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可遺忘的苦難記憶
　　之所以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因為在當下中國思想界、學術界，有一種刻意美化“文革”歷史的傾向。有人就宣稱，“文革”是中國歷史，甚至世界歷史“最輝煌的一頁”，那些苦難都是知識分子虛構與夸大的，即使有苦難，也是推動歷史進步必須付出的“代價”；在有關的知青生活的回憶和文學作品里，也有人竭力用玫瑰色來描述那段歷史，過分地強調所謂“青春無悔”。這樣的對歷史血腥氣的著意遮蔽與抹殺，對在“強迫遺忘”的文化、教育環(huán)境里長大的中國年輕一代的欺騙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后果也是十分嚴重的。因此，今天，當事人的苦難記憶，說出歷史真相，是具有“拒絕遺忘，抗拒謊言”的現(xiàn)實意義的。
　　因此，我讀本書，最感驚心動魄的，是那些泣血的回憶：470名部隊官兵、83名大學生，“十八至二十三歲剛剛踏進社會的稚嫩青年，在當時狂熱高壓的政治氛圍里，為了政治口號而赴湯蹈火”，犧牲了寶貴的生命（白嘉薈：《殤痛牛田洋》）；1963年技術物理系的高材生聶永泰，因為被社會所不容，只能到高山雪原尋求心靈的慰藉，竟然被狼活活吃掉（陳煥然：《一朵溜溜的云》，景仁玲：《雪山淚》）；同樣是技術物理系放射化學專業(yè)的高材生李建宇，被下罰到山西汾西礦務局煤礦當“煤黑子”，而且因為“家庭出身不好”，被視為“從里到外都是黑的”狗崽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心靈折磨比肉體傷害更難忍受”（《李建宇：《我的“煤黑子”生活》》。這都是不容掩飾的血淋淋的事實。
　　問題是，這樣的從肉體到精神上摧殘人的生命，是當時的一個既定方針、政策。老五屆畢業(yè)前，有過一場關于分配方針的爭論。有同學提出“分配應該考慮專業(yè)對口”的要求，卻被執(zhí)掌權力的工宣隊斥為“修正主義分配路線”，公開批判說：“什么專業(yè)對口？就是要槍口對炮口，一切專業(yè)只對階級斗爭這個口！”（陳煥然：《一朵溜溜的云》）那么，什么是當時“階級斗爭這個口”的需要呢？其一，“文革”初期為了打擊官僚體系，放出了青年學生這些“小鬼”，讓他們大鬧中華。到了1968年，需要重建秩序，就需要收回“小鬼”。開始讓他們回到學校，此即所謂“復課鬧革命”。無奈“小鬼”們野性已成，還留在社會繼續(xù)鬧，只得干脆把他們全部趕到農(nóng)村去，讓這些“小鬼”分散在如汪洋大海的農(nóng)村，再無聯(lián)合造反的可能。其二，這是實現(xiàn)民粹主義理想的需要：不僅將農(nóng)民、農(nóng)村理想化，更把知識分子視為打擊，甚至消滅的對象，因此，他們不僅號召中學生“上山下鄉(xiāng)”，把大學生發(fā)配農(nóng)村、工廠，而且也把教師、老知識分子都打發(fā)到“五七干�！眲趧痈脑欤哼@是一個全面地、有目的地、有組織地改造與消滅知識分子的大戰(zhàn)略、大計劃。當時，姚文元發(fā)表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便是這個思想路線的典型文本。本書編者把老五屆和他們的老師都稱為具有“原罪”的“末代臭老九”（奚學瑤、張從：《韶華如水憶逝年》），是點出了要害的。他們的意圖就是要一舉而最后消滅中國的知識分子。這是一個完全自覺的反知識分子、反知識、反文化的運動。這樣，本書的“苦難記憶”，大學生發(fā)配到底層，遭遇到從精神到肉體的無情摧殘，就絕非偶然，也不是具體執(zhí)行者的道德、水平問題，而是一個根本性的指導思想和體制的問題。
　　這里，我還想就個人的經(jīng)驗，作一個補充。前面說過，我比老五屆的同學要早十年到基層接受改造。而我感受到的“改造”，其可怕之處，不僅在肉體的傷害和精神的折磨，更在心靈的控制，把專制的邏輯滲透到你的靈魂深處，在“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贊嘆，撫摩，陶醉”，成為“萬劫不復的奴才”（魯迅語），久而久之，“知識分子必須改造與消滅”，就成了知識分子自身的自覺要求。這樣的主動的、心甘情愿的受迫害、被奴役，才是真正殘酷的。因此，我說過：“在我的苦難記憶里，最不堪回首的一頁頁，全是關于在外在壓力下，內心的動搖、屈服，以至叛變，自我人性的扭曲、丑惡，以至變態(tài)……這樣一些慘不忍睹的記錄，我無法抹去這一切，它夢魘一般壓在我的心上，無時無刻咬嚼著我的靈魂�！保ㄥX理群：《苦難怎樣才能轉化為精神資源》）
