇聯(lián)的援助，我們有決心和信心趕上去。
　　之后，毛主席請與會代表發(fā)表意見，大家一致贊同發(fā)展我國自己的原子能事業(yè)。最后，毛主席作了總結性講話。他說，“我們的國家，現(xiàn)在已經知道有鈾礦，進一步勘探一定會找出更多的鈾礦來。解放以來，我們也訓練了一些人，科學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礎，創(chuàng)造了一定的條件。過去幾年其他事情很多，還來不及抓這件事。這件事總是要抓的�，F(xiàn)在到時候了，該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認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來�！泵�主席看了看大家，問：“你們看怎么樣?”然后他又滿懷信心地強調說：“現(xiàn)在蘇聯(lián)對我們援助，我們一定要搞好!我們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們只要有人，又有資源，什么奇跡都可以創(chuàng)造出來!”
　　會議開了3個多小時，結束時毛主席請大家到餐廳吃晚飯。上的是豆豉臘肉等6樣湖南風味菜，葷素兼有；主食是大米飯加小米粥。毛主席平時不喝酒，那天格外高興，準備了紅葡萄酒。他特意站起來向大家舉杯大聲地說：“為我國原子能事業(yè)的發(fā)展干杯!”席間，他詢問李四光牙痛治好了沒有，還同錢三強談起了他父親錢玄同的《新學偽經考》序文，稱贊錢玄同敢于批評老師章太炎。
　　一個開創(chuàng)我國原子能事業(yè)的戰(zhàn)略決策就這樣定了下來。當時抗美援朝戰(zhàn)爭剛剛結束，大規(guī)模經濟建設剛剛開始，我國經濟力量還十分薄弱，科學技術和工業(yè)基礎還十分落后，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高瞻遠矚，審時度勢，以最大的魄力，毅然作出了創(chuàng)建我國原子能事業(yè)的戰(zhàn)略決策，是很不容易的。歷史證明，這個決策極其英明、正確。誠如1988年鄧小平同志在談到我國必須發(fā)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領域占有一席之地時所特別指出的：“如果60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fā)射衛(wèi)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xiàn)在這樣的國際地位。”
　　
　　
　　
　　
　　
　　8.從皇城根、中關村到大石河畔
　　
　　
　　 中國原子能科學院的發(fā)展歷程是新中國核科學技術事業(yè)滄桑巨變的縮影，是中華民族當代科學精英科技報國的生動寫照。
　　
　　
　　中國原子能科學院創(chuàng)建于1950年，由初期的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先后更名為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從皇城根聚英才到中關村創(chuàng)業(yè)再到大石河映輝，原子能院一步一個腳印，為我國核科學技術的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原子能院是新中國成立的第一批科研機構之一。1950年5月19日，由政務院第33次政務會議批準成立。中國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長為吳有訓，副所長錢三強。1950年12月26日，吳有訓調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后，錢三強任所長，王淦昌、彭桓武任副所長。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錢三強四處奔波，延攬人才，為所里匯聚了一大批科技精英，被世人稱為“滿門忠烈”。
　　建院初期，近代物理研究所所址在北京東皇城根甲42號。在百廢待興的年代，近代物理所成為了分散在國內外我國核科學家的聚集中心，核事業(yè)如磁石般吸引著科技工作者，在此開創(chuàng)了從零開始的核科學研究工作。這期間，主要的工作是選定研究方向，聚集力量，創(chuàng)造條件，培養(yǎng)人才，讓核科學技術在中國扎根，為我國核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奠定基礎。
　　1950年5月，中國科學院確定研究所組建方案之后，有些南方的研究所需遷進北京，在京各研究所也要擴充實驗室和辦公室，擺在當時科學院領導們面前最緊迫的一項任務，就是要在北京選擇一個能有較大發(fā)展空間的科研基地。8月24日，科學院決定由錢三強先行了解情況。幾經勘察和比較，才確定以北京近郊中關村一帶為新的院址。
　　1951年1月20日，國務院文教委員會在中南海召開會議，中國科學院匯報1951年度工作計劃時，明確提出優(yōu)先考慮在北京修建近代物理所和地球物理所兩座科研大樓。預算已定，急需落實建樓場地。經政務院批準劃地，科學院決定首先在中關村保福寺北側修建近代物理研究所大樓。1951年11月初正式動工，于1953年底竣工。錢三強所長率領全所于1954年初從東皇城根遷址到中關村，成為中關村科學城中第一家研究機構。當時由于院名為中國科學院物理所，故該樓被稱為“中關村物理樓”。1958年，更名為“原子能研究所”，該樓亦隨之而稱“原子能樓”。
　　事業(yè)初建，開展科研工作的條件是極其困難的。國內沒有現(xiàn)成的儀器設備及其相應的工業(yè)基礎，西方國家又對我國實行封鎖禁運。在這種情況下，第一代原子能人發(fā)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一切從零開始，自己動手研制儀器設備，建立各種核物理和放射化學的實驗技術。在核物理、宇宙線、譜儀、加速器和核電子學、放射化學、理論核物理等方面皆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科學院當初之所以選址中關村，就是因為它靠近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這樣可以充分利用已有交通條件和電力條件，使建樓工程和日后科研工作得以迅速走上軌道。而更重要的是，科學院的發(fā)展需要借助大學的高級科研人才，大學培養(yǎng)人才也急需研究所的支持，地理上的接近，便于學術上的合作交流。
