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的新使命與新挑戰(zhàn)
　　埃里克?方納(EricFoner)本身是一個故事，并且?guī)в幸恍﹤髌嫔�彩。他出生于一個史學世家，父親杰克和叔父菲利普都是歷史學家；16歲上大學，先后從哥倫比亞大學和英國牛津大學獲得本科學位；22歲在學術期刊上發(fā)表研究論文，隨后師從著名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Hofstadter），26歲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27歲發(fā)表專著并開始執(zhí)教于哥倫比亞大學。兩年后，方納轉(zhuǎn)入紐約市立大學和牛津大學任教，于1982年重返母校，擔任美國史講席教授至今。
　　方納的研究領域涵蓋19世紀美國史、美國內(nèi)戰(zhàn)與重建、美國政治文化史、非裔美國人史、美國激進改革運動以及林肯研究。自1970年以來，他出版了近二十部專著和編著，其中多部著作以史料豐富、見解透徹、觀點獨到和文筆精美而成為美國史研究的經(jīng)典著作。他的《重建：美利堅未完成的革命（1863—1877）》一書獲得六項學術獎，包括代表美國史研究最高成就的班克羅夫特獎；他的《給我自由：一部美國歷史》成為美國大學最受歡迎的美國通史讀本，自2004年以來，已經(jīng)連續(xù)再版四次。2011年，他的《烈火的考驗：林肯與美國的奴隸制問題》再度獲得班克羅夫特獎，并獲得了當年的普利策獎（歷史類），成為極少數(shù)同年獲得這兩項大獎的美國學者之一。
　　1993年和2000年，方納分別被選為美國歷史學家組織和美國歷史學會的主席，成為能在一生中獲此兩項殊榮的極少數(shù)美國歷史學家之一，足見美國歷史學界對他的學術成就的贊賞和尊重。
　　王希：您的第一本主要著作《自由土地、自由勞動、自由人：內(nèi)戰(zhàn)前共和黨的意識形態(tài)》是1970年出版的，這正好是史學界發(fā)生革命性變革的初期，您顯然經(jīng)歷了這場史學變革，您如何看待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方納：我開始做研究的時候，可以說還是一個傳統(tǒng)的政治史學家。我當時的研究題目是意識形態(tài)，但我實際上真正研究的是政黨政治和政治領袖。這樣的研究直到現(xiàn)在還有人在做。我認為，只要“政治”這個概念不是局限在國會辯論和選舉這類狹隘的范圍內(nèi)，政治史的研究仍然是十分有用的。研究選舉活動和過程本身也沒有什么不妥，但在政治史的研究中，“政治”這個概念的內(nèi)涵一定要擴展�！罢�治”應該包括政治權力在現(xiàn)實生活中的許多領域內(nèi)運作和運用的內(nèi)容和方式。“政治”不僅存在于社會生活中，也存在于家庭生活之中。譬如說，傳統(tǒng)的婦女史很重視婦女選舉權的研究，這幾乎是婦女史的一個經(jīng)典課題。但新婦女史卻使我們認識到，婦女對于政治的參與和影響早在她們獲得選舉權之前就已經(jīng)開始了，禁酒和廢奴團體等自愿性婦女組織都是婦女對政治施加影響的重要媒介。換句話說，在她們還沒有贏得政治程序中那些決定選舉結果的位置之前，美國婦女就已經(jīng)在公共生活中找到并扮演了影響政治的角色。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JürgenHabermas)提出的“公共領域”(publicsphere)是一個重要的分析概念，對于認識和理解政治在社會不同層次的發(fā)生和運作是相當有用的。當然也有歷史學家繼續(xù)在做總統(tǒng)傳記或傳統(tǒng)的政黨研究，邁克爾?霍爾特去年出版的大部頭著作《美國輝格黨的興起與衰落》，有1200多頁，就是一個例子。有人認為這本書雖然有價值，但主題和風格都過于陳腐，帶有舊史學的遺風�，F(xiàn)在繼續(xù)這樣寫歷史的人是越來越少了。這部書能不能得到史學界的大獎倒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因為它的確代表了一種回歸傳統(tǒng)史學的趨向。我認為，政治史的研究者并不需要拋棄自己的研究計劃，但必須吸收和囊括新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無論怎么說，歷史學家總不能對近年來史學界的變化視若無睹，而一味埋頭按照原來的路子進行研究和寫作。
　　王希：研究方面的變化對美國史的教學有什么影響呢?
