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職場華麗大轉身
　　第二節(jié)靜待時機的席買辦
　　經(jīng)舅舅沈二園的介紹，席正甫在1866年盛夏的某一天見到了大名鼎鼎的王槐山。當時并沒有人注意到，這次會面將是匯豐銀行的第一任與第二任買辦之間的初次交鋒，也沒有人能夠預料到站在王槐山面前的小伙子將會在幾年之后取代他，成為紅遍整個上海金融界的大紅人。
　　那一天，席正甫第一次走進了位于外灘花園（今南**路）巷一棟三層高的洋樓，這就是匯豐銀行上海分行。今天，上海繁華路段的一座三層西式建筑與不計其數(shù)的摩天大樓根本無法相提并論�？稍诋敃r，匯豐銀行白色的歐式建筑是那樣的搶眼、那樣的別具一格。多少人被拒之門外，只能盯著這座氣派的大廈望樓興嘆。
　　后來匯豐銀行搬到了位于外灘的海關隔壁，建成了如今仍在使用的高7層，占地14畝的超豪華大樓。在20世紀早期，匯豐銀行大廈是上海的地標性建筑，被稱為“從蘇伊士運河到遠東白令海峽的一座最講究的建筑物”[1]“中國近代西方古典主義建筑的最高杰作”[2]。即便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外灘12號的匯豐銀行大樓依然是最耀眼的建筑之一。盡管這座大樓現(xiàn)在已經(jīng)換上了“上海浦東發(fā)展銀行”的招牌，但它巨大的歐式穹頂、花飾細膩的六扇大門、威武雄壯的一對銅獅、精美絕倫的八組壁畫，無一不昭顯著匯豐銀行昔日的輝煌。法國盧浮宮的藝術總監(jiān)曾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過：“目前世界上僅發(fā)現(xiàn)6根直徑1米、高6米的完整大理石石柱，有2根在巴黎的盧浮宮，而其余4根，則正在支撐著外灘匯豐銀行的底層天棚！”[3]
　　說起來，席正甫在東山老家就是世家大族弟子，來到上海之后又做了幾年錢莊老板，不算沒有見過世面的鄉(xiāng)下人�？墒浅醮翁と�?yún)R豐銀行的時候，他依然被這里富麗堂皇的裝飾風格震驚了。氣派的辦公環(huán)境愈發(fā)堅定了席正甫留在這里做出一番事業(yè)的決心。
　　沒有人前來迎接他，席正甫自己向前廳的工作人員打聽之后，經(jīng)過七轉八轉，才來到了位于待客廳與銀庫之間的小屋前面。門上寫著“CompradorOffice”（買辦間），席正甫知道自己已經(jīng)來到了匯豐銀行的買辦間。
　　洋行不可或缺的職務——買辦
　　有些人可能會誤以為買辦是一場單打獨斗的較量，是外商在華的一個代言者而已。其實不然，因為買辦們所要經(jīng)辦的業(yè)務極為復雜，一個人根本忙不過來，所以買辦們在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都不是一個人在戰(zhàn)斗，而是擁有自己一手組建的“買辦團隊”。
　　當時的買辦們都很重視“裙帶關系”，與今天的職場精英們常掛在嘴邊的“團隊建設”有異曲同工之處。因為他們能進入洋行多半是熟人、親人引薦而來，自然而然會好好利用自己的職位，幫襯一下家族其他的成員或者親戚、同鄉(xiāng)等“自己人”。不要以為買辦只能代外商招募廚子、門房、倉庫保管員等基層服務人員，保存現(xiàn)銀和貴重物品的任務也都由買辦來統(tǒng)一管理。
　　這個團隊所在的辦公室，就是所謂的“買辦間”。買辦間的規(guī)模大小，取決于該買辦的人脈和他所服務的外資銀行或者洋行的經(jīng)濟實力。據(jù)說后來成立的華比銀行買辦間只有8個雇員，而匯豐銀行在全盛時期曾雇傭過多達50個員工完成買辦間的工作。
　　銀行買辦間與普通洋行買辦間的不同之處在于，這個機構主要從事貨幣的出納與保管、金銀外匯的買進與賣出、票據(jù)的清算、放款保證和存款介紹等業(yè)務，當然就需要與之相關的各色人才。
　　具體來說，銀行買辦間的人員構成大體可以分為三類人。最為重要的是“跑街”或者叫“跑樓”，這類人是為了業(yè)務需要終日在外奔走、探聽市場行情和各類消息的人，必須是頭腦靈活、善于交際且為人可靠的人才能勝任，因此這個職務相當于買辦助理或者副買辦。席正甫來到匯豐之后，擔任的第一個職務就是跑街。跑街的活動范圍極廣，除了上面我們提到的基本業(yè)務之外，有時候還要兼任客戶的資產(chǎn)、信用調查等工作內容。
　　有意思的是，王槐山在擔任匯豐銀行的買辦之前正是三余錢莊的跑街。而今席正甫一來就被安排了跑街的職位。細數(shù)近代中國的其他知名買辦，其中不乏從跑街升任買辦的著名經(jīng)典案例。像民國時期知名的銀行家虞洽卿就曾擔任過德商魯麟洋行的跑街，而且憑著他的能力很快就升為買辦；有“顏料大王”之稱的民國企業(yè)家周宗良初到上海，曾擔任經(jīng)營染料的德商謙信洋行跑街，5年后升任洋行買辦；無錫巨富周舜卿同時享有“絲業(yè)大王”和“煤鐵大王”的美譽，他在出任英資大明洋行的買辦之前，也做過這家洋行的跑街兼翻譯……