　　1955年1月，周恩來總理特別指示“責成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幫助北京大學創(chuàng)辦技術物理系，幫助清華大學創(chuàng)辦工程物理系，學生從全國物理系三年級學生中擇優(yōu)選拔”。原子能樓是中關村科學城中第一座科學建筑物，作為科學城展翅沖霄的起飛點，在中關村科學城建設史上發(fā)揮著引領和示范的作用。原子能樓既是中關村科學城發(fā)端的標志，也是新中國核科學事業(yè)的搖籃。
　　1955年10月，經中央批準，選定在北京西南遠郊坨里地區(qū)大石河畔興建一座原子能科學研究新基地。在建設過程中，得到黨中央、國務院的關懷和各部委、省市的大力支持。從選址到土建、安裝，從大量調集科技骨干到各類物資的供應、運輸?shù)�，只要新基地需要，各方都給予支持和配合。建設工地上，從上到下，從施工、安裝到使用各方面，大家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工程建設緊張、熱烈、有序地進行。當基地建設進入全面施工階段時，彭德懷、賀龍、聶榮臻和彭真都親臨現(xiàn)場指導工作。廣大建設者為早日建成新基地，不怕嚴寒酷暑風吹雨淋，夜以繼日地艱苦奮戰(zhàn)，表現(xiàn)出高度的主人翁精神。從1956年5月破土動工，到1958年7月，僅僅用了兩年多的時間，一座新的原子能科研基地在大石河畔的荒灘田野上奇跡般地屹立起來了。
　　1958年6月，中國第一座重水反應堆和第一臺回旋加速器在原子能院坨里基地建成并正式運轉。7月1日，經第二機械工業(yè)部和中國科學院決定，將中國科學院物理所改名為“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9月27日在工程現(xiàn)場舉行了“一堆一器”隆重的移交典禮。它們的建成，標志著我國已經跨進了原子能時代。
　　1958年10月5日，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彭德懷等先后參觀研究性重水反應堆模型展覽。毛主席指出，你們科學工作者，一定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敢于走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
　　從20世紀50年代末到70年代，原子能所人以身許國，無私奉獻，奮發(fā)圖強，努力拼搏，頂壓力抗災荒，猛攻科技難關，科研設施建設呈現(xiàn)出勃勃生機，取得了矚目的成績，為我國“兩彈一艇”研制成功作出了重要貢獻。
　　
　　
　　
　　
　　
　　
　　
　　
　　
　　
　　第二章  開拓奠基
　　
　　
　　
　　為了圓我中華民族的復興之夢，新中國成立后，一批在國外學有成就、甚至有相當知名度的科學家和青年學者，紛紛回國參加新中國的核科研事業(yè)。
　　“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這是著名核物理學家彭桓武在回答挽留他的英國同仁時所說的話。
　　繼中國的“居里夫婦”錢三強、何澤慧夫婦于解放前夕回到祖國的懷抱；1950年8月，鄧稼先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僅僅9天，便懷揣著一腔報國熱情，謝絕恩師和同學好友的挽留，回到祖國的懷抱。兩個月后，他就職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開始了科研工作。
　　同年，年僅26歲的青年科學家朱光亞，拒絕了國外優(yōu)越的工作條件和優(yōu)厚的物質待遇，輾轉香港回國。回國前夕，他與51名留美同學聯(lián)名發(fā)出了一封激情澎湃的《致全美中國留學生公開信》，召喚華夏游子回國圓夢。
　　為了核事業(yè)的全面啟動和快速發(fā)展，宋任窮上將毛遂自薦搞核工業(yè)。
　　1958年5月3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批準了第二機械部上報的“五廠三礦”選點方案。“五廠三礦”即衡陽鈾水冶廠、包頭核燃料元件廠、蘭州鈾濃縮廠、酒泉原子能聯(lián)合企業(yè)、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以及湖南郴縣鈾礦、衡陽大浦鈾礦、江西上饒鈾礦。
　　1958年，蘇聯(lián)援建的我國第一座重水反應堆和第一臺回旋加速器正式建成，標志著我國開始跨進原子能時代。
　　一場舉全國之力建設“兩彈一艇”的偉業(yè)迅速拉開了序幕。淳樸、善良、率真的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人永遠懷念著他們曾灑下熱血與汗水的金銀灘草原，永遠忘不了青海湖里美味的湟魚。
　　戈壁灘上，經受滄桑的建設者們，以“堅韌、自信、奉獻”的駱駝草精神，默默地把自己的一切一點一點地獻給了核工業(yè)，他們奉獻了青春年華，奉獻了子孫后代，卻無怨無悔……
　　因為，他們?yōu)榱艘粋�共同的夢想。
　　
　　
　　
　　
　　
　　9.毛遂自薦搞核工業(yè)
　　
　　
　　要從軍隊里調個中央委員出來搞核工業(yè)，行伍出身的宋任窮上將向周總理毛遂自薦，就把我調出來吧，我對穿那一身上將制服不習慣。
　　
　　
　　1956年4月，在一次會后，周恩來見到宋任窮，對他說，要從軍隊里調個中央委員出來加強核工業(yè)。宋任窮當時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干部部副部長，主管部隊干部的任免、調動、考核等事宜。經過慎重的考慮，宋任窮決定自己承擔這個任務。這是一個艱難的選擇：他一方面希望自己能夠投身于祖國的經濟建設，親手為社會主義大廈添磚加瓦；另一方面又與軍隊有著難以割舍的情愫。
　　宋任窮是參加過秋收起義的老戰(zhàn)士，幾十年南征北戰(zhàn)，戰(zhàn)功卓著。他隨毛澤東上了井岡山，先后任紅軍連黨代表，團、師政委；長征中任干部團政委；到陜北后任28軍政委、軍長；抗日戰(zhàn)爭時期任冀南軍區(qū)司令員、平原分局代理書記；解放戰(zhàn)爭時期任晉冀魯豫中央局組織部部長、豫皖蘇分局書記兼華野副政委。1949年后，任南京市委副書記、云南省委書記、西南局副書記。1955年，被任命為解放軍總干部部副部長。同年國慶前夕，被授予陸軍上將軍銜。
　　兩天后，宋任窮再次見到周總理，毛遂自薦地說：“就把我調出來吧。我對穿那一身上將制服不習慣。”
