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傳隊,運動隊》是著名作家林那北最新散文集。林那北用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帶讀者回到“文革”那一特殊的歷史時期,重溫成為那個激情噴張時代典型代表的宣傳隊和運動隊的故事。文中配有大量作者珍存的圖片,令文字的時代感清晰地躍然紙上。穿梭在字里行間,作者不僅書寫著一段自己的難忘回憶,也在書寫著一代人的回憶;蛘,與其說是回憶,不如說是銘記,銘記屬于那個特殊時代的密碼。
《宣傳隊,運動隊》乍一看是林那北一本非常私人的隨筆集,里面不僅將自己的成長經(jīng)歷真實呈現(xiàn)給讀者,還將自己的家人朋友故事一一展現(xiàn),用自己和家人的經(jīng)歷,透露出生長在“文革”特殊年代里,人與人之間復雜多樣的情感元素,和屬于那個年代生人的溫度與氣息。
在百度上輸入“宣傳隊”三個字,顯示的結(jié)果是這樣一行字:“本詞條內(nèi)容尚未完善,歡迎各位編輯詞條,貢獻自己的專業(yè)知識!边@一天是二〇一三年六月六日中午,芒種節(jié)氣剛剛過去一天,沒有雨,但也不見陽光,從早上起一直是陰沉沉的,而云之后卻隱約有光。光不閃現(xiàn),卻是銳利的,銳利得刺眼。這是一種有著陰險氣質(zhì)的天氣,是非不清,過于曖昧,讓人渾身像蒙著一層塑料布,汗都在將出未出之間徘徊。
我把眼光從電腦屏幕移到窗外,長吁一口氣,仍然放不下剛才的詫異:居然“本詞條內(nèi)容尚未完善”!
如果是從前……這個“如果”像一坨重物就這樣迎面撲來了,它是時光深處一株枝繁葉茂的大樹,帶著芬芳與果實,并且色彩宣傳隊明麗。時光往前推移,三四十年前,宣傳隊這個名稱有幾個人不知道呢?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這是它的全稱。唱歌跳舞彈奏器樂可以宣傳思想,這似乎有點奇怪,但那時沒有人追問,不敢問,也不覺得需要問。有一個疑惑其實一直在我心底盤旋:那時的人比現(xiàn)在單純嗎?
所謂單純不過是用一種簡單的方式,沒頭沒腦地信任這個世界。世界那時候其實非常斑駁雜亂,斗來斗去已經(jīng)連綿幾年,包括我父親在內(nèi),他不過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芝麻官,居然也未能幸免地成為“走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quán)派,被戴上高高的紙帽,胸前掛起大牌子,上面寫著粗大的侮辱性字眼,打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之類,還用紅筆重重畫上叉,然后游街、批斗、關(guān)牛棚。
他從牛棚里解放出來已經(jīng)是一九六九年五月,生活被一截兩斷之后又徐徐往下進行。進牛棚之前他是公社副社長,之后是另一個公社的革委會副主任,分管教育文化衛(wèi)生以及全公社“知青”上山下鄉(xiāng)這樁事,沒提升,也沒降職。牛棚里的那一次次批斗、審查、檢討都如同一場游戲,而他看上去也絲毫沒被損傷,終日依舊不管東西南北地亢奮,行色匆匆,好大喜功,高亮的笑聲和昂首急速行走的姿勢,仍虎虎生風,仿佛被批被斗都不過是向水里扔了一塊石子,水波微微漾了漾,很快又了無痕跡。為什么會這么達觀呢?肉體上也許真沒太大損害,可關(guān)于尊嚴的那種痛,是觸及一個人心底最徹骨的寒冷,怎么可能轉(zhuǎn)眼消失?相比較而言,似乎上吊的鄧拓、投湖的老舍、吞安眠藥的楊朔、跳樓的上官云珠、跳井的范長江等人更合情合理。當然反過來我又慶幸父親能夠那么迅速地自愈,終于守得云開見明月。解放了,重新走上工作崗位了,周圍的人反正也沒幾個是風平浪靜度過的,彼此彼此,難兄難弟,生活還得往下繼續(xù)。關(guān)于宣傳隊,我打算就從這個時候說起。
一、到鎮(zhèn)上
如果不是到相關(guān)部門查看父親的部份檔案,我不可能知道他結(jié)束牛棚生涯、恢復工作的具體時間,估計他自己也記不得了。即使記得,我現(xiàn)在也無從問起,兩年前他已經(jīng)去世。出生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底的父親,那時四十歲剛出頭,有些清瘦,偏于清秀。打量著身邊往來行走的熟悉不熟悉的四十多歲男人,我終于忍不住揣想起父親的當年:也是那般自得與躊躇滿志?