　　除去跑街之外，銀行買辦間還需要鑒定買辦經(jīng)手的金銀、票據(jù)等是否真實的鑒定員，負責銀錢票據(jù)記賬、收授和清算的出納員等專業(yè)人員以及從事現(xiàn)金的搬運、送票、售票、整理書信等雜事的工友。所有買辦間雇工的薪水都是由當初招他們的買辦負責的，因為他們的失誤給銀行造成損失的話也由買辦來承擔，負責一切善后事宜。
　　因此，銀行不能隨意干涉或者辭退買辦間的任意一名雇員，而雇員們也不是隨隨便便就招進來的，多數(shù)是買辦的親戚、同鄉(xiāng)或者極為信賴的朋友、熟人介紹來的，信用上都不成問題。席正甫就屬于最后一類，他是熟人介紹的。舅舅沈二園的面子著實不小，如果沒有舅舅的極力推薦，哪怕席正甫的英文說得再流利，恐怕也不會被王槐山一眼就相中的。
　　今天，在中國的外資銀行當中，匯豐銀行也排在榜首。哪怕是放在整個國際金融界的背景之下，匯豐銀行跌宕起伏的故事也毫不遜色。從成立至今的100多年里，匯豐銀行——這個權力與金錢的“帝國”內不知道發(fā)生了幾多引人入勝的故事。席正甫祖孫三代在匯豐銀行做了55年買辦的歷史也是其中重要的一個部分。那么，1866年的這個夏日，席正甫與匯豐銀行真正的交集已經(jīng)開始了。
　　席正甫在匯豐銀行的第一份工作——跑街
　　當席正甫敲門進來的時候，看到買辦間上上下下十幾個人正圍著兩張長方形的桌子忙碌著。只有一個戴瓜皮帽、持旱煙管的中年男子威嚴地坐在一旁看著，不用問，這就是今天要接見自己的上司、匯豐銀行的大買辦——王槐山。
　　雖然席正甫是沈二園極力推薦的，但王槐山還是想考察一下眼前貌不驚人的小伙子是否真如老朋友說的那么優(yōu)秀。他考察的辦法很簡單，直接示意一個洋人過來，用英語與席正甫交談起來。如果是書面考試的話，席正甫或許還有些膽怯，但是經(jīng)過這幾年的學習，席正甫的英語口語已經(jīng)相當不錯了。他很大方地同洋人交談，讓根本不懂英語的王槐山也輕易看出來這個小伙子在語言方面確實過關了。這讓他的心情大好，隨口又問了席正甫幾個關于業(yè)務方面的問題。席正甫做過幾年錢莊伙計又當了幾年錢莊老板，他與王槐山的知識面有著不小的重合度，他的回答頭頭是道，很合王槐山的心意。
　　就這樣，席正甫放棄了錢莊小老板的位置，成為匯豐銀行的跑街。
　　初來乍到，席正甫發(fā)現(xiàn)自己并沒有想象中的無所不能，他需要學的東西還有很多。畢竟中國錢莊與外資銀行在業(yè)務方面還存在著不小的差異。自己之前勉強也算得上是吃金融飯的，可是到了匯豐銀行，席正甫才發(fā)現(xiàn)洋人的飯并不那么容易吃的。尤其是外商銀行里的各種職位以及相對應的業(yè)務范疇，要比中國的錢莊復雜得多。
　　在銀行當跑街不可能事事順心，比如按照中國人的習慣，遇上惡劣無常的天氣就不用出來跑業(yè)務了，可洋人不一樣，他們只要業(yè)績，不管天氣；再比如剛開始做跑街的時候，會不時遇到洋人們或是老板們的冷嘲熱諷，這種心理落差讓做了幾年老板的席正甫有點不適應。不過這些問題在席正甫眼里都是小事，最令他頭疼的，是自己的上司王槐山。
　　沒錯，是王槐山把席正甫領進匯豐銀行大門的，而且從進入?yún)R豐的那一天起，王槐山待他也很不錯，從沒有給過他難堪。可是，席正甫知道自己與王槐山的分歧在于兩個人有著完全不同的心態(tài)和世界觀，甚至可以說根本就是兩個世界的人。
　　王槐山屬于比較老派的商人，雖說做了十幾年的買辦，但是西方那一套思想觀念對他來說只屬于工作時需要考慮的部分，對他本人的生活沒有絲毫影響。王槐山雖然掙到了大把銀子，但是他從來不肯在上海灘投資，而是統(tǒng)統(tǒng)寄回老家，讓家人幫著自己買義莊、買田產(chǎn)。席正甫則不一樣，他出身的洞庭席家有著幾百年的經(jīng)商傳統(tǒng)，思想和見識比紹興余姚小門小戶出身的王槐山超前得多。席正甫繼承了席氏先祖?zhèn)兩朴谧兺ǖ慕?jīng)濟頭腦，對新事物的接受和適應能力很強。
　　在做生意方面，席正甫對上司過于保守謹慎、不敢攬下大生意的態(tài)度不能茍同。他尤其聽不慣的是王槐山經(jīng)常對身邊人嘮叨“洋場今雖繁華，但就好比戲文一出，過眼云煙。一曲唱罷，人就散了，長不了啊�！敝�類的話。對于當時的銀行、洋行來說，與朝廷搭上關系、發(fā)生關聯(lián)才是最大的生意。
　　可王槐山出于保守的習慣，非常不喜歡與朝廷接觸，不習慣和清政府的官員打交道，眼瞅著失去了不少做大買賣的機會。席正甫作為王槐山的助理，每次奉上司之命推掉送上門的政府買賣時，都會無比惋惜。