　　周恩來聽了，高興地說：“你能來，當然是再好不過了。但是，你能出來嗎？你那一攤子誰來接？”宋任窮說：“部里還有人�！敝芏鱽碚f：“那好，但要請示主席。”不久，周恩來告訴宋任窮：“主席有新的考慮，要成立原子能委員會。”
　　1956年11月，成立“原子能事業(yè)部”的建議提交人大常委會議正式通過，決定成立第三機械工業(yè)部（1958年2月改為第二機械工業(yè)部）主管原子能事業(yè)建設和發(fā)展，任命宋任窮為部長。能夠肩負如此重擔，宋任窮感到無上光榮，同時也感到責任重大。
　　1958年的一天，宋任窮到北京2102廠調研。保衛(wèi)干事賈振波沖進集訓隊學習小組的房門便喊：“宋部長來啦！”話音剛落，宋任窮部長面帶笑容進屋了。他說：“同志們好！”集訓隊全組同志不約而同地站立歡迎。宋部長擺手說：“快！快！都坐下�！毙〗M長吳傳發(fā)連忙叫小陳給宋部長搬把椅子。部長一把拽住小陳的手，親切地說：“謝謝！不用了�！彪S即坐在了床邊。
　　宋部長問他們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集訓隊人員一一站起來回答。宋部長有力地按著他們的肩膀，讓他們坐下，然后又再一一詢問。宋部長的務實作風給基層群眾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成為他們將青春獻給核工業(yè)建設的精神動力。
　　1959年，宋任窮來到甘肅酒泉原子能聯(lián)合企業(yè)調研。那時，基地的幾個重點工程項目即將全面鋪開。建設者們到基地后住的是帳篷，吃的是干菜，飲用水是從50公里外運來的。洗臉后的水泡衣服，洗完衣服的水再和煤打坯，人們從不浪費一滴水。戈壁灘的環(huán)境極其惡劣，氣候變幻莫測。當時流行著這樣一首順口溜：“戈壁灘上有三寶，石子、黃羊、駱駝草。風卷沙，石子跑，大衣蒙上頭，走路像摔倒。”就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軍用列車仍不斷開進基地，一批接一批建設大軍進駐基地……參戰(zhàn)者來自祖國的四面八方，有專家、教授、技工，各行各業(yè)的建設大軍匯集在一起，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盡快建成一個強大的國防核基地。
　　戈壁灘的八月，秋意已濃。一場狂風整整刮了三天，廠區(qū)就餐的大灶食堂電源被風刮斷，食堂斷炊。在這種情況下，宋任窮部長親臨基地調研，并召開了萬人大會。宋部長發(fā)表講話，他講了基地與社會主義祖國的關系，講目前國防基地建設中面臨的重重困難；講毛主席、黨中央如何關心國防建設。最后，他號召大家，要發(fā)揚艱苦奮斗的光榮傳統(tǒng)，認清形勢，顧全大局，要求小道理服從大道理，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
　　在宋部長講話的同時，紙條紛紛向主席臺傳去。宋部長語重心長地說：“同志們！我給大家念念這個條子，條子上寫的是‘你說的都是老一套，你別賣狗皮膏藥了’，這個條子上沒寫姓名，如果有名字，我一定請他上臺來講一講。但我可以告訴他，在某種意義上他說得不錯。跟著共產黨干了幾十年的革命，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就是靠的這一套，靠賣這膏藥換來了今天！”這時，現(xiàn)場掌聲雷動，一片歡呼。
　　聆聽宋任窮部長一席話，與會者無不為之振奮和感動。在散會的路上，人們議論、贊揚著……
　　宋部長的講話在酒泉原子能聯(lián)合企業(yè)影響很大。建設者與戰(zhàn)友們一直將他的講話銘記在心，時時激勵自己奮進向上。
　　
　　10.這是關系命運的大事
　　　　　　　　　　　
　　
　　當鈾礦石擺在毛澤東主席的桌子上時，毛主席笑著對劉杰說，這是決定命運的。
　　　　　
　　
　　1954年4月，地質部部長李四光，黨組書記、副部長劉杰以及何長工和宋應等領導經過認真研究，并征求了當時在地質部擔任顧問的蘇聯(lián)專家組組長庫索奇金的意見，決定成立普查委員會第二辦公室，負責鈾礦地質勘察工作。
　　辦公室成立以后，組織技術隊伍經過八個月的艱辛探測，10月在廣西富鐘地區(qū)采集到了我國第一塊鈾礦石。當劉杰將這一情況向周總理報告以后，周總理立即轉報了毛主席。劉杰帶著鈾礦石標本和探測儀器向毛主席作了匯報。毛主席作出了“很有希望，要找，一定會發(fā)現(xiàn)大量鈾礦”的判斷，并且堅定地表示：“我們國家也要發(fā)展原子能。”毛主席還握著劉杰的手說：“劉杰！這是關系命運的，要好好干喲！”
　　那一刻，主席的這句話，在劉杰心里重如泰山。從那時起，劉杰抱定“責任比天大”的信念，踏實而堅定地工作，帶領著核工業(yè)人開創(chuàng)了原子彈、氫彈、核潛艇等一系列的輝煌。
　　為早日實現(xiàn)首次核試驗，劉杰親自主持，由第二機械工業(yè)部機關與下屬各有關廠礦院所共同研究、反復平衡制定了“兩年規(guī)劃”，并向中央專委呈報了《1963、1964年原子武器、工業(yè)建設、生產計劃大綱》。
　　然而就在這時，計劃局的一位工作人員由于不了解全面情況而寫信上告，對兩年規(guī)劃提出質疑。由國防工辦和國防科委組成聯(lián)合工作組，對第二機械工業(yè)部“兩年規(guī)劃”的有關情況進行了全面檢查，肯定兩年規(guī)劃的提出是有根據(jù)的，當然也存在明顯的薄弱環(huán)節(jié)，但還沒有出現(xiàn)什么不能解決的問題。1963年3月19日和21日，在中央專委第四、第五兩次會議上，周恩來總理聽了匯報后說：“有了規(guī)劃就有了軌道，要有信心，能搞出來。”毛主席指示：“要大力協(xié)同做好這項工作。”劉少奇同志也說：“經過努力，即使推遲一些時間搞出來也是好的。”總之，我們要相信中國人民的智慧，原子彈一定能夠搞出來。總理的講話，肯定了“兩年規(guī)劃”和第二機械工業(yè)部的工作，使劉杰放下了思想負擔，全力以赴狠抓“兩年規(guī)劃”的實施。
　　當時劉杰經常念叨的“地質礦山、二、四、六、五、八、九”這幾個數(shù)字，實際就是要制成原子彈的八大環(huán)節(jié)。1963年下半年，核燃料的前端，即地質礦山和二、四、六已經基本不成問題，問題的重點在于如何拿到濃縮鈾和核部件，以及爆轟試驗如何得到足夠的中子。1963年8月至1964年3月，半年內劉杰連續(xù)兩次深入蘭州鈾濃縮廠、酒泉原子能聯(lián)合企業(yè)和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檢查指導工作，并與基層領導和科技人員一起討論科研生產問題，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技術決策。