　　這一切，怎么能夠隨意、輕率地遺忘！我們年輕時候流行一句話：“忘記，就是背叛”；如果遺忘了這一切，不僅背叛了當年的犧牲者，更背叛了我們自己的青春年華。李建宇同學說得好：我們必須追問“誰之罪”，“希望這種噩夢不要重演”（李建宇：《我的“煤黑子”生活》）。這就必須從觀念上到體制上進行深刻的反思，也要反省國民性的弱點，以及我們自己的責任。導致悲劇的觀念、制度不變，悲劇就會重演。要知道：當我們遺忘了“狼活活吃掉大學生的時代”，以至今天的年輕人已經(jīng)不相信曾經(jīng)有過這樣的年代，這就意味著那個時代正在回歸：今天，各種形態(tài)的“狼吃人”的悲劇，難道還少嗎？
　　二、不可遺忘的精神堅守
　　歷史總是兩面的：有壓迫，就有反抗；有消滅“臭老九”的險惡用心，“臭老九”也必要堅守自己的知識分子傳統(tǒng)。對于從來就懷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的“北大人”，就更是自覺。記得我自己在貴州改造十八年，即使是在大饑荒與“文化大革命”的大混亂的年代，就從來沒有動搖過對知識的追求和“知識就是力量”的信念和信心。我讀本書，最感欣慰，也最為感佩的，也是老五屆同學和我一樣的堅定信念和堅守。聶永泰同學之所以讓我們永遠懷念，不僅是因為他那“葬身狼腹”的悲劇凝結著歷史的血的教訓，更因為他身上那股永遠不改、永不放棄的知識分子的“臭氣”和“傻氣”：“不注重世俗的人情世故和關注生存發(fā)展的關系”，只是“執(zhí)著亡命地不斷追求”知識，“除了追求學問，他從不妨礙別人，雖然面對艱苦嚴峻的環(huán)境，仍然毫不消極”，可以說，他是因為這樣的堅守，才被狼，也被社會吞噬的。陳煥仁同學說“他的英魂變成了跑馬山上那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永遠地留在了康藏草原”（陳煥然：《一朵溜溜的云》）；他更永遠留在我們每一個北大人的心里。
　　而且這樣的堅守，不是聶永泰一個人，而是老五屆一代人。像馬云龍同學，一輩子都堅持“腦袋里亂想，嘴上亂說”的北大人的“壞德行”，在“文革”中因此被關押了四年；改革開放以后從事新聞工作，又因為堅持說真話，而“兩次被辭職，一次自動辭職”，始終“不合時宜，不合領導胃口”，卻從不知悔（馬云龍：《票友人生》）。像俞肇智同學，被下放到江西一所縣中學，仍不改天不怕、地不怕的老脾氣，受到學�！巴粱实邸钡恼_陷，就拍案而起：“陳伯達都敢反了，你這個小小的劉××算何東西！”不料想，從此與劉××和整個地方獨立王國結仇，在“文革”中被批斗一千場不說，“文革”結束后，他要報考研究生，也被百般阻撓，他不屈不撓抗爭到底，終于大難不死，逃出虎穴，還是一副毫不在乎的樣子（俞肇智：《突破重圍》）。大多數(shù)同學即使沒有什么“出格”的行為，但如奚學瑤同學所說，雖然歷經(jīng)磨難，也沒有被社會“完全鞣熟”，依然“保持學生時代的正義感、朝氣和銳氣”，到了晚年，“無官薄祿”一身輕，“當年豪氣換來兩袖清風，一絲慰藉”（奚學瑤：《旅痕》）。而有些北大“奇人”，更以其多才多藝，不竭的創(chuàng)造力，在晚年習武練舞，演奏琵琶，騎車游遍全國，創(chuàng)造了“輝煌的黃昏”（馬以釗：《琵琶弦上說相思》，孔繁鐘鑫：《十年磨一劍》，以及曾軍、蔡華江的壯舉）。記得我們前后幾代人，都熟知前蘇聯(lián)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那段關于“如何度過人的一生”的名言；現(xiàn)在，到了走向人生最后一程的時候，我們這些老北大人，也可以這樣總結自己的一生：“在逆境中抗爭，在順境中奮發(fā)”，我們也做到了“無悔一生”（奚學瑤、張從：《韶華如水憶逝年》）。
　　我還想談談老五屆北大人的這種堅守，在北大校史上的意義。我發(fā)現(xiàn)，以往的校史研究，包括我自己的研究，都限于北大師生在校期間對北大傳統(tǒng)的繼承與創(chuàng)造，而較少關注“出校以后”對北大傳統(tǒng)的堅守與發(fā)展。其中一個具體原因，就是學生畢業(yè)以后，就處于分散的個體狀態(tài)，難以有整體的關注與描述。在這個意義上，就顯示出北大老五屆的特殊性：他們是北大歷史上唯一在離開北大以后，依然保持了某種“群體性”特征的，如前文所引述，本書的編者是將老五屆命名為一個“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識分子群體”的。在“特殊的時代”里，他們遭遇的“群體性磨難”和群體性堅守，就構成了北京大學歷史上堅苦卓絕的一頁（奚學瑤、張從：《韶華如水憶逝年》）。在我看來，像聶永泰同學以及其他一些同學的命運與精神，以及他們所代表的北大老五屆對北大傳統(tǒng)的堅守和發(fā)展，是應該進入北大校史的歷史敘述的。
　　三、不可遺忘的底層體驗