　　方納：傳統(tǒng)的美國史學以從殖民地時期至今美國政治和思想的發(fā)展為基礎，建立了一套定義清楚、脈絡清晰的美國史敘事模式。盡管這種模式對美國史所作的結論并非完全準確，但它卻有一種高屋建瓴的概括能力，能清楚地勾畫和界定美國發(fā)展的脈絡，尤其適用于美國通史課的教學。今天的美國史教學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如何將美國歷史經(jīng)驗的多元性和復雜性準確地傳達給學生，如何幫助他們理解“自由”和“民主”等這些概念本身不斷被質(zhì)疑、挑戰(zhàn)和重新定義的歷史事實，我們目前還沒有找到有效和通用的答案，所以美國史的教學要比從前復雜和困難得多。除此之外，檔案研究與課堂教學之間仍然存在著相當大的距離。為了弄清美國史上的一個具體問題，你也許要在檔案館里苦苦研究若干年，但你能在通史課上與學生討論這個問題的時間恐怕不會超過五分鐘。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要不要采用敘事（narrative）模式的問題，即歷史是不是一定要用敘事體來寫作�，F(xiàn)在有的學者已經(jīng)把“敘事性歷史”(historicalnarrative)作為一種“虛構性寫作”(fiction)而徹底拋棄了。在海登?懷特這樣的后現(xiàn)代學者看來，歷史研究和寫作說穿了無非也是一種虛構，歷史學家的工作無非是在創(chuàng)造發(fā)明一種敘事模式，即選取一些過去發(fā)生的事，將它們串連起來，再人為地加上一些這些事物本身并不具備的意思，以增強敘事的故事效果。這種批評有它的可取之處，至少它提醒歷史學家在研究和教學中在選擇材料和方法時要倍加審慎，不要將那些沒有經(jīng)過明確論證的推論當成事實和真理強加于人。但從另一方面來看，教歷史的時候不可避免地要創(chuàng)造不同的敘事模式，這就是歷史學的本質(zhì)：表現(xiàn)和敘述因時間的推移而產(chǎn)生的變化。盡管新史學注重對普通美國人歷史的研究，但在教學中，歷史學家仍然無法避免要講述杰斐遜、林肯和羅斯福這樣的政治人物。在某種意義上，正是這些領袖人物把你描述的美國歷史連結起來，使其成為一個連貫的整體。所以，即便是那些反對使用敘事體的人在教歷史時也不得不采用這種方式。你總不能像一個社會學家那樣來教歷史課吧，只是給學生機械地羅列一大堆不帶歷史概念的事實和數(shù)據(jù)。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你就不是歷史學家了。所以，歷史教學的問題比我們想象的要復雜得多，如我剛才提到的，主要是因為我們還沒有找到如何將史學研究的新趨勢和新成果貫穿到大學歷史教學中去的路子。
　　王希：有沒有什么有效的方法能將傳統(tǒng)的敘事性歷史與新史學結合起來，使它們成為相輔相成、而不是相互排斥的教學和研究方式?