　　1964年3月，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工作有了決定性的進展。聚合爆轟出中子試驗成功了，核裝置引爆系統(tǒng)和結構部件設計已經完成，各項環(huán)境條件模擬試驗也獲得了令人滿意的結果，一切都在為原子彈出廠進行國家試驗做準備。
　　1964年9月，首次核試驗準備工作基本就緒，在中央專委會議上，有關試驗時機的選擇問題，提出了早試與晚試的兩個方案，報請中央和毛主席決定。毛主席從戰(zhàn)略上進行了分析，認為原子彈是嚇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嚇人的，就應當早響。周總理于9月23日召開中央專委小會全面部署了首次核試驗的各項工作。其中，為了做好北京與核試驗現(xiàn)場的聯(lián)絡工作，決定由第二機械工業(yè)部和國防科委聯(lián)合組織一個臨時工作機構，作為首次核試驗的信息樞紐。
　　這個臨時工作機構被命名為177辦公室，由劉杰同志直接領導。9月25日辦公室成立，制定了嚴密的保密措施和紀律，當天便開始了緊張而有序的工作。劉杰夜以繼日、關注前后方聯(lián)絡的一切信息，包括原子彈出廠起運、試驗現(xiàn)場安裝、吊到塔上插雷管、現(xiàn)場天氣預報、往返請示確定起爆時間、爆后放射性微塵監(jiān)測等等。在這關鍵時刻，劉杰始終保持了沉著、鎮(zhèn)靜和淡定的心態(tài)。
　　10月14日，首次核試驗的前兩天，張愛萍、劉西堯發(fā)來電報，表示前方科技專家在研究試驗萬一不成的問題時，提出可能發(fā)生只是化學爆炸和由于鈾-238自發(fā)裂變出中子而提早核爆的兩種不正常爆炸情況。
　　周總理在午夜召見劉杰，聽取他的意見。劉杰認為，僅僅發(fā)生炸藥爆炸的可能性不大，因為多次聚焦爆轟試驗都沒有出過問題，表明我們對聚焦技術的掌握是好的。至于鈾-238自發(fā)裂變出中子發(fā)生早爆問題，還需請專家再研究。
　　15日上午，劉杰找了當時在北京核武器研究所主持工作的理論物理學家周光召，周又找核物理學家黃祖洽、數(shù)學家秦元勛參加研究。他們經過精密計算，于當晚寫出報告，認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的可能性超過99％”�？偫砜吹饺�位科學家的報告后，沉默一會兒又問劉杰：“你現(xiàn)在考慮我們這次試驗會有什么樣的結果？”
　　劉杰深知總理此時的心情，沉著、鎮(zhèn)靜地回答：“總理，我的估計有三種可能，第一是干脆利落，第二是拖泥帶水，第三是完全失敗。根據(jù)目前的情況來看，第一種可能性是最大的�！笨偫砀械綕M意，但仍鄭重地叮囑劉杰：“要做好以防萬一的準備工作�！�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時，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了！試驗現(xiàn)場來電話報告，張漢周主任可能由于緊張，話筒沒有抓好，掉在桌上，劉杰上前一步，抓起話筒就與張愛萍對話，并對爆炸成功表示祝賀。
　　傍晚5時左右，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3000余名演職人員，毛主席讓周總理宣布了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的消息，頓時全場歡聲雷動。
　　當夜3時，劉杰從中南�；氐�177辦公室，遵照總理指示，對搜集研究放射性微塵沉降與對環(huán)境污染和健康影響的問題作了安排后，回家走到機關大樓門口時，見到警衛(wèi)戰(zhàn)士向他敬禮，他停下腳步淡定地告訴警衛(wèi)：“我們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了！”                                                       
　　
　　11.一面飄揚在原子能科技戰(zhàn)線的旗幟
　　
　　
　　錢三強說，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yè)，我們就不會為它的重負所壓倒，因為這是為全人類所做的犧牲。
　　                                                     
　　
　　1936年，23歲的錢三強畢業(yè)于清華大學物理系。次年他考取了中法教育基金委員會公費赴法國巴黎大學鐳學研究所居里實驗室的研究生，師從小居里夫婦。1939年，錢三強與導師合作，參加鈾和釷受中子打擊后產生鑭同位素β射線能譜的研究工作。
　　1940年，錢三強在小居里夫婦指導下，完成了粒子同質子碰撞的研究工作，以此為題的博士論文獲得通過，獲得博士學位。1946年，錢三強、何澤慧赴英國劍橋大學參加基本粒子會議，兩位年輕的博士關于乳膠記錄中子打擊鈾核的報告引起學界關注。錢三強回到巴黎，在小居里夫婦支持下，帶領兩位法國研究生和何澤慧一起，進行夜以繼日的研究工作，終于從精確的統(tǒng)計數(shù)字中發(fā)現(xiàn)：在中子撞擊鈾原子核發(fā)生裂變時，每三百次出現(xiàn)一次這種新奇現(xiàn)象。
　　1946年12月9日，經小居里夫婦推薦，錢三強領導的科研小組在法國科學院《通報》上公布了三分裂變的研究結果。1947年2月，錢三強、何澤慧在美國《物理評論》上發(fā)表論文，第一次對三分裂和四分裂作出明確結論。這一為中華民族爭得榮耀的劃時代的研究成果，使人們對核分裂的認識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在國際物理學發(fā)展史上寫下了極為光輝的一頁。
　　為了表彰錢三強的科研成就，1946年底法國科學院曾向他頒發(fā)了亨利·德巴微獎金。1947年夏，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在繼1944年任命他為研究員后，又晉升他為研究導師。錢三強的勤奮、才智和嚴謹?shù)目茖W態(tài)度贏得了小居里夫婦的好評與同伴們的欽佩。
　　第二年春天，錢三強找到中共駐歐洲的負責人劉寧一和孟雨同志，向他們表示了要回祖國的心愿。同時，錢三強又把自己要回國的打算告訴了兩位導師。  
　　聽了學生想回國組建研究機構和參加教學的回答，小居里夫婦對錢三強很滿意：“很好!我要是你的話，也會作出這樣的決定!”