　　我在閱讀本書時，特別注意到一個細節(jié)：李建宇同學回憶說，他被發(fā)配為“煤黑子”，盡管是“閻王”（各級領導）和“小鬼”（積極分子）的“肉中刺”，卻得到了隊里工人的善待，他們“不大關心政治，不具備有文化的人那么高的政治覺悟，對偉大領袖沒有表現(xiàn)出那么多的熱愛，對階級敵人也沒有那么多的痛恨”，“他們不會落井下石”，“你干活遇到困難，他們會不聲不響地過來幫你；你身處險境，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搶救你”。正是這些“真誠、善良”的底層民眾幫助他們稱為的“北京家”度過了人生險境（李建宇：《我的“煤黑子”生活》）。這就是我在研究右派的遭遇時所發(fā)現(xiàn)的：“無論政治的統(tǒng)治力量多么強大，在底層的父老鄉(xiāng)親那里，還是自有衡人看事的標準，即人們通常所說‘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桿秤’�！北M管各級領導都把知識分子視為“臭老九”，普通礦工還是把李建宇這樣的大學生，看作是“北京家”，是“落難”而下放到他們這里的，因此也就按照“善待落難人”的民間倫理，用最大的善意對待他。這就意味著，即使是把階級斗爭發(fā)展到極致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善待人”的民間倫理，仍在底層社會發(fā)揮作用，并神奇地保護了體制的“敵人”，有人執(zhí)意要消滅的“臭老九”。在這個意義上，底層社會的民間倫理，就構成了“體制的控制的反力，對體制統(tǒng)治的有效性形成無形的破壞和削減”（錢理群：《“活下去，還是不活？——我看紀錄片《〈和鳳鳴〉》）。這大概是體制懲罰“末代臭老九”，將他們趕下基層接受“改造”時，所未曾料到的：反而為這批老五屆的大學生提供了一個接觸與了解底層社會和人民的機會，他們由此而獲得的新經(jīng)驗、新體驗、新認識，是體制所控制不了的。
　　奚學瑤、張從同學說得好：“歪打正著的是，我們從堂皇的學術殿堂，沉入艱辛的社會底層，與底層民眾零距離接觸，知道了他們的所愛、所憎、所愿、所求，知道了民間疾苦，與他們交了朋友，從而深層次地了解了中國，了解了人民大眾，變得不那么書生氣了�！保ㄞ蓪W瑤、張從：《韶華如水憶逝年》）這里談到的底層經(jīng)驗，對于北大人或許是更為重要的。
　　盧達甫同學在他的回憶中，提出要“放下這沉重的北大精神包袱”，并進一步提出“還是放棄北大的貴族意識，做一個平民，也許活得更快活更充實更輕松”（盧達甫：《老五屆大學生》）。這就涉及“如何看待北大人及其傳統(tǒng)”的問題，引起了我的討論興趣。北大人無疑是有精英意識的，前面提到的“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就是這樣的精英意識。在我看來，這樣的責任感、使命感，以及追求“最高最好最強”的高遠目標、理想，開闊的視野，等等，都構成了北大精神傳統(tǒng)的重要方面，也是彌足珍貴的。但不可忽視的是，這樣的北大精英意識也是自有弱點的，最主要的，就是容易將自我懸空，脫離現(xiàn)實，脫離普通民眾，也容易形成“眼高手低”，甚至“志大才疏”的毛病。因此，北大人需要從空中落到地上，用我這些年經(jīng)常和在校北大學生交談時的話來說，就是要“認識腳下的土地”，和中國土地上的文化和人民建立起生命的血肉聯(lián)系。這是北大人在自我成長過程中必須完成的“功課”。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要因此而消弭精英意識，而是要在其中注入對國情、現(xiàn)實的深刻體認，注入底層理解與關懷，也就是將精英意識與平民意識有機結合起來，達到既“仰望星空”，又“腳踏大地”的新的精神境界。“文革”中將北大老五屆學生強制下放，如前文所分析，其目的是在消滅知識分子及其應有的精英意識，是歷史的反動；但它卻用這樣的扭曲的方式，逼迫北大人落到了地上，而且一下子沉入了社會最底層。這就在北大老五屆學生的精神上，既造成了極大的傷害與扭曲——這是絕對不能遮蔽、否認的事實；同時也使他們因此獲取了新的精神資源——這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李橦同學在回首往事時說得很好：“盡管我后來漂洋過海，到美國當了假洋鬼子，盡管農(nóng)村那段教書生涯的細節(jié)，我已經(jīng)漸漸淡忘，但是它對我的影響，已經(jīng)化入我的血液，進入我的機體，永遠成為我的一部分”（李橦：《我的農(nóng)村教師生活》），“命運雖然有時殘酷，但過去的時光都很美好，人生留給我們許多刻骨的回憶，都是自己的年華，都是財富，都很溫馨�！保ɡ顧H：《我是插隊大學生》）——他應該是說出了北大老五屆同學的共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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