　　王槐山的志向與常人大不相同，既不敢依賴洋人，也不敢依靠官府。一般來說，做了買辦的人天天在外商和華商之間牽線搭橋，無一不盼著雙方的合作能夠曠日持久。只有這樣，自己才能財源廣進。可他身在洋人開的銀行做大買辦，卻從來不相信洋人能永遠停留在上海灘呼風喚雨。他看清政府風雨飄搖，總害怕朝廷有朝一日會“變天”，自己若放款給朝廷的話，一旦收不回來就是巨大的損失。
　　機會總是垂青那些有準備的人。就在席正甫一心想做成一樁與朝廷有關的大生意時，還真就有了一個好機會送上門來。那是朝廷向匯豐銀行提出的“福建海防借款”一案，涉及金額巨大，需要匯豐銀行派出得力人手到天津談判。
　　原來，當時大清政府的頭號重臣、直隸總督李鴻章派人到匯豐銀行的天津分行去過了。李總督的人突然秘密造訪，是為了商量借款的事。當時清政府國庫空虛已經(jīng)是眾人皆知的秘密，向外商借款也不算是什么新鮮事。但是這一次又有所不同：第一，來訪者是李鴻章的代表，而李鴻章雖然只是直隸省的總督，但誰都不會懷疑他可以代表中央的意志；第二，此次借款涉及的數(shù)目特別巨大，以至于天津分行的負責人不敢做主。兩個非同尋常的信息合在一起的結果就是天津分行的大班不敢耽擱，第一時間就匯報給上海分行，并希望上�？梢耘沙龅昧Φ娜藛T到天津來協(xié)助開展這筆大業(yè)務。
　　如果按照字面分析，天津和上海同為分行，等級應該一致才對，為什么天津分行的負責人要聽命于上海方面的大班呢？這就是匯豐銀行的特殊性。別看匯豐銀行成立于香港，總行也設在香港，但因為當時的上海是整個中國的經(jīng)濟中心，所以匯豐銀行的工作重心也隨之傾斜到上海。從匯豐銀行的全稱也可以看出上海的特殊地位——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即HSBC。
　　匯豐銀行得到這一消息之后，督促王槐山盡快做出決定，借還是不借，談還是不談，都要給出充分的理由。當然了，對于匯豐銀行的人來說，想在中國做出一番成績，想要超過麗如銀行、有利銀行等比自己先扎下根的同行們，這筆生意非常值得嘗試。他們很希望麥克利高薪聘請的這位大買辦能給力一些，能主動到天津與清政府代表進行接洽的。
　　要是按照王槐山一貫的保守作風來看，他是不會接下這檔差事的。可是因為這次生意受到總行的關注，王槐山不好再像以前一樣直接推辭。他反復思量之后，想到了自己的助手，那個頭腦靈活、機智多變又通曉洋文的席正甫。于是，在思索很久之后，他坐著轎子敲響了席正甫家的大門。
　　當時席正甫工作了一天就要歇息了，忽然聽到家人來報說王槐山到訪。自己的上司深夜來訪，肯定是有大事發(fā)生了，席正甫忙把王槐山迎進客廳。果然，王槐山進來就一臉凝重的樣子，讓席正甫也跟著心里一沉，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他靜待王槐山道出原委，這才暗自松了一口氣。席正甫一面寬慰王槐山說這件事自己一定竭盡全力處理妥當，心里則像是看到了自己出頭之日的曙光一樣欣喜不已。他極力勸說王槐山把這個大項目應承下來，還保證如果有必要的話，自己愿意代替王老先生到天津走一趟。
　　相對于席正甫的積極態(tài)度，王槐山的猶豫不決顯得讓人氣悶。敢于嘗試、敢于創(chuàng)新的席正甫最終成為上海金融業(yè)的核心人物，并帶領洞庭東山幫躋身買辦圈，成為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謹小慎微、保守不前的王槐山卻在買辦命運的緊要關頭畏首畏尾，失去了一飛沖天的大好機會。殊不知，正是這次談判的成功，才為席正甫日后坐上匯豐銀行大買辦的位子奠定了基礎。
　　第三節(jié)匯豐銀行的慘淡經(jīng)營
　　在經(jīng)過1866年的金融危機之后，匯豐銀行雖然步入正軌，躋身大上海一流的銀行之列，快速發(fā)展了幾年。但是匯豐銀行的業(yè)務并不是一直都一帆風順的，有幾年做得不好，甚至差點到了賠本賺吆喝的地步。為此銀行經(jīng)理們經(jīng)常受到股東們的指責，約克多·克雷梭和詹姆斯·格雷格兩任總經(jīng)理都被迫辭職，就連匯豐銀行的董事長也在股東大會上承認如果不是中國政府的這筆借款，1874年的下半年將無半點盈余可言。
　　熱衷大宗投資的首任經(jīng)理
　　那是1866年的金融危機過后，匯豐銀行因其成立時間最晚、各項業(yè)務還未深入展開，故而受到的牽累較小。又因為同行們紛紛倒下，客觀上為匯豐銀行的成長提供了一個相對寬松的環(huán)境。同年，匯豐銀行最主要的發(fā)起人之一寶順洋行倒閉，雖然對匯豐銀行的發(fā)展影響很大，但也讓羽翼未豐的匯豐銀行有驚無險地度過了一段難熬的時期。經(jīng)過幾年飛速發(fā)展之后，匯豐銀行在存款、匯兌、印鈔、放貸等現(xiàn)代銀行的各大基本業(yè)務上都獲得了長足的發(fā)展，同時也步入了幾乎每個公司都會遇上的“瓶頸期”。創(chuàng)立十年，兩任總經(jīng)理辭職，對匯豐銀行來說并不是一件好事。
