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桂芬是中國由傳統(tǒng)向近代轉換時代具有開拓意義的、影響深遠的思想家。他主要以中國文化為思想資源,以開放、開明、健康、自信的態(tài)度對待外來文化,力主在多方面向西方學習,以唯善是從消解變法中的古今中西矛盾。他較早地提出全面系統(tǒng)變法思想,比較理智地兼顧理想與現實的關系。
他既具有世界眼光,又了解中國歷史與現實,批評時弊多切中要害,變法主張多切實可行。他也是有諸多事功實績的實行家。經他多年奔走呼吁,江南重賦問題終于得以舒緩。經他鼓吹和擘畫,上海同文館得以創(chuàng)辦。馮桂芬的思想上接林、魏,下啟康、梁,著作寫成傳抄于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部分刊行于七十年代,完整刊刻于八十年代,討論簽注于九十年代,其影響則從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從未間斷。本書依據大量第一手資料,包括馮桂芬的著作手稿、未刊文稿、科舉制藝、往來書信,敘述了馮桂芬生平活動,對采納西學、勸行均賦、被誣舞弊、乞師援滬、借師助剿等問題剖析尤細;著重介紹了馮桂芬代表作《校邠廬抗議》的成書過程、抄本流傳、版本演變情況,分析了此書的內容、特點、社會影響和思想地位。
《馮桂芬評傳》敘述了:清末思想家、政治家馮桂芬生平活動及主要學術思想,尤其對采納西學、勸行賦稅、被誣舞弊、乞師援滬、借師助剿等事件進行了詳細的剖析。書中更以極大篇幅論述了“百年不刊之論”——《校邠廬抗議》成書過程、版本演變情況,分析了該書的內容、特點及社會影響等。《馮桂芬評傳(精)》為我們研究“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文化,在西方文化襲來時,能否從容面對,能否見賢思齊,又能否與時俱進”這一問題,提供了巨大的思考空間。 馮桂芬之思想,上接林、魏,下啟康、梁,其意義不單單只是“求西學、思變法”的一脈相承,而在于其率先提出了消解現代化過程中的中西、古今矛盾的方法,即“惟善是從”!恶T桂芬評傳(精)》作者在文中論述,馮桂芬“惟善是從”的思想根基于中國文化中的見賢思齊、剛健有為的傳統(tǒng),是從中國文化本土生長出來的、可以導致中國文化與時俱進的極其寶貴的思想,也是中國文化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生動體現。
熊月之,1949年12月出生于江蘇省淮陰縣(今淮安市)。現為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歷史研究所所長、學術委員會主任、研究員,《史林》雜志主編,中國史學會副會長,上海市歷史學會副會長,上海史志學會副會長,上海市政協(xié)委員。主要著作有《章太炎》、《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向專制主義告別》、《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通史·總論》卷、《萬川集》、《馮桂芬評傳》;主編《上海通史》、《老上海名人名事名物詞典》;論文有《論郭嵩燾》、《論辛亥革命準備時期資產階級民主思想》、《論上海租界與晚清革命》等百余篇。
考中進士是馮桂芬人生一大轉折點:從此以后,他告別了青燈黃卷、三年一考、屢敗屢戰(zhàn)的科舉煎熬生活,踏上了仕途。
中進士之后,馮桂芬被授翰林院編修。翰林院自唐朝始設,以后歷代沿置,職能大同小異。清代翰林院掌修史、撰文,凡撰祝文、冊文、寶文、祭文、碑文,纂修實錄、圣訓、本紀、玉牒等,或直接承辦,或派員參與,南書房侍直、上書房教習、進士朝考、鄉(xiāng)試、會試諸事,咸與其事。設掌院學士滿、漢各一員為長官,由大學士、尚書等重臣兼領。下設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侍讀、侍講、修撰、編修、檢討等職。下屬機構有庶常館、起居注館、國史館等。翰林院實際上是高級官員儲備機構,翰林官皆出身于進士中年紀較輕、品次較高者,職務閑散,禮遇甚優(yōu),升遷較快。馮桂芬實際任職是在這年秋天。兩個月后,為母親慶祝七十大壽,馮桂芬告假南歸。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馮桂芬奉父母赴京任職。此后幾年中,他主要在京師任職。
