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為著名批評家李長之先生探討中國文化走向的文章集。由五四運動、儒家傳統(tǒng)、大學精神等問題切入,所涉皆為文化認知與建設的宏旨大義,著眼于中華民族的文藝復興。本書凝聚了長之先生的眼光與智慧,是以一個飽學之士理智的研究,加上愛國的熱情,又稍帶些許天真和浪漫來談中國的文化。
李長之(19101978),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長期任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代表著作有《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迎中國的文藝復興》、《苦霧集》、《夢雨集》、《陶淵明傳論》、《中國文學史略稿》、《李白》等。
自序
一、 論如何談中國文化
二、 國防文化與文化國防
三、 五四運動之文化的意義及其評價
附錄一:評《新理學》
附錄二:評《新事論》和《新世訓》
附錄三:評《新人生觀》
四、 中國文化運動的現階段
五、 中國文化傳統(tǒng)之認識(上):儒家之根本精神
六、 中國文化傳統(tǒng)之認識(中):古代的審美教育
附錄: 緬懷文化城的北平
七、 中國文化傳統(tǒng)之認識(下):中國人的人生觀之缺點
八、 文化上的吸收
附錄一:論翻譯工作
附錄二:《柏拉圖對話集》的漢譯 自序
一、 論如何談中國文化
二、 國防文化與文化國防
三、 五四運動之文化的意義及其評價
附錄一:評《新理學》
附錄二:評《新事論》和《新世訓》
附錄三:評《新人生觀》
四、 中國文化運動的現階段
五、 中國文化傳統(tǒng)之認識(上):儒家之根本精神
六、 中國文化傳統(tǒng)之認識(中):古代的審美教育
附錄: 緬懷文化城的北平
七、 中國文化傳統(tǒng)之認識(下):中國人的人生觀之缺點
八、 文化上的吸收
附錄一:論翻譯工作
附錄二:《柏拉圖對話集》的漢譯
九、 戰(zhàn)爭與文化動態(tài)
附錄:再論戰(zhàn)爭與文化動態(tài)
十、 精神建設:論國家民族意識之再強化及其方案
十一、輿論建設:論思想自由及其條件
十二、思想建設(上):論思想上的錯誤
十三、思想建設(中):大時代中學者應有之反應
十四、思想建設(下):論大學教育之精神
十五、新世界新文化新中國
附錄:
戰(zhàn)爭與時間觀念
保衛(wèi)“五四”、發(fā)揚“五四”與超越“五四”
論大學校長人選
中國人的人生觀之缺點
我常覺得我們的人生觀里好像是缺少了些什么似的。但這缺少的東西首先似乎不是唯物史觀,雖然這一名詞的輸入尚屬不久,而且還有不少人以為新奇。你看“人窮志短,馬瘦毛長”,這不是唯物史觀?只有像孟子那樣鋒芒太露(因此不為一般中國人所喜)的人才說“無恒產而有恒心,唯士為能”。我們似乎也不缺少適應環(huán)境及生存競爭的思想。你看“不怕官,只怕管;在人墻檐下,誰敢不低頭”,這不是適應環(huán)境的自白?再看“先下手的為強,后下手的遭殃”,這不又是生存競爭的口號么?
可是我仍覺得我們的人生觀里總是缺少了點什么。上汽車要搶,公家信封要偷,正式的開會要早溜,享樂的場所要占座,子弟入學要托人說項,沒人看見時在公眾地方(哪怕多么講究)要隨便吐痰……我慚愧,我列不周全。難道這些毛病沒有共同的根本原因嗎?