　　匯豐銀行香港分行的第一任總經(jīng)理叫維克多·克雷梭。盡管匯豐銀行是地地道道的英資銀行，維克多·克雷梭卻是一名法國人（一說是瑞士人）。匯豐銀行成立之前，維克多·克雷梭就已經(jīng)在中國生活多年，有著充沛的精力和善于冒險的精神�！跋矚g冒險”這個評價是后來的匯豐銀行最出色的總經(jīng)理托馬斯·杰克遜用來評價維克多·克雷梭的，這個評價很有講究，既不是貶義，也不能算褒義，只能是一個中性詞。因為有些時候，冒險精神是會對你從事的事業(yè)充滿助力的，有的時候卻恰恰相反。
　　匯豐銀行在誕生之初，聘用維克多·克雷梭來擔任總經(jīng)理也許非常合適，因為他的熱情和冒險精神可以幫助匯豐這家新生的銀行在一個并不太熟悉的東方國度迅速站穩(wěn)腳跟。尤其是當初英國金融風潮蔓延、寶順洋行倒閉的時候，是維克多·克雷梭力挽狂瀾，帶領匯豐銀行從惡劣的金融環(huán)境中走出一條連續(xù)四年盈利的康莊大道。四年的盈利，對于一家致力于打造百年老店的銀行來說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可是維克多·克雷梭在匯豐的好日子基本上也就是最初的四年。
　　維克多·克雷梭滿含熱情來為匯豐銀行開創(chuàng)中國市場的時候，匯豐銀行上海分行的第一任買辦王槐山也在物色一位年輕而得力的助手來幫助自己開展工作。1866年，席正甫第一次走進匯豐這座高大的建筑物，而后全身心投入了“跑街”這個很有前途的工作當中。因為身份低微，眼界當然受到局限，席“跑街”只顧埋頭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努力，不知道也不關心總行的風云變幻。
　　當1870年歐洲大陸爆發(fā)普法戰(zhàn)爭的時候，一直暢銷不衰的中國生絲和茶葉在歐洲的銷路受到的巨大影響。中外貿(mào)易幾乎停滯，自然而然地影響了主要做匯兌業(yè)務的匯豐銀行。我們再看看維克多·克雷梭這個時候采取了什么樣的應對措施，來幫助匯豐銀行渡過危機呢？
　　事實證明，這位浪漫的法國人對高回報的風險投資的興趣顯然超過了收入相對靠譜的一般投資項目。他對政府發(fā)行的公債并無多大興趣，反倒對一家設在香港的煉糖廠、一家泰國（當時叫暹羅）的制糖公司、一些碼頭倉庫公司以及遠在歐洲的一個電報項目興趣多多。他將自己能夠動用的絕大部分的銀行資金放款給自己相中的項目，期待豐收的時刻。
　　可惜維克多·克雷梭的好運氣已經(jīng)到頭了，他經(jīng)手的這些放款無一成功，每一筆都成了收不回來的呆賬、壞賬。股東們入股匯豐銀行是為了讓錢生錢，而不是給總經(jīng)理拿來亂投資的。面對維克多·克雷梭接二連三的投資失誤，忍無可忍的匯豐銀行董事會希望維克多·克雷梭引咎辭職。就這樣，匯豐銀行的第一任總經(jīng)理在1870年黯然離開。
　　“屋漏偏遭連夜雨”——新任經(jīng)理無力回天
　　這一年，席正甫已經(jīng)在上海的匯豐銀行做了四年的跑街，對這個職業(yè)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感悟。每天輔佐王槐山做事，在洋人和中國商人之間周旋，他的眼界逐漸開闊了�？墒羌幢闳绱�，遙遠的香港總行發(fā)生了什么事還是與他無關�！熬S克多·克雷梭被辭職了？我要不要競爭一下總經(jīng)理的職位？”這是上海分行的大班麥克利考慮的問題，不是買辦間的小跑街應該談論的話題。麥克利與席正甫的差距不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而是所站的高度不同。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把這句話放到匯豐銀行身上就換成了“鐵打的匯豐流水的經(jīng)理”。維克多·克雷梭走后，董事會本來是中意上海分行的大班麥克利來接任總經(jīng)理一職的�？稍谏�職這件事上，麥克利與他的搭檔王槐山比較相似，都不是工作狂，對上升一步不感興趣。他不喜歡香港的氣候，沒有赴任。于是，一名叫詹姆斯·格雷格的年輕人來了，他成為匯豐銀行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經(jīng)理。
