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一章順江而下我是從重慶乘慢船順江而下來到涪陵的。那是1996年8月底一個溫熱而清朗的夜晚——長江上空星斗閃爍，漆黑的水面卻映不出微弱的點點星光。學校派來的小車載著我們，以碼頭為起點，蜿蜒行進在窄小的街道上。星光下，這座城市不斷向后掠去，顯得陌生而又迷離。
　　我們有兩個人,被派到這里教書，都十分年輕：　我二十七歲，亞當?梅耶二十二歲。我們對涪陵幾乎聞所未聞。我只知道這座城市的一部分將因新修建的三峽大壩而淹沒，還知道涪陵多年來都不對外國人開放。除此，我知之甚微。
　　半個世紀來，沒有美國人在這里居住過。后來，我在城里遇到一些長者，他們記得在20世紀40年代，亦即1949年解放前，這里有美國人生活過，但這樣的記憶又總是模糊不清。我們抵達時，這里還住著另一個外國人，一個德國人，在當?shù)氐囊凰�中學教了一個學期。但我們只見過他一次，等我們安頓下來沒多久，他就離開了涪陵。從那以后，我們就成了這座小城中僅有的兩個外國人。涪陵約有二十萬人口，根據(jù)中國的標準，這是一座小城市。
　　涪陵沒有鐵路，歷來是四川省的貧困地區(qū)，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會去。在隨后的兩年，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
　　我們到校一周后的某天，學校所有的人都在大門口參加了集會。那個暑假，一個由學生和老師組成的小分隊從涪陵步行到了延安，那是位于陜西省北部的前革命根據(jù)地�，F(xiàn)在他們即將返回學校。
　　當時正值紀念長征六十周年。所謂長征，是指在其國內戰(zhàn)爭中，毛澤東領導的紅軍在幾乎要被國民黨消滅的關鍵時刻，所進行的長達六千英里的長途跋涉。共產(chǎn)黨人克服重重困難，越過中國西部的群山和戈壁，行軍至一個安全地點。之后，他們從延安開始，穩(wěn)步地積蓄力量，直到最后讓革命席卷整個中國大陸，將國民黨趕到了臺灣。
　　整個學期，學校開展了很多特別的活動來紀念長征。學生們要上關于長征的歷史課，要寫關于長征的文章，在12月份還組織了一次長征歌詠比賽。為了參加長征歌詠比賽，所有的系都花了數(shù)周時間排練歌曲，然后在大禮堂演出。因為長征題材的曲目有限，所以許多參賽歌曲都是一樣的，這就使得評委打分有點為難。同樣讓我搞不懂的是，由于演出服裝數(shù)量不足，也只能像曲目一樣由大家共享。歷史系表演的時候，穿著干凈的白襯衫、打著紅領帶，光彩照人。然后他們走下臺，迅速地把襯衫和領帶換下交給政治系的學生。政治系的學生穿戴完畢，沖上舞臺，把別人剛剛唱過的歌曲再唱一遍。到晚會結束時，襯衫已變得汗?jié)n斑斑，每一位觀眾都聽熟了所有的曲目。音樂系獲勝了，像以往一樣，英語系排名倒數(shù)。在學校舉辦的各種比賽中，英語系從未獲勝過。沒有以長征為題材的英語歌曲。
　　暑期的延安徒步行并不是比賽，但涪陵小分隊的返回卻是整個長征紀念活動中最重大的一件事。隊員們在炎炎烈日下行走了一千多英里，到最后只有十六個人堅持了下來。其中有十三個學生，兩名教師：　中文系的黨支部書記和數(shù)學系的政治輔導員。另有一位職位不高的管理人員，步行到中途就哭了鼻子，但最后還是因為有恒心和毅力在當?shù)夭┑昧撕迷u。所有的隊員均為男性。有些女生也想一同參加徒步活動，但學校認為，長征不適合女生。
　　在集會的前一周，學校的李校長去西安見了參加徒步活動的學生，因為在那艱難跋涉的最后階段，他們遇到了麻煩。