這些事誠然小,然而擴充下去,關系卻很大。上汽車要搶,于是時間可以浪費,工作效率可以減低;公家信封可偷,于是貪污不知伊于胡底!其他勇于享樂,怯于負責,愛使面子,只圖自便等等,不能不說是都可以影響建設,而且是會動搖國本的。
但我并不因此而就對于中國的一切表示悲觀。任何壯士也免不掉生;問題只在有病而不自諱,并且趕快就醫(yī)。我今試談我們民族的病,目的是為恢復健康。
我們的病源到底何在?我不想輕輕地委之于環(huán)境,因為我相信大多數人也還有反省的誠意,也還有改造自己的勇氣與信心,所以我不妨把這病源派給我們自己。
我首先告訴大家一句摸不著頭腦的話吧,我們的病源是在我們自來都是一些“唯名論者”。這個名詞,是我借用自歐洲十四世紀的經院哲學的。唯名論的要點是只承認“殊物”的真實,而不承認“共相”的存在,說共相不過是空名。和唯名論相對的是實在論;實在論者則說共相才是真實的,用術語說,就是共相存在于殊物之先。
話說得通俗一點,實在論或實在主義近于理想主義,唯名論或唯名主義近于現實主義。就歐洲各國看,英國很近于唯名主義,德國很近于實在主義。就中國和西洋看,中國一般的思想都是偏唯名主義的;西洋一般的思想都是偏實在主義的。
假若這兩個名詞只是關系中古時期的宗教哲學,我們大可不問;即使退一步,只關系哲學課本上的用語,我們也可以漠不關心。然而不然,這乃是關系世界觀、人生觀的一種根本分野;它支配著我們的一舉一動,甚或影響于我們的命運。我們因此不能不問。
我知道大家對我所說的話還摸不著頭腦。我不妨說得再具體,再直率些。我的意思是:我們的眼光多半只注射在現有的特殊的個別事物上,不曾超乎這些現有的特殊的個別事物,而傾注在一個更高更大更統(tǒng)一的對象上。
比方就學問來說,獻身于自己所治的學問,生死以之;點點滴滴的貢獻,都覺得是增加到那種客觀的廣大的學問世界里去;自己的榮辱不問,自己的利害不問;堅信學問不會中斷,即使個人的生命隨時可以喪失;堅信學問不會不進步,即使自己的研究毫無成績這種精神就是實在主義者的精神。試問中國人有沒有?我們很少重在那個超乎個人的更高更大而更統(tǒng)一的對象學問上。我們卻只重在一些參加這門學問的特殊的個人的身上。所以在中國治學是重家法與師承。學問是公的,如何能為某家某師所獨有?重心既在個人,不在超乎個人的學問,所以人亡而學問亦亡,許多學問是成“絕學”了,許多技能是成“絕技”了,后人只好從頭再在暗中摸索,眼看著西洋的學術思想和技術卻都日新月異地在合作之下進步了!只因為我們重人而不重學,重特殊的自我而不重天下為公的對象,所以結果如此。
再比方說,講事業(yè)。最大的事業(yè),都非有殉道者的精神是不能成功的。殉道者的精神就是只看見“道”,而不注重在“道”之下的任何個人,以及關系個人的任何事件?墒侵袊酥v三不朽,是講立德、立功與立言。立德是某人立德;立功是某人立功;立言是某人立言。這樣的德,這樣的功,這樣的言,不也太小了么?在這種歷史的小圈子里打滾的人,又有什么可以沾沾自喜的呢?
中國人講孝道,起頭是“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終結是“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這種道德觀念,只如限對個人的具體的某父某母負責的。西洋的道德觀念比較上就廣泛一點。在《柏拉圖對話集》中,有一篇敘述蘇格拉底不主張?zhí)颖車痰脑,其中曾有這樣一段:“豈因國法有加害于汝之道,爾遂有破壞法律顛覆邦家之道乎?嗟爾至德之士何以自解于此?以爾之明哲,焉有不知邦家之莊嚴神圣,神人共欽,遠勝于父母祖先者;又焉有不知雖在憤怒,仍當溫恭事之;事國之忠敬,甚于嚴父,納諫不聽,即唯有無違之一道者?仍至受其刑罰,若笞若囚,亦當默而忍之!”其對國法之絕對服從,殊不減于中國人所講的孝道。但國法是什么?邦家又是什么?這些都是超乎個人或個人事件的,更大更高而更統(tǒng)一的對象!中國的道德觀能與此相較么?
關云長為什么在華容道上放了曹操?只因為他個人的知己之感!但是國法呢?軍令呢?國家的前途呢?他竟一律不問。這是一個典型。
徐寧為什么上了梁山?只因宋江已使戴宗和湯隆二人去把他的老小都搬來了。盧俊義誠是英雄,但也不免要說:“頭領留盧某不住,何不便放下山?實恐家中老小,不知這般消息!边@又是一個典型。請問他們是否真正厭惡強盜?如果老小確是這般重要而有敵人也把他們的老小擄掠去了,豈不是雖做漢奸也可能嗎?這種思想多么危險!他們何以不能夠把情感傾注在那更高更大而更統(tǒng)一的對象上面,卻只戀戀于單個個人關系的老和。
中國人的愛情亦然。我常覺得中國人只有色情,沒有愛情。因所謂愛情也者,也是要把情感傾注在一個超乎個人的對象上,所以其中有詩,有狂,有醉,但也有偉大的圣潔的神秘力量。中國人的愛情卻還不離自己享受的圈子,只為自己,不為對象;即使是為對象,亦只為其一部分的身體,而不是為超乎個人關系的理想。這是低級的享樂。這是占有欲。唯物的色彩太濃,賈寶玉之吃胭脂,便又是典型了!