　　回國前夕，錢三強的兩位導師——小居里夫婦簽署了一份評語。他們寫道：“……他對科學事業(yè)滿腔熱忱，并且聰慧有創(chuàng)見。我們可以不夸張地說，在那些到我們實驗室來并由我們指導工作的同代人當中，他最為優(yōu)秀……錢先生還是一位優(yōu)秀的組織工作者，在精神、科學與技術方面，他具備研究機構領導者應有的各種品德。”
　　1948年5月，錢三強和何澤慧抱著剛滿半歲的女兒祖玄，帶著豐碩的科研成果和報效祖國的熱忱，帶著約里奧·居里夫婦的殷殷囑托和難忘的記憶，返回lO年來魂牽夢縈的祖國。
　　剛剛誕生的新中國，貧窮落后，無法給錢三強和何澤慧提供搞科研的好條件，但是，卻給了他們報效祖國的大好機會。很快，中國科學院成立，錢三強和何澤慧受命籌建近代物理研究所。1950年，新中國的原子能事業(yè)從零起步，錢三強任研究所的副所長，何澤慧任研究員。
　　“什么儀器也沒有，必須得到街上舊貨攤上去買東西，連一個鉗子都要現(xiàn)買。”對于那段時間的回憶，何澤慧并不覺得艱苦：“倒是挺有興趣的，自己來解決問題。反正是難不倒我�！�
　　當時研究所只有四五個人，什么設備也沒有，錢三強和何澤慧一人騎一輛自行車，在北京的舊貨攤、廢品收購站到處串，尋找可用的材料，何澤慧繪圖，錢三強動手制作，不久就制造出兩臺簡易機床，用它們又制作出各種急需設備。到1955年，近代物理研究所已經初具規(guī)模，發(fā)展到150人，建立了新中國第一支核物理研究隊伍。
　　1949年1月13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幾天以后，錢三強接到了一個不尋常的通知：黨組織決定讓他參加新中國派出的第一個代表團，到法國巴黎出席世界和平大會。
　　屹立在世界東方的新中國為錢三強提供了廣闊的舞臺。錢三強說：“我們這一代從事科學工作的人，多少年來，一腔熱情渴望著為祖國的強盛而施展抱負。然而，只是到了新中國誕生，受到中國共產黨的啟發(fā)教育和信任，才真正實現(xiàn)了自己的夙愿�！�
　　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一個月后，錢三強參與創(chuàng)建的中國科學院成立了。錢三強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計劃局副局長兼近代物理所副所長，所長是吳有訓教授。不久，吳有訓就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近代物理所所長職務由錢三強接任。
　　一天，宋任窮部長對錢三強說：“三強同志，你過去主要抓原子能所的工作，現(xiàn)在你要有一半時間坐在部里，在部里二樓原來蘇聯(lián)總顧問的辦公室里，主要做出主意和選調技術人員提名方面的工作�！苯又�他意味深長地說：“你把名點出來，配備了人員，我到東北去也就放心了。”
　　從此，錢三強搬到了蘇聯(lián)專家總顧問的辦公室。以前，他每周５天在原子能研究所，１天在第二機械工業(yè)部；現(xiàn)在，這個時間安排倒了過來，每周５天在第二機械工業(yè)部上班，１天回原子能研究所處理工作。這是錢三強最繁忙、心情也最舒暢的日子。他說：“曾經以為是艱難困苦的關頭，卻成了中國人干得最歡、最帶勁、最舒坦的黃金時代。”
　　身為第二機械工業(yè)部副部長兼中國科學院副秘書長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長的錢三強，承擔著各相關技術協(xié)作項目的具體組織領導工作。他說：“前面有道道難關，而只要有一道攻克不下，千軍萬馬都會擱淺。真是這樣的話，造成的經濟損失且不說，中華民族的自立精神將再一次受到莫大創(chuàng)傷。但是，歷史的進步客觀存在。中國已經改朝換代，尊嚴和骨氣再也不是埋在地層深處的礦物！”
　　在錢三強的推薦下，鄧稼先最先投身于原子彈研制事業(yè)；蘇聯(lián)單方面撕毀新技術協(xié)定后，錢三強推薦了朱光亞到核武器研究所，協(xié)助李覺所長負責科技組織協(xié)調工作。
　　1949年冬的一天，浙江大學物理系主任王淦昌，收到了一封來自北京的信。信的內容是邀請他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從事核物理學方面的研究工作。發(fā)信人署名：錢三強。1950年4月，兩位核物理學家——王淦昌和錢三強的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
　　在給王淦昌寫信的同時，錢三強來到清華園彭桓武教授的住地，動員他到近代物理所專職從事科學研究工作。
　　與此同時，在蘇聯(lián)莫斯科杜布納聯(lián)合核子研究所學習的何祚庥、周光召、呂敏，也在錢三強的協(xié)調和幫助下順利回國，投身國家的核工業(yè)事業(yè)中去……
　　在錢三強的組織領導下，一大批科學家在近代物理研究所聚集，他們中有實驗核物理學家、宇宙線和加速器專家趙忠堯、肖健、楊澄中、陳奕愛、戴傳曾、梅鎮(zhèn)岳、張文裕、汪德昭、謝家麟、李整武、鄭林生、丁渝、張家驊；理論物理學家鄧稼先、胡寧、朱洪元、金星南、王承書；放射化學與理論化學家楊承宗、郭挺章、肖倫、馮錫璋；計算機和真空器件專家夏培肅、范新弼；這批科學家和已在所內的科學家王淦昌、彭桓武、何澤慧等，均是我國核科學各個領域的帶頭人。研究所還從高等院校、科研單位調入了一批專業(yè)對口或專業(yè)相近的科技人員，他們是金建中、李壽楠、忻賢杰、黃祖洽、陸祖蔭、于敏、葉銘漢、徐建銘、何祚庥、胡仁宇、唐孝威等。
