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奧·施特勞斯（LeoStrauss，1899一1973）可以說是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他本人及其創(chuàng)立的政治哲學學派（或稱施特勞斯學派）以回歸西方古典思想的認識旨趣和學術路徑在20世紀的政治哲學領域獨樹一幟。但是，當今的西方世界是一個由“科學”和“歷史”觀念所統(tǒng)治的現(xiàn)代智識世界，施特勞斯偏偏逆“歷史潮流”而動，獨辟蹊徑地選擇復興古典政治哲學，尤其是復興古典政治哲學的源頭——蘇格拉底一柏拉圖式古典政治哲學，這無疑給其身后的學人留下了發(fā)人深思的“施特勞斯問題”。因此，《現(xiàn)代性危機的政治哲學救贖－－列奧·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研究》所試圖探討的主要問題就在于：施特勞斯為什么要稱其理論為“政治哲學”？或者說，什么是施特勞斯意義上的政治哲學？什么又是其所謂的古典政治哲學，尤其是柏拉圖路向的政治哲學？這幾者是什么關系？它們的理論基礎和理論內涵是什么？它們是如何超越性地批判和救治“現(xiàn)代性的危機”的？其獨特性何在？其地位和意義又何在？同時，施特勞斯托古典先哲來重建的政治哲學真的能夠“立”得住嗎？其根基是否經得起推敲和驗證？它有無任何現(xiàn)實的或經驗的支撐？它會同其他理想主義方案一樣面臨“祛魅”的危險嗎？抑或是會在現(xiàn)實政治層面上走向其反面？這些都是本文試圖研究并回答的問題。
　　張敏專著的《現(xiàn)代性危機的政治哲學救贖－－列奧·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研究》第一章首先分析施特勞斯政治哲學產生的理論背景和現(xiàn)實關懷。
　　施特勞斯的思想特征雖帶有明顯的“復古”傾向，但其“古典研究”絕不是為古典而古典的學究式研究，而恰恰是由強烈的現(xiàn)實政治關懷出發(fā)的，這個現(xiàn)實政治關懷就是施特勞斯所一直強調的最重大的時代問題——“現(xiàn)代性的危機”和“西方文明的危機”。因此，本文第一章主要試圖揭示施特勞斯對“現(xiàn)代性的危機”的批判：首先，由施特勞斯與當代西方兩大主導智識力量——歷史主義與實證主義之間的爭論出發(fā)，闡明施特勞斯關于“現(xiàn)代性的危機原本是現(xiàn)代政治哲學的危機”這一基本判斷；然后，經由施特勞斯對現(xiàn)代政治哲學演進過程中“三次浪潮”的獨特理論建構，揭示施特勞斯現(xiàn)代性批判的最深刻、最與眾不同之處——“現(xiàn)代性的危機”乃是由現(xiàn)代政治哲人最徹底的“知性的真誠”所引發(fā)的虛無主義危機；最后，通過施特勞斯對現(xiàn)代性癥結的診斷，分析施特勞斯重開“古今之爭”、重歸古典政治哲學的可能性、必要性與意義。
　　本書第二章主要試圖對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作一個理論回溯，闡明施特勞斯回歸古典政治哲學所選擇的獨特路徑及目的。
　　施特勞斯之所以要回歸古典政治哲學，主要是因為他對基于“啟蒙運動”的現(xiàn)代思想及其結果的不滿與批判。施特勞斯看待“啟蒙”問題的核心觀點是理性、哲學、知識、科學或真理不應該通過公開的啟蒙而實現(xiàn)社會化。由此，本章首先通過分析施特勞斯對現(xiàn)代啟蒙的奠基人物——馬基雅維利與霍布斯的批判，揭示現(xiàn)代啟蒙所肇始的“政治哲學化”和“哲學政治化”的弊端；然后再通過分析施特勞斯對區(qū)別于現(xiàn)代啟蒙思想的傳統(tǒng)正宗思想的重新思考，闡明施特勞斯理論回溯的獨特路徑，揭示他繞過基督教進路而以中世紀伊斯蘭教與猶太教先哲（主要是阿爾法拉比與邁蒙尼德）為媒介所重新解釋的柏拉圖式古典啟蒙傳統(tǒng)；在此基礎之上，本章還進一步分析了施特勞斯對政治與哲學之間緊張關系的理論預設，揭示了施特勞斯最重要的理論發(fā)現(xiàn)——“隱微教導”與“顯白教導”之間區(qū)分的重要性與意義。
　　第一、第二章分別介紹了現(xiàn)實背景和理論路徑的基礎，本書第三章則試圖在詳述施特勞斯政治哲學的具體內容之前對其哲學前提作一基本把握。主要包括施特勞斯以古典“整全”觀念為基礎的目的論的宇宙論和其獨門解釋的“政治現(xiàn)象學”式認識論，以及施特勞斯在這種本體論與認識論基礎上所重建的哲學基準意義上的古典“自然正當”觀念。
　　在前三章的理論準備之下，本書第四章開始正式闡釋施特勞斯政治哲學的理論內涵，這也是全文的核心內容。本章主要試圖說明施特勞斯所力圖重建的政治哲學或者說施特勞斯意義上的政治哲學其實就是古典意義上的政治哲學，更明確地說就是柏拉圖意義上的政治哲學（或稱“柏拉圖路向的政治哲學”）。這種“政治哲學”主要不是針對政治的哲學討論，而是針對哲學的政治或公開流常的討論，或是哲學的政治入門，它主要關注哲學的政治問題，或者說，它主要檢討哲學與政治社會的關系問題。因此，本章在這種以“哲學社會學”研究為導引的特殊“政治哲學”形態(tài)之下，論析了施特勞斯所獨門解釋的“蘇格拉底問題”，主要包括“兩個蘇格拉底”的區(qū)分及其意義，哲學與政治的本然沖突以及哲人在這種沖突中的生存方式，重塑柏拉圖意義上的“自然洞穴”及其對“政治哲學化”和“哲學政治化”的治療作用，以及恢復以宏大政體觀為落腳點的古典政治哲學的主要內容。