　　詹姆斯·格雷格與維克多·克雷梭的相似之處是剛剛上任的兩三年都比較幸運，匯豐的營業(yè)額逐年遞增�？墒堑搅�1873年，匯豐銀行與上海一起經(jīng)歷了又一次大規(guī)模的經(jīng)濟危機。從全球范圍來看，這次經(jīng)濟危機不只波及了上海和匯豐銀行，這是一場波及了幾乎所有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jīng)濟危機，專家們甚至不惜動用了“曠日持久”這個詞來形容這次危機持續(xù)的時間。雖說自1825年開始，資本主義社會的經(jīng)濟危機已經(jīng)見怪不怪，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爆發(fā)一次。但是就其時間之長、規(guī)模之大來說，的確是工業(yè)革命以來經(jīng)歷過的“最大的一次”。法國的股票市場和美國的紐約市國家銀行有大量充分的數(shù)據(jù)可以證明1873年洶涌來襲的經(jīng)濟危機足足延續(xù)到了1896年，長達23年之久。
　　雖然法國和美國距離上海很遙遠，但是在世界經(jīng)濟哀鴻遍野的情況下，中國經(jīng)濟也受到了嚴重的沖擊。據(jù)相關資料顯示，1871年到1873年這兩年中，中國的出口額是1.1億元，這筆資金額度遠遠超過了清政府全年的財政收入。那么中國的物品出口到哪里或者說與中國做貿(mào)易最多的國家和地區(qū)又是誰呢？答案是英國和香港地區(qū)。英國再一次面臨長時間的經(jīng)濟大蕭條，對整個中國可能影響不是很大，但是對中國對外貿(mào)易的窗口——上海的打擊有多大，不難想象。沒有人能夠預知，席正甫將恰恰出現(xiàn)在一個支點上，一個能夠撬動匯豐銀行命運的支點。
　　1873年，英國駐廣州的總領事在一份報告中這樣寫道：“任何從事對華貿(mào)易的人，在他們的記憶里，還沒有遇到過像最近12個月內在中國和英國這樣的不景氣。整個市場陷入停滯，像戰(zhàn)爭一樣給對外貿(mào)易帶來災難，甚至比災難還要厲害一些�！盵4]在經(jīng)濟“集體不景氣”的大背景下，匯豐銀行迎來了建行之后第一次真正的低谷。匯豐銀行從1865年成立之初磕磕絆絆地行走了將近十年的旅程，才來到了1874年。期間也有過小小的磨難，但整體來說都是向著健康的方向行進的。這一次不同，匯豐遇上了大麻煩。1874年，匯豐銀行的股票由一路看漲忽然跌破發(fā)行價，出乎股東們的意料。更慘的是，股東們不但沒有見到年終分紅，反而貢獻出了多年積攢下來的100萬元的風險準備金。
　　此時，匯豐銀行正在進行的各種投資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投機活動，無形的風險對于危機中的銀行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前面提到維多克·克雷梭時代曾經(jīng)有過幾次錯誤的投資，幾乎使匯豐銀行陷入困境。從維多克·克雷梭離開到詹姆斯·格雷格上任的短短幾年，這種后遺癥是無法完全消除的。經(jīng)濟危機來臨之前，絕大多數(shù)人都沒無法預料，一旦降臨的時候，就如排山倒海一般，想要完全恢復生機則如剝繭抽絲一般緩慢。中國有句俗語“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1874年8月，匯豐銀行的一份股東大會的書面報告顯示，由于多種原因的投資失誤，銀行損失極為嚴重。報告是這樣寫的：“由于日本銀元便宜，匯豐年初收進了大批銀元，期望在五六月間拋出而撈上一大筆，但是日本政府發(fā)行大量紙幣，使得匯豐夢想破滅——在匯付以高匯率收進的匯票時，虧損巨大——倫敦分行的經(jīng)理瓦切爾沒有得到總行允許，背地里從事西班牙公債和南美鐵路的投機買賣，致使匯豐銀行損失慘重�！笨傊�，1874年的匯豐銀行稱得上“屋漏偏遭連夜雨”，亟待一份成功來沖淡多次失敗造成的慘淡愁云。
　　第四節(jié)席正甫的驚天大手筆
　　匯豐銀行面臨低谷，誰將會成為匯豐銀行的救世主呢？恐怕是傳說中的“俠盜羅賓漢”①[5]也沒有這種挽狂瀾于既倒的超能力吧？讓這群驕傲的英格蘭人沒想到的是，給匯豐銀行帶來轉機和好運的人竟然是一位中國人，一位還沒有正式成為買辦的中國人，還沒有被銀行高層關注過的跑街，他叫席正甫。是他走出來，用極大的智慧和魄力簽了一份合同，拉近了匯豐銀行和清政府的關系。這之后的十年時間，整個晚清政府的鹽稅都會跑進匯豐的賬戶里。
　　福建海防借款
　　那是1874年，清政府在鎮(zhèn)壓天平天國運動之后國庫空虛，眼看中法戰(zhàn)爭爆發(fā)在即，本來并不喜歡向外國人開口借錢的李鴻章實在想不出什么好辦法，在奏請了慈禧太后以后，派自己的親信天津海關道孫竹堂到上�；I款。李鴻章暗中知會孫竹堂，必要的時候，可以向風頭正盛的英資匯豐銀行借500萬兩銀子。
　　這并不是清政府第一次向外借款。此前上海小刀會起義的時候，蘇松太道兼江海關監(jiān)督吳健彰就曾以“賒價”的名義向英商借款籌集資金來雇募艦船。那次借款的金額不大，合計為127728兩白銀，用江海關稅作為擔保，算是開創(chuàng)了中國向外借款的先例。由于涉及金額較少，并沒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這件事后來上報朝廷之后，被高層認可了。李鴻章作為慈禧太后最為倚重的能員干將，當然洞悉此事。