他留下來最早的一張照片是中學時代,著童子軍服,濃眉大眼,五官俊朗。關(guān)鍵是頭發(fā),頭發(fā)四六開,那工整得極不自然的一根根發(fā)絲明顯是以火鉗子精心夾過的。另一張“文革”前拍的全家福照片上,他的分頭略有改變,成三七開了,穿灰色嗶嘰呢料中山裝,圍雙色羊毛圍巾,而中山裝的口袋上則非常隆重地插著一支鋼筆。母親多次半開玩笑地嘲諷她丈夫,說他很騷,從年輕到老都“愛裝”——福州話里就是愛打扮的意思。而我有時也會以認真莊嚴的表情,隆重表揚父親很“馬叉蟲”——這三字合起來也是騷。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他就有一套亮灰色綢緞唐裝,上有福祿壽喜團花圖案,是我去浙江出差買給他的家居服,他覺得有范,昂然穿上街頭,回頭率百分之兩百。后來唐裝在男人中盛行,他得意地反復自夸過,仿佛那潮流是被他引領(lǐng)出來的。再老一點,他穿西裝系領(lǐng)帶都上了癮,任何正式場合其實都與他無關(guān)了,如此正式穿戴無非為了坐在家里看看報紙和電視新聞聯(lián)播。冬天時則穿黑呢大衣、戴黑禮帽,手上再加根拐杖。我不知深淺,覺得一根拐杖令他頓時老邁幾分,他卻鏗鏘反駁道:“蔣介石以前手上都要拿一根文明棍哩!”我如夢初醒,把他的穿著聯(lián)系起來看,原來他心中藏有這么一個大偶像啊。但他年輕時,在意外貌還是封資修思想,所以不敢放膽打扮,能夠派上用場的只有一條在當時算得上奢侈品的羊毛圍巾。而那把鋼筆則是另一種裝飾:建國初期通過掃盲班才識點字的工農(nóng)干部在農(nóng)村占多數(shù),父親在福州英華中學讀過書,鋼筆是他表達有文化、與老大粗們有區(qū)別的重要標簽。
羅列父親的這些外部特征,是為了說宣傳隊。注重穿著打扮,又自以為有文化,父親的文藝腔一直不得要領(lǐng)地保持到生命的終點。在當時,則轉(zhuǎn)化為對宣傳隊的豪情壯志。
“文革”開始時奶奶已經(jīng)被送回她娘家,我們姐弟三個也先后跟隨,到了父親恢復工作,又母雞帶小雞般一起跟來了。這是個江水環(huán)繞的千年古鎮(zhèn),需要坐船抵達,上了岸也仍見四處婉轉(zhuǎn)豐沛的河水,水系縱橫,流淌汩汩有聲;據(jù)說歷代曾出過五十七位進士,也算文風鼎盛。我那時只有七八歲,瘦小黝黑得不成人樣,好動,熱愛上樹下河,坐沒坐相站沒站樣,到處惹事生非,總之無一處值得父親引以為榮。父親好像也沒這個愛好,印象中他眼光一刻都沒空瞥過來。他太忙了,沒完沒了地開會,沒完沒了地下鄉(xiāng)。交通工具缺乏,公社總共僅兩輛永久牌自行車,首先保證革委會主任使用;余下的這個副主任騎走了,那個副主任只能徒步,一走就是一兩天。
隨奶奶到鎮(zhèn)上的第三個晚上,公社宣傳隊有演出,當?shù)厝朔Q為“晚會”,能進場就是待遇。我應該不是跟著父親進的影院,反正是去了,里頭連過道都站著人,但很有序,每個人臉上都是莊重而歡欣的,像融入一樁神圣的大事件。我注意到燈光,或者說被燈光所吸引。光泛黃,一盞盞都缺乏咄咄逼人的銳利,卻因為數(shù)量足夠多,便有了一種鋪天蓋地的豐盈感,像無數(shù)的手從上面伸下來,團團護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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