　　方納：我在《美國自由的故事》中就進行了這方面的嘗試，成功與否，另當別論。我想展示的就是歷史學家有可能創(chuàng)造出一種既有別于傳統(tǒng)的敘事模式、但又具有連貫性的新美國史敘事模式，你也許可以把這種方法稱為一種“競爭性敘事”(acontestednarrative)。這是一種不確定的、開放性的敘事，它沒有一個事先設定的開端、中間和結尾，也并不只是敘述美國歷史上的進步和成就，事物的發(fā)展總是既有前進，也有倒退，并非只是遵循一條永恒向前的直線�！案偁幮詳⑹隆钡哪康木褪且�說明，在美國歷史上的每一時期內(nèi)，許多事物和觀念總是處在不斷地被人們質(zhì)疑和辯論的狀態(tài)之中。我在書中描述了“自由”作為美國社會和歷史的中心思想在美國歷史上演變的過程，我想展現(xiàn)在美國歷史的不同時刻“自由”這個概念是如何引起爭議、受到質(zhì)疑和被重新界定的。在這樣的敘事體中，事物的不確定性始終是研究和寫作要考慮的重點。這樣做可能會使學生也產(chǎn)生一種不確定感，他們甚至可能因此感到有些不適應，但這是解決美國史教學困難的一種嘗試。
　　王希：近幾年來，美國公眾輿論就歷史問題展開了好幾場大辯論，為什么美國公眾會突然對美國史的寫作和解釋如此地關注和投入？
　　方納：美國歷史在1990年代一度成為公眾辯論的焦點，這著實使許多歷史學家大吃一驚。一般來說，美國的公眾和輿論界并不關心歷史學家的研究，但在90年代，史學界內(nèi)出現(xiàn)的對美國史的重新解釋和對舊史觀的修正卻變成了熱門的政治問題。這些引起爭論的問題包括制定和頒布全國性的中小學《歷史教學標準》、在國家歷史博物館舉辦有關美國在日本投擲第一顆原子彈的展覽、迪斯尼樂園希望建造一個以美國歷史為主題的游樂場的計劃、在首都華盛頓舉辦有關美國奴隸制歷史的展覽以及為紀念遭到納粹德國屠殺的猶太人的展覽館等，還有南部邦聯(lián)的旗幟是否應該繼續(xù)懸掛等問題。這些都涉及美國歷史上的敏感問題，或者說都是繼續(xù)存有嚴重分歧和爭議的問題，因而在公眾中引起了激烈而持久的辯論。這些辯論的核心實際上是美國人應當怎樣書寫和記憶自己的歷史。就對待歷史的態(tài)度而言，美國人實際上是一個很矛盾的民族。一方面，美國人——當然這是一種泛指——是一個注重未來的（future-oriented）民族。托馬斯?潘恩（ThomasPaine）當年曾說過：“我們的過去決定了我們要創(chuàng)造一個嶄新的世界。”在潘恩看來，建立美國的真正意義是對過去的拋棄；這個過去就是歐洲大陸，就是舊世界，而美國是一個屬于未來的國家。與其他民族國家不同的是，美國的國家認同（nationalidentity）不是由那種根基于數(shù)百年歷史而形成的國土疆界或那種經(jīng)過數(shù)代人的積累而形成的單一“民族”（volk）傳統(tǒng)來確定的。美國人既不是由一個共同分享的過去、也不是由一個對未來的共同期望連為一體的，因此有些美國人認為歷史無關緊要。若干年前，在國會調(diào)查伊朗門事件的聽證會上，當里根總統(tǒng)被問到一年多以前發(fā)生的事情時，他回答說：“那已經(jīng)是古代史了，已經(jīng)不重要了�！痹谒�看來，發(fā)生在一年以前的事就已經(jīng)是古代史了！
　　但另一方面，美國人又十分重視歷史，對歷史充滿了強烈的興趣。眼下歷史很受大眾的歡迎。有線電視網(wǎng)中的“歷史頻道”（HistoryChannel）屬于熱門頻道，歷史書的銷路不錯（盡管銷路好的歷史著作并不一定是由專業(yè)歷史學家寫的），參觀和游覽歷史博物館、歷史遺址及類似葛底斯堡這樣的國家歷史公園的人終年絡繹不絕。對許多人來說，歷史帶給他們一種認同感：一種家庭的認同感和一種民族的團結感。人們不僅看重歷史，更看重歷史的功能，對歷史功能的發(fā)揮和運用也很投入。保守派認為歷史的功能就是向人民灌輸愛國主義思想。前一段時間，曾有人指責歷史學家在寫作中沒有足夠地強調(diào)國家的目的，沒有充分地表現(xiàn)愛國主義思想，沒有對美國民族的內(nèi)在凝聚力給予應有的認可和強調(diào)等等。