　　從那以后，江蘇、廣東、福建等沿海省份都仿效過吳健彰的方法，讓朝廷頭痛不已。如果不同意地方向外借款，朝廷實在拿不出銀子來。如果同意，又怕更多的地方效尤，這樣會有失國體，有損國格。就這樣糾結、矛盾時，主持臺灣海防的欽差大臣沈葆楨又提出了福建海防借款。
　　福建海防借款就是為了鞏固東南海防，應對一觸即發(fā)的中法戰(zhàn)爭。朝廷把這種頭疼的事情交給了李鴻章，讓他負責具體操作。李鴻章硬著頭皮接下來之后，把這個任務輾轉交給了孫竹堂。
　　孫竹堂大名叫孫士達，字竹堂，曾先后在曾國藩、榮祿、李鴻章等清朝重臣手下任職。能與這么多名人同臺，可以說孫竹堂是中國歷史上許多重大事件的親身參與者并不為過。孫竹堂與普通官僚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擅長外交和海防，這兩項特長讓他得到了李鴻章的賞識。除了擔任過天津海關道之外，孫竹堂還曾到江南任職，在江蘇常熟的天凝寺巷購置過一座占地十余畝的大宅第。另外，孫竹堂生財有道，官場退休之后，對額外“創(chuàng)收”項目也很感興趣。他曾在常熟的東門大街一口氣買下幾十幢商鋪專門出租，還在鄉(xiāng)下買了萬畝良田，專意做個富家翁。
　　這樣一個善于經(jīng)營的得力干將，李鴻章怎能不青眼相看呢？在李鴻章的門生故舊編纂的《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中，就有表明李鴻章與孫竹堂的書信來往的信函——《復孫竹堂觀察》。信函當中，李鴻章沒有把孫竹堂當外人，向他闡述了自己的報國之志、救國之道，足見對其信任有加。
　　奉命到上海籌款，對于孫竹堂來說，既是一種莫大的信任，同時也是巨大的考驗。因為他接到的指示是向匯豐銀行借款500萬兩白銀。這筆款項無論放在何時何地都是一個巨額數(shù)字，匯豐銀行大班麥克利出于對買辦王槐山的信任，令他負責接洽清政府派來的代表。
　　跑街席正甫被委以重任
　　此次談判對于王槐山來說，成與不成還在其次，重要的是從未與朝廷打過交道的他心里沒底。直接拒絕肯定不行，為此得罪了朝廷的話，自己以后怎么在國內立足？他拿不定主意。畢竟這次借款涉及的金額太大，時間太長，萬一英國老板不同意，自己不是很沒面子嗎？再往后退一步，萬一真要收不回來這筆貸款的話，自己就是傾家蕩產(chǎn)也賠不起。憂心忡忡的王槐山因為此事，差點患上精神分裂癥。
　　因此，王槐山派席正甫出馬，他覺得自己沒有親自參與，即便出什么事的話，自己的責任也小一些。實則不然，身為大買辦，王槐山所在的銀行所有與中國之間的貿(mào)易都與他相關，不會因為是不是直接參與，所擔的責任就大或小些。以上不過是王槐山的一個心理安慰罷了。
　　如果說借款給麥克利回英國的路費是王槐山生命的第一次轉折，讓他青云直上，從此走上了買辦之路，那么“福建海防借款”對于王槐山來說，就是另一次轉折了。只不過這一次的轉折是急轉直下。沒能親自促成這一借款大事，令他失去了匯豐銀行買辦的位子，緊接著失意的王槐山回到余姚老家養(yǎng)老，不到三年就因中風而去世了。
　　同樣是這件福建海防借款，對于席正甫來說就大不一樣了。他將這次談判視為一次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把握住了，就說明自己的想法是對的，以后堅持在這條路上走下去，一定能走出一條金光大道；敗了也無所謂，只是有點對不起王槐山老先生。因為自己作為匯豐銀行買辦間的雇工，直接受雇于大買辦，與匯豐銀行的關系并不大。所以匯豐銀行想要出氣的話，也只能埋怨王槐山所托非理想人選，卻不會過分責怪自己辦事不利。
　　不過席正甫對于此次談判還是很有信心的。他分析既然本次借款事宜是朝廷主動提出的，那就是說朝廷是有求于匯豐銀行的，自己正好可以借此機會溝通好匯豐銀行與朝廷的關系。他推斷朝廷請匯豐銀行到天津談判的焦點不在于借不借款，而是想確定借款的期限和利率問題。想通了關鍵的一點，席正甫滿懷信心，踏上了北上天津的旅程。他不知道，正是這一次談判的成功奠定了自己日后取代王槐山、成為匯豐銀行大買辦的基礎。
　　有人可能不太明白，為什么代表朝廷的一方把談判地點設在了天津而非都城北京。那是因為天津是北洋重臣李鴻章的地盤，而此次“福建臺防借款”背后的“主持人”就是李鴻章，所以到天津見面非常有必要。
　　奔赴天津談判
　　到了天津之后，席正甫發(fā)現(xiàn)中法戰(zhàn)爭迫在眉睫了。一旦開戰(zhàn)，清政府肯定需要購買大量的軍火�？墒浅�廷沒錢，購買軍火的款項勢必要向外國銀行借款。也就是說，不管匯豐銀行答不答應，朝廷都會向外商銀行開口的。當時中國可不僅有匯豐銀行一家外資銀行，麗如銀行、麥加利銀行、法蘭西銀行等也極有可能是清廷為此次談判準備好的“備胎”。一旦與匯豐銀行談不攏，他們必定會選擇別家銀行進行合作。這是最為重要的一點，也是席正甫將要面臨的正式談判的前提。既然如此，席正甫就決定把握好這次機會，既能讓朝廷得到想要的借款，又能讓匯豐銀行賺上一筆，從此搭上政府這條線。