　　到1955年，近代物理研究所已從原來的十幾人，增加到100多人。在聚集人才的基礎上，錢三強又根據(jù)周恩來總理的批示和事業(yè)發(fā)展的需要，有計劃地抓人才培養(yǎng)，協(xié)助北京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先后辦起了技術物理系、原子核物理系和放射化學系，支持清華大學創(chuàng)辦了工程物理系，為我國核科學和核工業(yè)的崛起，造就了一批批后備軍隊伍。
　　1962年，在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上，錢三強介紹了有關科技攻關情況后，激動地宣布：“我國原子彈的總體設計已經開始走上了軌道！我國將在預定的時間里爆炸第一顆原子彈！”
　　在錢三強的領導和精心組織下，只用了5年時間，原子能研究所就在許多領域取得了重要成果，造就了一批人才，為原子能事業(yè)的發(fā)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2.我愿以身許國
　　
　　
　　王淦昌十七年的悄無聲息和無影無蹤，是作為偉大的愛國者和忠誠的科學家用自己的生命來實現(xiàn)的諾言。
　　
　　
　　1961年4月的一天，剛從蘇聯(lián)回國的王淦昌，正在北京西南郊的原子能研究所著手準備建造加速器，突然接到第二機械工業(yè)部的通知，部長劉杰約他見面：“有要事相商。”
　　他有些納悶，百思不得其解：“劉杰是二機部的領導，這么急著約我見面，會是什么事情呢？”王淦昌邊想著，邊從北京西南郊趕往城區(qū)的三里河。
　　第二機械工業(yè)部部長辦公室內，劉杰正用信任的目光看著這位享譽海內外的物理學家。
　　事實上，一年多以前，王淦昌在蘇聯(lián)杜布納聯(lián)合原子核研究所從４萬張底片中發(fā)現(xiàn)了反西格瑪負超子，轟動了國際物理學界。這個發(fā)現(xiàn)對證實反粒子存在的普遍性提供了有力證據(jù)，填補了微觀體系中的一個空白。多年后，物理學家楊振寧說：“杜布納這臺加速器上所做的唯一值得稱道的工作，就是王淦昌及其小組對反西格瑪負超子的發(fā)現(xiàn)，全世界的物理學家都知道�！边@項科研成果使王淦昌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寒暄過后，劉杰說：“今天請你來，是想請你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平靜的語氣中透出幾分嚴肅：“參與領導研制戰(zhàn)略核武器----原子彈！”
　　其實劉杰也不舍得讓眼前這位世界級物理學大師去造原子彈，然而，蘇聯(lián)突然單方面撕毀協(xié)議，撤走專家，妄想讓中國的原子彈研制計劃夭折。想到這，部長的表情嚴峻起來，他走到王淦昌面前，氣憤地告訴這位剛從蘇聯(lián)回來的科學家說：“有人卡我們，說我們離開他們的援助，10年、20年也休想造出原子彈！”
　　王淦昌靜靜地聽著，期待著部長的進一步指示。
　　這時，劉杰親切地靠近他，加重語氣說：“我們一定要造出自己的爭氣彈！”
　　王淦昌迎著部長劉杰的目光，鏗鏘有力地回答：“我愿以身許國！”如此簡單的一句話，道出了科學家誠摯的報國心。王淦昌也正是身體力行地用心血和生命驗證了這句話的意義。
　　劉杰和王淦昌商量說：“你現(xiàn)在在國際上名聲很大，而這項新的工作，因涉及國家安危，必須嚴格保密。隱姓埋名，斷絕一切海外關系，你要有心理準備。”王淦昌毫不猶豫地表示：“可以做到。”
　　從此以后，王淦昌的名字在國際物理學界消失了，而在中國核武器研究隊伍中，多了一位名叫“王京”的領導者和學術帶頭人。他年過半百、默默無聞，面對艱苦的環(huán)境和勞累的工作，總是精神抖擻、熱情洋溢。
　　王淦昌負責的是核部件的試驗。早期的爆轟試驗是在長城腳下進行的。王淦昌多次親臨爆轟試驗現(xiàn)場指揮，一年之內竟在野外進行了上千次實驗元件的爆轟試驗。王淦昌和其他科技專家們一起，冒著彌漫的風沙做爆轟物理試驗，他們爬過長城腳下崎嶇的山路、住過古烽火臺前簡陋的營寨。王淦昌親自帶領年輕的科技工作者，天天與炸藥雷管打交道。風沙彌漫，常常是沒做完試驗，人就和風沙、汗水黏在一起，變成了土人或者泥人。在爆轟試驗、固體炸藥工藝研究、新型炸藥研制，以及射線測試和脈沖中子測試等方面，王淦昌指導解決了一系列難題。當時正是三年困難時期，不僅試驗條件簡陋，物質生活也很艱苦，過分的辛苦使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得了浮腫病。
　　一年以后，年近花甲的王淦昌又帶領一大批無名英雄來到人跡罕至的青海高原進行縮小比例的聚合爆轟試驗和點火裝置測試。在海拔3200米的高原上，常年缺氧，呼吸困難，吃不好飯，睡不好覺，王淦昌仍和年輕人一樣夜以繼日地工作。他對每項技術、每個數(shù)據(jù)都嚴格把關，一絲不茍。起爆的結果令人鼓舞，得到了理想的爆轟波，點火裝置一次點火成功。
　　1964年9月，王淦昌來到戈壁沙漠，不分晝夜地進行試爆前的準備工作，在原子彈被吊上102米高的鐵塔以后，他又坐著吊車上到搖搖晃晃的鐵塔上，親自對裝置逐項進行嚴格的檢查和驗收。當原子彈爆炸的蘑菇云冉冉升起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激動不已、歡呼雀躍，作為核試驗總指揮的張愛萍將軍慎重起見，問坐在身邊的王淦昌：“是不是真的核爆炸？”王淦昌肯定地回答：“是核爆炸，現(xiàn)在已經看到了逐漸形成的蘑菇云。”張愛萍這才向周總理作了核爆炸成功肯定的報告。
　　王淦昌和成千上萬的科技人員一起，在核武器研制試驗基地從事秘密工作，連家人也不能告訴�；夭涣思遥�只能以家書表達對家人的惦記。王淦昌的兒子王德基回憶說：“那時我不知道為什么爸爸常不回家，只看到信箱里爸爸寄來的信，我問媽媽，爸爸哪去了？問煩了，媽媽就說我：‘你爸爸就住在那個信箱里。’因此，我常常跑到信箱那兒偷偷地看，不知道爸爸怎么住在那么小的綠色箱子里……”