推而至于中國人的人性觀和女性觀,亦莫不然。中國人除了孟子以外,很少人真正主張性善,多半是搖著頭說“人心不古”或“人心叵測”的,可是他們誰都有些張三李四之類的親戚朋友,覺得還是可以引為知己的!在西洋則不同。例如朵斯退益夫斯基,據批評家迷列考夫斯基說,是最憎惡與人來往的,但他對于人類全體則仍熱愛。中國男人對于女性,一般地也是表示著憎惡與藐視,然對特殊的某一女性,卻只知有愛,和捧!西洋人又不同。據說那位常為一般女性而呼吁的易卜生,遇有單個的女性向他道謝時,他卻又以“作詩”自解!總之,中國人是只看見個體,否認共相;西人則是肯定共相,輕視個體。西洋人所看重的是一個全體性的理念,中國人所看重的是具體的此物與彼物。
因太看重此物與彼物,以為真實僅在于此,所以不會為著理想而奮斗。在特殊的個體中間,最可靠的當然便是自己。所以個人主義和自私自利的觀念,勢必至于統(tǒng)馭了一切,這就是偷信封,搶汽車,占座位等等百病之源。
為什么有這一種病源?關系的方面很多。首應提及的是我們所過的生活,一向是種農業(yè)社會的生活,一般人都可自給,自足,自立,而又缺少需要集體力量來克服的大敵。克魯泡特金之反對競存,主張互助,就是因為他看見有許多候鳥為著御寒而合作!昂笔撬鼈兊墓矓场?墒俏覀儧]有這個需要,于是不幸而只作了個人本位的鉤心斗角的生存競爭者了。我們點點滴滴的生活,都帶個人色彩,游戲是打牌與下棋,人自為戰(zhàn),同伴皆敵;口才僅是專對一人的游說,而沒有對大庭廣眾的演說。處在這種充滿著個人關系的生活方式之中,欲求產生一種超越的集體的觀念,自屬很難,獨善其身的生活,產生了各顧其私的觀念,各顧其私的觀念,又加強了個人色彩的生活;由因生果,果復變因,于是我們的病勢,不得不與日俱增!
我們只有迷信,而無宗教。宗教須有一個超越乎個人關系的抽象的神;但我們沒有。我們的生活是太散文化了,太沒有含蓄!
我們沒有不近人情的哲學。像柏拉圖所主張的理念,黑格爾所主張的理性,我們都沒有。所謂理念與理性,都要假定在那現實的此物與彼物之外,另有一種更高更大而更統(tǒng)一的對象,這對我們卻太格格不入了,因為它們太不近于常識!例外固有一些,但不能為一般人所了解。像朱熹所講的理,王守仁所講的心,都是很哲學的,但從一般人看來,卻是太空疏了,甚且不知所云。
我們的精神太現實,太反哲學,太執(zhí)著于單個的人(尤其是自己),太執(zhí)著于單個的物(尤其是一張一張的鈔票),夫何怪乎西學的各種哲學都不能合我們的口味,而只愿吸收些唯物主義呢?
我們是被現實的生活所膠著,個人的利害重擔所壓縮,哪有熱情!哪有理想!
在升平時代,個人主義的生活還可以做到“獨善其身”的地步,雖然即在道德的造詣上,成就也不見得甚高。沾滯于現實的態(tài)度,充其量,也不過能做到消極的“廉”。至于轟轟烈烈的犧牲,前仆后繼的運動,體大思精的學術,皆不出此。一遇到了危急存亡之秋,個人主義的生活方式,便是破綻全露了。唯如上面所說,中國人這種生活,既已源遠流長,根深蒂固,如今欲圖改造,自非推本窮源,直中要害不可。
我以為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提倡反功利的精神,提倡熱情,提倡理想,提倡犧牲。即使我們不能信有一個上帝,我們也得多接受些不近人情的西洋哲學才行。囿于個人利害的眼光,必須解放;低級的唯物主義,必須放棄。我們要看全體,不要看片面;我們要兼看共相,不要?词馕铩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我們尤須要從遼遠的古代招回;否則便使惶惶、熱情救世的孔孟二老在地下太寂寞并傷心了。
二十九年十二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