　　接下來，席正甫要做的就是與匯豐銀行天津分行的職員們搞好關系。畢竟天津分行的人才是與孫竹堂最早接觸的當事人，沒有人比他們更了解清政府的真實意圖了。一輪由淺入深的了解之后，席正甫對此事的眉目基本上已經(jīng)了然于心了。
　　席正甫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比照他在上海時對局勢的分析，心中更添了幾分勝算。
　　做完這一切準備活動之后，他才同天津分行的洋人大班一起面對孫竹堂，與對方進行了幾次試探性質的接觸。因為這筆借款牽扯到的款項過于巨大，一點的差錯都不允許。匯豐銀行和清政府作為談判雙方，誰都不肯輕易讓步，不敢輕易承諾什么或者輕易接受對方提出的條件。席正甫從一開始就預料到，談判的焦點在于利率。如果能夠談判成功，一定是借款利率符合了雙方的心理預期。如果談判失敗，也必定是利率不合適，而非其他的原因。
　　談判過程中，席正甫高超的談判技巧、圓滑的交際手腕以及他開錢莊時積累的豐厚的人脈關系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給李鴻章、孫竹堂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他沒有答應孫竹堂提出的500萬兩銀子的全部要求，而是打了個折，同意借給對方200萬兩銀子。200萬兩并不是漫天要價，就地還錢的隨口一說，而是席正甫和匯豐銀行的當家人商量之后，做出的比較科學的決定。因為他們推斷對方提出500萬兩也是留有余地的，并非對這筆巨款勢在必得。200萬兩算是居中，兩方都好交代。清政府一方能借來上百萬兩的銀子，自然沒有異議，匯豐銀行也比較滿意這個相對保守一點的數(shù)額。
　　席正甫對清政府談判代表的心理拿捏之準，讓后世的金融學家們都感到震驚，感嘆他真是天生的談判專家。
　　最令匯豐銀行方面興奮的談判亮點在于席正甫竟然讓清政府答應以鹽稅作擔保，還付出了年息8厘的高息，簽訂了長達十年的借款合同。要知道，當時匯豐銀行并不是沒有向外放過款，但是沒有一次的利息能達到年息8厘之高，這個數(shù)字比同期外國銀行在華放款的平均利率高出了30%。這也可以看出清政府確實國庫空虛，走投無路，到了非外國銀行借款無以度日的地步。
　　如果把席正甫極力促成的此次借款看作一次單純的生意的話，匯豐銀行確實從中賺了不少錢。至少十年時間的高利息有中國的鹽稅作擔保是跑不掉的。事實上，福建海防借款的成功帶給匯豐的好處遠不止經(jīng)濟利益這么簡單。它開創(chuàng)了匯豐銀行與中國政府直接打交道的先河，成為匯豐銀行來到中國的第一筆政治借款，其象征意義非同小可。通過此次合作，匯豐銀行已凌駕于其他競爭對手之上，成為清政府今后合作的首選銀行，讓匯豐銀行的影響力在中國擴大了數(shù)倍。據(jù)統(tǒng)計，1874年到1890年不到20年的時間里，清政府共借了26筆外債，金額高達四千多萬兩白銀。其中僅匯豐銀行一家就承擔了兩千八百多萬兩，超過了政府貸款總額的七成。
　　將自己所服務的銀行從財政窘境中解脫出來，席正甫功不可沒。沒有他極力促成福建海防借款的話，也許匯豐銀行的股東們還要等幾年才能讓腰包再次鼓起來。此外，席正甫在此次談判之后名利雙收。揚名官場和金融圈自不必說，單是從中賺得的回扣也足以讓其他銀行的買辦們眼紅不已。
　　席正甫華麗轉身
　　匯豐銀行能夠咸魚翻身，不是詹姆斯·格雷格的功勞，但因投資失誤而陷入危險的境地卻是由他造成的。于是在1876年，董事會集體決定辭退詹姆斯·格雷格，他成為匯豐銀行成立十周年之際，第二個“被辭職”的銀行總經(jīng)理。同年，席正甫華麗轉身，成為匯豐銀行的首席買辦。
　　頗有意思的是，當席正甫正在天津與清政府的官員們?yōu)榻杩畛晒Χ�舉杯同慶的時候，遠在上海的王槐山卻因為得知席正甫冒險代替銀行簽下這么一大筆的款項而惴惴不安。兩個人的差距如此之大，就算麥克利有心維護王槐山也不能不有所表示了。很顯然，年輕而頭腦靈活的席正甫比思想保守的王槐山更加適應匯豐銀行買辦這份工作。雖然買辦一職可以“世襲”，可是在守舊老爸的影響下，王槐山的幾個兒子都不能擔此大任，席正甫取代王槐山的職位任誰來看都是板上釘釘了。
　　馬上就要“年老返鄉(xiāng)”的王槐山除了思想比較守舊之外，也是“人老成精”的角色，對人情世故非常在行。當他得知匯豐銀行是在象征性地派人征求自己意見的時候，順勢推薦了席正甫。就這樣，席正甫因為向清政府借出巨款一事的驚天大手筆而一舉成名，不久就頂替了王槐山成為匯豐銀行的第二任買辦，并在這個位置上一干就是30年。