　　在原子彈、氫彈試爆之后，王淦昌又在技術上成功地領導我國前三次地下核試驗。有一次，核試驗基地的山洞出問題了，王淦昌匆匆趕到現(xiàn)場，側耳聽到探測器發(fā)出“啪啪”的響聲，忙問：“怎么回事？”無人回答。王淦昌戴上防護口罩，進洞內認真檢查，終于發(fā)現(xiàn)了氡氣。這時已近中午，因為氡氣對人體是有害的，王淦昌督促戰(zhàn)士們到洞外吃飯，還叮囑技術人員：“防護口罩，要一次一換。”但王淦昌一忙起來，就不顧自己了。別人勸他少待在洞里，他卻說：“我年紀大了，沒關系，你們年輕人要注意。”在場的人被感動得流下淚來。王淦昌經常對大家說：一個真正的科技工作者，永遠不應該逃避責任和危險境遇。為了祖國核科技的研發(fā)，要用全部心血甚至生命來爭取時間搶速度，圓滿完成任務�！�
　　作為“兩彈一星”功勛的王淦昌，就是這樣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履行“以身許國”的誓言，他的故事，卻在漫長的17年間無人知曉。
　　
　　13.回國不需要理由
　　
　　
　　彭桓武說，集體、集集體，日新、日日新。剛開始沒有誰懂得原子彈、氫彈，是靠集體智慧，集體攻關，集思廣益，才攻破了一個又一個難關。
　　
　　　　　
　　在物理學界的“江湖”中，彭桓武成名極早。他天資聰穎，15歲便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不到20歲又進入清華研究院深造，曾與王竹溪、林家翹、楊振寧一起被稱為“清華四杰”。1938年，彭桓武又遠赴海外，在人杰地靈的愛丁堡，成為當代理論物理學大師波恩的第一個中國弟子，與“原子反應堆之父”費米、“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等科學界的精英師出同門。在波恩門下，彭先生廣泛研究了晶格動力學、分子運動論，涉足場論、固體物理等多個領域，先是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并與海特勒、漢密特在都柏林高級研究院對宇宙線現(xiàn)象作了較系統(tǒng)的解釋，創(chuàng)造了以三人姓名首字母命名的HHP理論。隨后，彭桓武又回到愛丁堡大學，獨立開展研究，于1945年又獲得了科學博士學位。同年，他以量子力學與統(tǒng)計力學的一系列探索性工作，與波恩共獲愛爾蘭皇家學會的麥克杜格爾·布里斯班獎。并應邀出席了在劍橋大學召開的戰(zhàn)后第一次基本粒子會議，在科學界擁有了自己的位置。
　　才華橫溢的彭桓武在海外同人眼中因其自然灑脫而廣受歡迎。海特勒后來在回憶都柏林高級研究院生活時說：“同事中最受熱愛的一個是中國人彭桓武”，“經常的興致結合著非凡的天才，使他成為同事中最有價值的一個�！迸砘肝湟苍�用“浪漫鯤鵬莊子夢，芬芳蘭蕙屈原風”的詩句浪漫地描繪出內心對自然灑脫的向往。
　　然而，在報效祖國之時，彭恒武卻是拳拳赤子，豪情盡顯。在海外，他心中一直渴望著回到闊別多年的祖國。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一結束，他便和在法國的錢三強相約，回國后聯(lián)合志同道合的人干一場，讓祖國借助原子時代的科學技術強盛起來。當時，回國的船票很緊張，湊巧彭桓武一個同學正在英軍服務，于是他走英國海軍的“后門”，于1947年底搭英國海軍軍艦踏上回國路。1948年，當愛爾蘭皇家學會選他為會員時，彭桓武已經在云南大學執(zhí)教了。
　　彭桓武認為：“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要理由，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學成歸國嘛!”平靜的語言顯出豪邁的情懷，淡然與豪情在彭桓武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統(tǒng)一。
　　1949年，彭桓武來到已經解放的北京，在葉企蓀教授家里，他和錢三強重逢了。錢三強興致勃勃地告訴彭桓武：“中央準備成立一個人民的科學院，如果我的意見被采納，就能成立一個近代物理所�！�
　　“這回，咱們可以干起來了！”彭桓武躍躍欲試。
　　彭桓武和錢三強商定，先從教育開始，解決物理學人才匱乏的問題。他回到母校清華大學，在國內第一次開設了正規(guī)的量子力學課程。1960年的夏天，蘇聯(lián)突然背信棄義，撕毀協(xié)議，撤走專家，致使我國的核武器研究陷入停滯。緊要關頭，彭桓武毅然放棄已經熟悉的領域，走進核武器這個神秘的領域，全身心地投入到我國核武器的理論攻關中。回顧當年的心情，彭桓武坦然地說“這件事情總要有人來做，國家需要我，我就來了�！弊匀慌c豪情在他身上的統(tǒng)一悄然再現(xiàn)。
　　在核研究領域，彭桓武先生的傳說頗多，他的道德文章堪稱一流，數(shù)學計算從來不需要助手。他是詩社的活躍分子，同行尊稱其為“彭公”，被譽為“影響了整整一代理論物理學家的宗師”。
　　當初，彭桓武和王淦昌、郭永懷三位國內一流的科學家臨危受命，三天內到第二機械工業(yè)部核武器研究所緊急報到后不久，周總理在中南海西花廳親切接見了他們。總理問：“彭桓武，你過去見過原子彈嗎?”
　　“誰見過那玩意兒呀!”彭桓武用地道的東北話老實地答道。
　　“你以前懂不懂原子彈?”
　　“誰懂那玩意兒呀!”
　　“彭桓武呀，這可是嚴肅的政治任務呀!”
　　總理提醒彭桓武，也許是因為看到他的回答比較隨意，其實在這隨意的后面彭桓武早已作出扎實的準備和辛苦的付出。朱光亞曾說過：“彭桓武沒調來之前就開始出主意了，那時，我們經常到原子能所去找他請教……”
　　許多年后，當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氫彈在西北大漠震撼世界的時候，功勛卓著的彭桓武仍對總理的話記憶猶新：“我一直沒有忘記那句話：‘這可是嚴肅的政治任務呀!’”
