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23年3月8日出生于河北省邯鄲的一個小房產(chǎn)主家庭。父親曾是鐵路員工，早年去世，母親是家庭主婦。我有一個大我5歲的姐姐和一個小我3歲的弟弟。我7歲時進邯鄲的小學讀書。1937年6月小學畢業(yè)，去保定參加考試，順利考取第二女子師范學校。正在看榜的時候，聽到有人大喊：“你們快回家吧！日本鬼子打到盧溝橋了！”我立即買了車票，坐火車回到邯鄲。
     兩天后，姐姐從北京趕回家來�！�…姐姐那時正在北京兩級師范學校讀書，受到進步學生的影響。盧溝橋事變發(fā)生，形勢急轉(zhuǎn)直下。姐姐從北京回家來跟母親商量，決定舉家往南逃難去。
     1937年10月，我們一家四人踏上了逃難之路。先是乘火車從邯鄲經(jīng)鄭州，到達當時的河南省首府開封。此時，中國軍隊頑強抗擊日本侵略軍，姐姐和我在滯留開封期間，自愿參加了護理抗日傷兵的工作。國難當頭，我們也盡自己的一份微薄力量。
     1938年，我們一家繼續(xù)逃難的行程。這次是從開封乘火車經(jīng)西安，到長江邊的抗日重鎮(zhèn)漢口。姐姐通過熟人，結(jié)識了沈鈞儒、馮玉祥夫人李德全女士和陶行知等著名人物，他們盡力幫助我姐姐這個帶領(lǐng)我們?nèi)�家逃難的進步青年。我在漢口才開始被戰(zhàn)爭耽擱了的中學學習。不久就隨戰(zhàn)時的難童保育院向四川轉(zhuǎn)移，搭乘民生公司的輪船，從漢口過三峽到達抗戰(zhàn)時期的陪都重慶。
     在重慶，姐姐進南遷的天津南開中學繼續(xù)學習，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先生把她引薦給在重慶的周恩來。自1938年至1941年，姐姐一邊在南開中學學習，一邊給在重慶的八路軍辦事處做傳遞文件的秘密工作。母親在陶行知先生辦的育才學校管理難童們的生活。我入北碚的國立二中讀初中。
     1941年夏天，我在合川中學初中畢業(yè)。此時組織考慮一直為八路軍辦事處做秘密工作的姐姐，在重慶可能會有危險。所以決定她帶著我們一家轉(zhuǎn)去延安。
     1941年夏末，我們一家四口與同路的近百人，搭乘八路軍辦事處的三輛大卡車，一行前往延安。因為要路過國民黨占領(lǐng)區(qū)，所以我特別被安排作為從日本回來的廖體仁先生的女兒，一路混過盤查，輾轉(zhuǎn)半個月，終于到達延安。當時天氣轉(zhuǎn)冷，組織發(fā)給了過冬的棉衣。
     在延安，姐姐被安排進延安大學自然科學院學英文。我進入延安大學高中部學習，當時的同班同學有后來在“文化大革命”爆發(fā)時聞名全國的聶元梓。
     延安那時候是窮鄉(xiāng)僻壤的地方。由于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吸引了全國青年學生和海外愛國華僑青年的熱情向往，人們紛紛從四面八方匯聚到此。當然，也有許多外國友人慕名而來，那些在夜晚抵達延安的外國人，看見依山而建窯洞的層疊油燈光，以為延安是像香港或山城重慶那樣的大城市呢。結(jié)果天亮一看，延河兩岸就是黃土高原的禿山。
     由于革命隊伍快速壯大，使本就經(jīng)濟落后的延安負擔加重。1942年底，黨中央提出了“發(fā)展經(jīng)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號召解放區(qū)軍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難，在延安地區(qū)開展大生產(chǎn)運動……延安大學的男同學們，參加像南泥灣359旅那樣的開荒種地；女同學和家屬就做紡線和織毛衣等工作。那期間我參加了婦女們的織毛衣工作，有一天有個同志送給我一張照片，畫面上是一群圍坐的婦女正在參加大生產(chǎn)的現(xiàn)場情景。照片的前面有個帶孩子的女同志在繞線團，還有正在織毛衣的我。原來這是延安的著名攝影家吳印咸拍攝的，我當時正在專心織毛衣，并不知道他拍下了這個對我十分有紀念意義的參加大生產(chǎn)運動的瞬間場面。這張照片真實記錄了我在延安的生活實際，我后來一直妥善保留至今。
     我在延安大學高中部學習僅半年時間，就于1942 年轉(zhuǎn)為延安大學建立的俄文系。在俄文系學習近一年，與中央軍委培訓軍事翻譯的俄文大隊合并為延安俄文學校，屬于軍委四局(負責翻譯外文資料)，首位領(lǐng)導是曾涌泉，之后由葉劍英領(lǐng)導。此后俄文學校又加入英文系，改名延安外文學校，由楊尚昆領(lǐng)導。
     依據(jù)當年同學們的回憶：1941年后半年成立軍委俄文大隊和1942年初成立延安大學俄文系，這兩個機構(gòu)在1942年底合并為延安俄文學校，于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的1945年8月結(jié)業(yè)。延安俄文學校總共經(jīng)歷四年時間，地址位于延安清涼山下，臨近《解放日報》印刷廠。俄文學校總共有學員約100人，延安整風前按照學員程度分5個班，之后為4個班。后與英文系的50余人合并后，延安外文學校也就150多人。由于延安審干整風和國民黨封鎖青年學生來延安，外文學校一直是固定人數(shù)的學員，期間再沒有招收學員。
     俄文學校的教員分為語言教員和語法教員。語言教員3人：教1、2班的是越南人黃正光(回越南后在越南科學院工作)；教3、4班的是朝鮮人李榮華(他的俄語發(fā)音被蘇聯(lián)人認為足夠蘇聯(lián)廣播員的水平)。以上兩個外國教員中文都不行，所以用俄語教學。還有一個語言教員，是共產(chǎn)國際派去蘇聯(lián)學習航空的中國人常賢昆。語法教員4人：劉群和宗義(他們來延安前是哈爾濱工業(yè)大學學生，該校由白俄教授用俄語教學，所以有俄語基礎(chǔ))，顏化飛(后來的北京外語學院副院長)，趙洵(后來的哈爾濱俄語專科學校副校長)。
     在延安俄文學校期間，遭遇“延安整風”運動。
    由于我年紀小，而且經(jīng)歷簡單，所以沒有被列為懷疑對象。我在整風運動中被分配的任務(wù)是“看著”被懷疑有問題的人。我因而接觸到好幾個人，在我看來都是很好的大姐，她們滿懷理想和熱情投奔延安參加革命隊伍，卻被懷疑有政治問題。我弄不明白整風運動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很同情這些被冤枉的大姐們。其中印象突出的是一位河南女同學李慧珠( ？)，突然就把她給抓起來了，分配由我隨時隨地看著她，連上廁所都要跟著。她就對我說：小妹，我不是壞人，我來延安參加革命不為名不為利，我不會自殺，以后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結(jié)果她氣不過，索性嫁給了一個在延安的外國友人，這樣就可以不再被整了。還有幾個被當成壞人的同學，后來就消失不見了。P6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