　　席正甫為匯豐服務的30年時間中功勞無數(shù)，除了第一筆政治貸款經(jīng)由他辦理之外，他還憑借自己與清政府高官的私交，差點為匯豐銀行爭取到了壟斷統(tǒng)買鴉片的業(yè)務。說“差點爭取到”是指后來英國人內部意見不統(tǒng)一，而非在席正甫這一環(huán)掉了鏈子。
　　事情是這樣的：1870年年末，海外向中國出口的鴉片數(shù)量激增，朝廷內部出現(xiàn)了意見分歧。有人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還是一切照舊，交由市場自行其是即可。有人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所有進入中國的鴉片應該由政府出面統(tǒng)一管理。
　　鴉片貿(mào)易畢竟上不得臺面，政府就算再腐敗也不能允許這個建議。但是因為提建議的人涉及天津海關稅務司的德國人德璀琳，政府還不能等閑置之。沒辦法，清末的洋人在中國地位崇高，朝廷大員們商議一番之后，決定順水推舟，將統(tǒng)一收買鴉片的事務轉交給有實力的外資銀行來承辦。
　　以當時清政府的財政情況來看，就算它允許這種做法，也沒有這樣的實力。清政府國庫空虛不是一天兩天了，這個事在外資銀行那里壓根兒就不是秘密。匯豐銀行打聽到這件事情之后就認定了中國統(tǒng)買鴉片的差事利潤極大，最好自己壟斷下來，不讓別的外資銀行插手。
　　想要辦成這件事，少不了買辦席正甫的周旋。1881年12月10日，匯豐大班鮑韋士向李鴻章遞交了一篇名為“攬辦洋煙墊付銀款”的申請，呈文中保證中國在印度所購的洋煙大可交由匯豐全權墊付。當然了，賠本的買賣匯豐是不做的，利息七厘是匯豐墊款的附加條件。此事沒有成交不是因為李鴻章不答應，而是英國國內有人反對而作罷。但是如果沒有席正甫的關系，李鴻章大可不必理會這篇呈文。
　　正因為席正甫對匯豐銀行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當19世紀80年代某一任銀行大班與席正甫發(fā)生沖突時，席正甫竟然拿辭職來威脅對方。匯豐總行權衡利弊之后，認定在中國物色一個稱職的買辦比在英國招聘一個稱職的大班困難得多，因此總行極力挽留席正甫。為了表示誠意，還毫不客氣地撤換了與席正甫意見不合的大班。有了這份底氣，席正甫不但自己在匯豐做得風生水起，還能把自己的兒孫都拉到匯豐來做買辦，祖孫三代為同一家銀行服務了55年。
　　席正甫與王槐山的故事在兩個人的身份發(fā)生轉變之后并沒有馬上結束，兩任匯豐銀行買辦之間的恩怨糾葛一直延續(xù)到了20世紀30年代。這個時候，王槐山早已過世半個世紀之久，就連年輕一點的席正甫也已經(jīng)去世了20多年。會有什么事情再次牽扯到兩個人呢？
　　那是1929年，王槐山的老婆去世了。王家后人在整理王槐山亡妻的遺物時，發(fā)現(xiàn)了一張?zhí)厥獾摹昂贤�”。說是合同，其實看作借據(jù)更為合適。白紙黑字上有王槐山和席正甫兩個人的簽名，言明1874年某月某日，王槐山曾向席正甫借出兩萬兩白銀。不過合同上沒寫明席正甫應該何時歸還這筆銀兩，而是說席正甫當上買辦之后，會定期給王槐山分派紅利�？上�王槐山把買辦的位子傳給席正甫之后就回了老家，三年之后一命嗚呼，根本沒等到席正甫履行合同的時候。
　　有人說，席正甫自己也算富甲一方了，用得著向別人借錢嗎？這份合同是確有其事還是王槐山的后人杜撰的？根據(jù)合同上標注的時間，看來這份合同的真實性八九不離十。因為當時席正甫入主匯豐銀行做大買辦，需要交納一定數(shù)額的保證金�？上�正甫當時剛由跑街升任買辦，還沒有那么多的積蓄，向身家豐厚的老上司借錢非常有可能。王槐山一直很欣賞席正甫的能力，認為他肯定能將買辦一職發(fā)揚光大。恰好當時又流行買辦的擔保人可以抽成，即席正甫的買辦傭金當中，至少有一兩成可以歸擔保人所有，王槐山答應借款也極有可能。不過時過境遷，在兩個當事人都過世多年之后再翻出這么一張借據(jù)，就不好說了。
　　王家人拜托上海灘的聞人虞洽卿來調解此事，希望席家后人看在虞洽卿的面子上，代替席正甫歸還這兩萬兩白銀。平心而論，“子償父債”天經(jīng)地義，席家人不該無視這張借據(jù)的存在�？僧敃r席正甫的孫子席德懋正在擔任國民政府中央銀行業(yè)務局的局長，與宋子文家族關系緊密，王家人本來就謹小慎微，哪怕借據(jù)在手也不敢上門討債。結果，這筆借款也就不了了之。不知道席正甫若在天有靈，會不會原諒兒孫們的這次“賴賬”行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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