　　“學生們出了點問題，”當我問及怎么回事時，英語系的系主任傅木友說，“我估計，可能是他們隨身帶的錢用光了�！笔聦嵈_實如此——盡管有涪陵一家生產(chǎn)宏聲牌香煙的卷煙廠資助，他們還是用光了所有的現(xiàn)金。為了紀念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歷史，遠行一千英里，來到延安，卻以破產(chǎn)告終，這種特別的紀念方式讓我驚訝萬分。
　　不過李校長早就把他們解救出來了。所以，現(xiàn)在所有的學生都匯集到校門口的廣場上。這是一所規(guī)模不大的師范�？茖W校，成立于1977年，學生只有兩千人左右。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的教育體系破壞很大，這所學校是在那以后成立的院校之一。在中國的高等教育體系中，這種師專學校差不多位屬末流。花三年修完課程，學歷低于大學本科，幾乎所有學生都來自四川的農(nóng)民家庭。畢業(yè)之后，他們要回到家鄉(xiāng)，在偏遠的中學里當老師。
　　對許多學生——尤其是新生——而言，這所學校叫人興奮不已。校園與涪陵主城區(qū)隔烏江相望，很少有學生曾在如此大的城市附近居住過。每到周末，學校就有電影、競賽、舞會。時常也有像歡迎長征徒步隊員的那種政治集會，學生們總是在廣場附近地區(qū)集合，鬧哄哄地翹首以待。
　　八位女生穿著白色短衫和黑色裙子，斜掛著印有校名的紅色綬帶，在大門口以立正勢站著。她們被稱作迎賓小姐，是從學生中精挑細選出來的。幾位迎賓小姐全都個子高挑，長得十分漂亮，但臉上看不到一絲笑容。在正式場合，她們代表著學校，站姿標準，步態(tài)優(yōu)雅大方，為大人物們端茶倒水。
　　關于涪陵，我還聽說過一件事：　這里的女子因貌美而聲名遠揚。至少在成都的漢語課上，他們是這樣給我講的。其中一位老師是東北人，她是一位纖弱的女性，顴骨很高，說起話來輕言細語。哪怕是在炎炎夏日，她也會用雙手捧著一只茶杯，仿佛藉以取暖。我們叫她尚老師，盡管從未去過涪陵，但她十分肯定地說那里的女子長得很美。
　　“因為那兒的山和水，”她說，“有山有水的地方都出美女�！�
　　在成都我碰到過一位涪陵人，她也給我講了同樣的事情。“但那兒的人有時候脾氣不好，”她提醒我說，“因為那兒天氣太熱，而且山很多�！蔽医�(jīng)常聽到類似的說法，這表明中國人對待自然環(huán)境的態(tài)度與外國人截然不同。當我看到那些呈梯狀的小山包，注意的是人如何改變土地，把它變成了綴滿令人炫目的石階的水稻梯田；而中國人看到的是人，關注的是土地怎樣改變了人。剛到學校的那幾天，我總在想這個問題，尤其是因為我所有學生的成長都與這片土地緊密相連。我很想知道，四川這種地勢崎嶇不平的自然環(huán)境怎樣影響了他們。同時，我也不知道未來的兩年里，這會對我有什么樣的影響。
　　首先到達的是涪陵市的市長。他乘坐一輛黑色奧迪來到學校大門口，一踏出車門就對熱烈鼓掌的學生頻頻揮手致意。當?shù)氐碾娨暸_也來人了，正對著這位在9月的炎熱中噓噓喘氣的身材矮胖的人錄制新聞。他快步穿過廣場，來招呼亞當和我，同我們握手，歡迎我們來到這座城市。
　　我們在涪陵參加的大大小小活動中，第一件事總是這樣——歡迎新來的美國人。在長征集會那天，我們原本要去郊游散步，因此極隨意地穿著短褲和T恤，只是出于好奇才停下了腳步。穿戴不得體地出現(xiàn)在那種場合，真是十分愚蠢的錯誤，我們早該明白這一點。因為我們知道，如果不想成為被注目的焦點而只是旁觀，很難。