　　本書的第五章一方面主要試圖對施特勞斯政治哲學的思想功績做一個正面評價。主要通過施特勞斯對政治哲學之聲譽、地位與意義的恢復和重建，闡明“為什么要政治哲學？”的重要性，闡明政治哲學作為哲學“自知、自辯、自衛(wèi)、自育”的四重內在更新機理的重要性，闡明在政治哲學的“顯白”層面上重建人類政治基本秩序、重塑政治共同體的基本價值與公共之“善”、重構人類“正當”生活與恒常意義世界的重要性。這對當今的學術理論和現(xiàn)實世界都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本章亦試圖將“超越施特勞斯視野”（借用施特勞斯所謂“超越自由主義的視野”）的批判反身用于施特勞斯本人之上，揭示其思想中存在的缺陷、悖論和不足，從而更全面、客觀、持中地看待施特勞斯政治哲學的理論地位。
　　在結束語部分，本文提請讀者注意，施特勞斯通過對政治哲學及其普遍原則的重建，敦促我們正視這樣一個基本問題，即政治共同體生活的傳承與延續(xù)本身就意味著人類世界具有某種超越歷史時空的同一性價值，它是人之為人的根本要件，是區(qū)別人與獸的基本準則，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超驗的、“天賦”的，甚至是不證自明的，亦是理性所無法檢驗，也不應撼動的隱含前提。借用波蘭尼的說法，人類的基本道德價值本身就是一種“默會的知識”或“緘默的知識”、“內隱的知識”，它是作為“類”而存在的所有人的“前見”，具有在先性和根源性，無法真正加以批判性的反思。因此，施特勞斯恢復并重建“政治哲學”與“自然正當”在人類自然秩序中的基準性作用，其理論與意義也就在于此。
　　最后，本書亦試圖指明施特勞斯的理論本身也是現(xiàn)代性焦慮的產物和反映，盡管它處處逆潮流而動，卻仍有其無法回避的歷史情境。因此，在深刻批判歷史主義的同時，施特勞斯對普適性原則的重塑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仍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尤其是，對某種恒久不變之原則的重建，與神秘的啟示、信仰之間有無分別？它怎樣經驗化？在現(xiàn)實中的可踐履性又如何？這都是幾千年來各大文化系統(tǒng)中爭論已久的問題。如果認真思考施特勞斯的價值的話，也只能說他是在現(xiàn)代性危機的語境下，重提了一個古老而持久的哲學論爭。
　　和“哲學政治化”的治療作用，以及恢復以宏大政體觀為落腳點的古典政治哲學的主要內容。
　　本書的第五章一方面主要試圖對施特勞斯政治哲學的思想功績做一個正面評價。主要通過施特勞斯對政治哲學之聲譽、地位與意義的恢復和重建，闡明“為什么要政治哲學？”的重要性，闡明政治哲學作為哲學“自知、自辯、自衛(wèi)、自育”的四重內在更新機理的重要性，闡明在政治哲學的“顯白”層面上重建人類政治基本秩序、重塑政治共同體的基本價值與公共之“善”、重構人類“正當”生活與恒常意義世界的重要性。這對當今的學術理論和現(xiàn)實世界都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本章亦試圖將“超越施特勞斯視野”（借用施特勞斯所謂“超越自由主義的視野”）的批判反身用于施特勞斯本人之上，揭示其思想中存在的缺陷、悖論和不足，從而更全面、客觀、持中地看待施特勞斯政治哲學的理論地位。
　　在結束語部分，本文提請讀者注意，施特勞斯通過對政治哲學及其普遍原則的重建，敦促我們正視這樣一個基本問題，即政治共同體生活的傳承與延續(xù)本身就意味著人類世界具有某種超越歷史時空的同一性價值，它是人之為人的根本要件，是區(qū)別人與獸的基本準則，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超驗的、“天賦”的，甚至是不證自明的，亦是理性所無法檢驗，也不應撼動的隱含前提。借用波蘭尼的說法，人類的基本道德價值本身就是一種“默會的知識”或“緘默的知識”、“內隱的知識”，它是作為“類”而存在的所有人的“前見”，具有在先性和根源性，無法真正加以批判性的反思。因此，施特勞斯恢復并重建“政治哲學”與“自然正當”在人類自然秩序中的基準性作用，其理論與意義也就在于此。
　　最后，本書亦試圖指明施特勞斯的理論本身也是現(xiàn)代性焦慮的產物和反映，盡管它處處逆潮流而動，卻仍有其無法回避的歷史情境。因此，在深刻批判歷史主義的同時，施特勞斯對普適性原則的重塑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仍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尤其是，對某種恒久不變之原則的重建，與神秘的啟示、信仰之間有無分別？它怎樣經驗化？在現(xiàn)實中的可踐覆性又如何？這都是幾千年來各大文化系統(tǒng)中爭論已久的問題。如果認真思考施特勞斯的價值的話，也只能說他是在現(xiàn)代性危機的語境下，重提了一個古老而持久的哲學論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