道光二十三年八月,朝廷舉辦翰林院、詹事府大考,由道光皇帝親自評定等第。馮桂芬詩賦列二等,奉旨“遇缺提奏”。不久,被命為癸卯科順天鄉(xiāng)試同考官。順天鄉(xiāng)試,地在京師,天下矚目。這是馮桂芬考中進士以后,第一次擔任比較實際的官職。以前是人考他,現在是他考人,他工作得格外精心。這次鄉(xiāng)試,得士十四人。
道光二十四年春天,何紹基等人在京集資于京師城西建顧亭林祠,并舉行公祭,名流學者二十余人參加,包括苗夔、湯鵬、張穆、陳慶鏞等,馮桂芬也參與其事。時有春禊、秋禊二圖,同人多有賦詩。
同年,馮桂芬被任命為甲辰科廣西鄉(xiāng)試正考官。這年,以明年為皇太后七十壽辰,因此在秋天舉行恩科鄉(xiāng)試。馮桂芬奉命偕檢討、副主考官祁宿藻典試廣西。他們六月初從京師出發(fā),過通州,沿運河南下,日行夜宿,或水或陸,或舟或轎,八月初馳抵桂林。這次鄉(xiāng)試,有二千四百多人參考,結果,得士四十五人,副榜九人。馮桂芬自稱對于已薦未薦之卷,靡不披覽,于制藝考其業(yè),于詩律考其志,于策對驗其識,務求因言觀行,以文見人。其時,在廣西做官的,有兩廣總督耆英,廣西巡撫周之琦,布政使張祥河,按察使寶清等。
出差廣西途中,馮桂芬順道游覽了祁陽浯溪。祁陽在湖南境內,湘江邊上,為由衡陽進廣西的必經之地。浯溪距祁陽五里,為著名的風景名勝地,唐代著名文學家元結任道州刺史時,在這里吟詠很多。馮桂芬第一次到那么遠的地方做正考官,情緒很好,乘興游覽,并寫了《游祁陽浯溪記》。記云: 湘水以西,石磯聳出江滸,壁立數仞,摩崖勒詩。渡石梁下為浯溪,水源出雙井,甚清冽。環(huán)井三面為亭,西面高阜,隆然特起,怪石森列,俯瞰湘江,拱揖群山,境清而雄。
馮桂芬有感于石壁之上鐫詩題名不可數計,而且今皆完好,安然無恙,然而試舉其一二名字問游客那都是些什么人,大家則面面相覷,誰都不知道,他深有感慨地說:“士則貴自立而已,文章功業(yè)無所表見于世,而妄思附青云以自顯,庸詎可得耶?”言詞之間,流露出馮桂芬在文章功業(yè)方面要有一番作為的雄心壯志。
出差廣西途中,有一件事情讓馮桂芬永志難忘。馮桂芬路過湖南,一位在那里當官的江浙朋友,告訴他一件耒陽民眾抗官的事情:道光二十三年,未陽人段拔萃因為兩次到京師控告當地賦稅,結果反被州政府以誣告罪關進監(jiān)獄,耒陽鄉(xiāng)人聚眾劫獄,將段救走。自此,耒陽縣民拒不納賦稅。州政府采取強硬措施,帶兵強迫百姓繳納賦稅。但是,壓力稍輕,人民復反,有諸生領頭,倡眾斂錢,造兵械,募鄉(xiāng)勇,習戰(zhàn)射,受詞訟,筑險隘,儼然一個政府,自我管理,國家奈何不得。第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耒陽縣城也被他們攻克。后來被州政府調官兵鎮(zhèn)壓。馮桂芬聽說此事以后,覺得很不尋常,遂記載下來,題為《耒陽紀聞》。后來,文為江蘇巡撫李星沅看見,李為湖南人,深知其地民情,他對馮桂芬說:所記與事實不符,“此事罪在官,不在民”,你們吳人那么溫和馴良,州縣尚且那么兇狠,你這么記載,心能平嗎?他勸馮桂芬刪除此文。馮桂芬轉念一想,覺得李星沅說的完全在理,感到這些年來,積習已重,“官與民相詬,而官誣民尤甚”。馮桂芬深為自己輕信官言、不察實情而自責,所以,他把《耒陽紀聞》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而在文末記了自己思想變化的過程。
馮桂芬從廣西回到京城已是冬天,去禮部復差后,仍回翰林院供職。
道光二十五年,馮桂芬任國史館協(xié)修、教習庶吉士等,參與編纂《實錄》。十月二十六日,母謝氏病逝于京邸。馮桂芬極度悲傷,哀毀骨立。翌年夏,乞假扶母櫬由潞河南歸,其父馮智懋同行。此后兩年間,守制在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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