　　在核武器研究中，彭桓武負責的每項工作幾乎都是開創(chuàng)性的。由于國外嚴格保密，核武器研究中許多重要的物理現(xiàn)象、規(guī)律以及計算方法都要依靠我們自己研究掌握。其細瑣和艱難非常人可以想象。
　　彭桓武建議核武器理論的攻關者們每個星期一的上午召開專題研討會。卓有成就的著名科學家和初出校門的后輩聚在一起，對難題“會診”，各抒己見。他的淡然風格營造出積極的學術氛圍，這里沒有年齡與資歷的差別，只有對科學真理的平等探討。會議室的黑板上，是大伙兒疾思走筆的場所，一個個公式寫上去又被擦掉，一個個計算結果得出后又被否定，誰有道理就聽誰的。
　　灑脫自然的彭桓武從不以大科學家自居，始終平等待人，實事求是地研究問題，不懂就問。他一直認為，研制原子彈離不開集體的智慧和力量。他特別器重和喜愛年輕人，深知他們?yōu)橛嬎忝恳粋�參數(shù)要付出多么大的努力。當發(fā)現(xiàn)年輕人在某些方面考慮不周時，他就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有時在黑板前，寫出一大串計算公式，啟發(fā)年輕人的思路。他熱情鼓勵年輕人談出自己的看法，并從不同的意見中發(fā)現(xiàn)有價值的東西。他運用強有力的理論手段把復雜的方程組予以簡化，完成了原子彈反應過程的粗估計算，科學地劃分了反應過程的各個階段，提出了決定各反應過程特性的主要物理量，為掌握原子彈反應的基本規(guī)律與物理圖像起了重要的作用。
　　當時，雖然國家把僅有的科學院自制的電子計算機盡量保證讓他們使用，但計算尺和手搖計算機仍是“常規(guī)武器”。如此簡陋的條件下，難題被一個又一個地解開了�！案F人有窮人的辦法，想了些竅門”，“整個過程中，數(shù)學計算沒拖實驗的后腿。”看似簡單的話語，又寓多少豪情于其中啊!
　　1963年3月，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方案宣告誕生。
　　彭桓武主持的核武器理論設計也在后來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按照國家規(guī)定，這項一等獎的唯一的一枚金質獎章應授予名單中的第一位獲獎者。當所長給彭桓武送去這枚獎章時，他卻執(zhí)意推辭：
　　“這是集體的功勛，不應由我一人獨享�！�
　　“不，彭公，這是國家的規(guī)定，請您一定要收下�！�
　　略為思索之后，彭桓武接過了獎章：“好，既然這么說，我就先收下，”但是他接著說，“現(xiàn)在這枚獎章已經歸我所有了，我就有權來處理它，請您帶回去，就放在研究所，送給所有為這項事業(yè)貢獻過力量的人們吧！”
　　說著，彭桓武提起筆來，順手撕下一張日歷，寫下這么兩句話：“集體、集集體，日新、日日新。”
　　有人曾問起這件事，彭桓武說道：“我不是謙虛，是事實，我們的核武器完全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剛開始，沒有誰懂得原子彈、氫彈，是靠集體智慧，集體攻關，集思廣益，我們才攻破了一個又一個難關……”
　　
　　14.與警衛(wèi)員抱著公文包殉職
　　
　　
　　作為新中國的一個普通科技工作者，特別是作為一名共產黨員，郭永懷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國早一天強大起來，永遠不再受人欺侮。
　　                                                  　　　
　　
　　郭永懷是和王淦昌、彭桓武一起來到核武器研究所的。提起這位科學家，人們都稱他有一顆金子般的赤子之心。
　　1968年12月4日，郭永懷在青海基地為我國第一顆導彈熱核武器的發(fā)射做試驗前的準備工作，在試驗中發(fā)現(xiàn)了一個重要線索。他要急著坐飛機趕回北京，可誰會想到，這竟是郭老與試驗基地的永別。
　　5日凌晨，飛機在首都機場上空徐徐降落。在離地面400多米的時候，飛機突然失去了平衡，偏離降落的跑道，歪歪斜斜地向1公里以外的玉米地里一頭扎了下去。兇猛的火焰沖天竄起……
　　郭永懷的遺體被發(fā)現(xiàn)時，他身上的衣服已被燒焦大半。他和警衛(wèi)員牟方東緊緊地擁抱在一起，當人們費力地將他倆分開時，才發(fā)現(xiàn)郭永懷的那只裝有核武器資料的公文包安然無恙地夾在他們胸前。
　　中央領導震驚了，整個科技界震驚了！人們?yōu)檫@位慘遭不測的偉大科學家仰天頓足，扼腕垂淚！
　　錢學森十分沉痛地說：“一個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位世界知名的力學家離開了我們，生和死，就那么十秒鐘!”
　　戰(zhàn)友們并沒有辜負郭永懷的遺志，郭老犧牲后的第22天，我國第一顆熱核導彈試驗成功！
　　郭永懷烈士的妻子李佩教授回憶說，在國外的16年，郭永懷每天都在思念祖國，他常說作為一個中國人，最大的希望就是我們這樣一個大國早日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早日建設成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叭绻�郭永懷活著，他一定會為今天祖國的強大高興的。”
　　早在1940年1月，郭永懷和同學們到上海集合，乘船去加拿大留學。剛上船就有消息傳出，他們將在日本橫濱停船三日登岸“觀光”，并接受日本政府的簽證。面對這種羞辱，郭永懷和同學們無比憤慨，郭永懷說：“我寧愿不出國，也不能丟掉中國人的骨氣！”同學們一致決定，一不登岸觀光，二不接受敵國的簽證。盡管中英庚款基金會的英國董事威脅要取消他們的留學資格，22名同學仍義無反顧地集體攜帶行李下船，毅然返回了昆明。
　　同年8月，他們第三次在上海集合，乘坐蘇聯(lián)皇后號郵輪再度出發(fā)。經過28天的海上顛簸，來到了加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