　　長征徒步行的隊員們到達時，學校的大喇叭里響起了愛國歌曲。他們穿著白色的T恤衫和迷彩服，顯得疲憊不堪，臉上胡子拉碴，肩上掛著用舊的軍用帆布包。領頭的隊員手舉一面褪色的紅旗，走在迎賓小姐身后，紅旗上印有校名和宏聲卷煙字樣。迎賓小姐分成了兩列，每列四人，齊步行進，頭不搖晃，目視前方，手臂大幅擺動。其他隊員帶著自豪和驕傲的笑容向人群揮手，成單列跟隨行進。大家鼓著掌，跟在他們身后進入了大禮堂。那兒掛著一幅標語，上面寫著：　熱烈歡迎涪陵師專該校2001年更名為涪陵師范學院，2006年更名為長江師范學院。——譯者宏聲卷煙萬里長征徒步考察隊勝利歸來!亞當和我彎腰低頭坐進了禮堂后面的位置，以期不引起別人的注意。坐在我們周圍的學生低頭耳語，并轉過頭來盯著我們看。這種注意一下子就擴散開去，不一會兒，禮堂里的每一個人都伸長了脖子看我們兩個——我們則在座位上壓低身體，把休閑帽使勁拉下來遮住臉部——很快，竇副校長走上前來，領我們坐上主席臺。他實在是無可奈何，不然觀眾的注意力就要全部分散到我們這邊了。這也是我們經(jīng)常被要求去參加當?shù)匾恍┗顒拥脑�因之一：　這種方法能夠確保引起人們的注意，簡便易行。
　　我們被安排和市長、黨委書記以及其他干部坐在一起。我們坐下的時候，人群中發(fā)出高聲的歡呼，長征徒步行隊員們也鼓起掌來。迎賓小姐給我們端上了茶水。我低著頭，努力想把兩條光腿藏到桌子底下。干部們作了講話，表揚了長征徒步考察隊的隊員們，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正在紀念的那段歷史。所有的講話都十分震撼有力，就像在那些描寫政治強人的老電影里看到的情景一樣，而竇副校長的講話更是無人匹敵。他是個五十多歲的小個子，體重五十多公斤，身體瘦削，臂膀單薄。但他用起麥克風來卻得心應手——起初的聲音極為柔和平緩，就像一個老師在對一群孩子說話；繼而提高音量，慢慢加快了手勢，纖細的雙手對著人群揮舞，似在責備他們；最后則是聲若洪鐘，雙臂凸鼓，兩眼放光，喇叭轟響，講的人和聽的人此刻平等了，結成了同志、愛國志士、人民的公仆。人們起立喝彩，雷鳴般的掌聲響成一片。
　　我聽他提到了亞當和我的中文名字——梅爾康與何偉，并宣布我們受“美中友好志愿者”組織的派遣來到涪陵。人們又一次歡呼起來——我們現(xiàn)在是同志了，一起為人民服務，建設祖國——長征徒步行的隊員們自豪地站起身來，每個人的胸前都由干部們戴上一朵綴著紅絲帶的塑料花。有人遞給我一朵這樣的塑料花，又有人向我指著一位正在臺前等待的長征隊員。他微笑著彎下腰來，熱情地同我握了握手。我向他表示歉意，并很快地為他戴上了塑料花，以期減少我穿著短褲的曝光時間。人們又一次歡呼雀躍起來，我向他們揮手致意，人群中再次響起了熱烈的掌聲。我坐了下來，感到臉在發(fā)燙。
　　儀式結束后，人們一起合影紀念這次集會。從照片上看，長征徒步行的隊員和干部們顯得極為自豪，分三行站立，排列整齊，褪色的紅旗飄展著，頗有久經(jīng)沙場的革命隊伍的風范。隊員們穿著干凈的白T恤，胸前佩著塑料花，飄著紅絲帶。他們的臉上沒有笑容。最重要的幾位干部在前排與我和亞當站在一起，竇副校長和韋書記的臉上幾乎看不到一絲笑容，我們也笑得極為勉強。亞當穿著涼鞋，我則穿了一件灰色的舊T恤，我們赤裸的大腿與一排整潔的褲子相比極不相稱。其他干部臉上也沒有笑容。照片中沒有女性。
　　兩年后，我回到美國，把那張照片拿給朋友們看，想給他們講講這件事情。但從哪兒講起呢？向他們解釋為什么“文革”后的大學要紀念長征，難度不亞于給他們講解山坡如何被改造成梯田。最后，我只好這么說，這就是我們學校的政治集會，我們能參加是個意外，因為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區(qū)，共產(chǎn)黨的集會大多不歡迎和平隊員。我只能講到這里——那就是我這張照片的故事。
　　當然，整個事情并沒有那么簡單。我是和平隊的志愿者，但又不全是；中國是共產(chǎn)主義國家，但也不全是。一切都不全是看上去的那樣，就像我在涪陵開頭的那些日子，什么都不確定，仿佛總有半步之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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