　　與此同時，其他一些群體對歷史又抱有另外的期望。傳統(tǒng)的歷史研究把黑人排除在外，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黑人權利被剝奪的現(xiàn)實；民權運動將黑人重新納入美國歷史的范疇，也推動了對黑人歷史的重新書寫。婦女史也是女權主義運動在20世紀60年代復興的結果。對于這些從前受到排斥的群體來說，歷史研究是一種使他們原來所處的歷史地位合法化的途徑，他們希望通過對其歷史地位的重新定位和評價來建立一種新的對美國歷史和美國國家的認同。這些不同的訴求顯然給歷史學家的工作提出了嚴峻的挑戰(zhàn)。
　　歷史學家的工作不應該是為了幫助某一個社會群體做到自我感覺良好，因為我們不是心理學家。無論是那些在歷史上受過壓迫而迫切要求在歷史中尋找國家認同感的群體，還是那些堅持歷史的功能就是向人民灌輸愛國主義思想的群體，歷史學家的工作不應該是簡單地去迎合或滿足這些群體的愿望，增強他們的自尊心，讓他們?yōu)樽约旱倪^去感到驕傲等等。歷史學家的工作應該是把過去發(fā)生的故事——包括這種故事本身具有的種種復雜性，以及它所具有的正面和反面的內(nèi)容——盡可能準確而有力地講述出來。這是歷史學家的責任。
　　歷史研究當然不能回避政治內(nèi)容，事實上歷史學家提出和關心的問題本身就受到他們所處環(huán)境的影響。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如果史學研究被當成一種為政治服務的工具，其成果也就往往變成一種不可信賴的歷史了。如果一個人研究歷史的出發(fā)點僅僅是為了證明和宣揚某一特定的政治觀點，他可能不得不對歷史作簡單化的處理，甚至有可能曲解地割裂歷史。所以，歷史學家面臨很大的壓力，肩負重要的責任。我們的工作就是保證人民能盡可能地獲取最優(yōu)質(zhì)的“歷史感”(senseofhistory)。有一件事時常令美國歷史學家感到苦惱，那就是盡管公眾社會對歷史表現(xiàn)出濃厚的興趣，但真正懂得美國歷史的人卻不多。這一點在一年前克林頓總統(tǒng)遭彈劾的前后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當然我并不指望所有的新聞記者或普通群眾對彈劾總統(tǒng)的細節(jié)都做到了如指掌，很多歷史學家也不一定知道美國歷史上出現(xiàn)過多少次彈劾，但人們起碼應該知道制憲者們當初為什么要建立彈劾的機制，至少要懂得彈劾作為一種法律程序所必須依賴的基本原則等等。但真正深入了解這些知識的人實在太少了，這說明我們歷史學家還需要更努力地工作。
　　王希：作為現(xiàn)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您認為美國歷史學界在近期將面臨什么樣的挑戰(zhàn)?
　　方納：我想我們面臨的主要挑戰(zhàn)之一是如何使所有的歷史學家都能在歷史學界得享一席之地。如前面提到的，我知道有相當一批歷史學家有一種被新史學排除在歷史學界以外的感覺，他們覺得自己從事的研究不再受到重視，有的研究甚至被貶為過時的或不重要的，他們的研究領域也不再具有什么重要意義等等。毫無疑問，新史學為歷史研究帶來了新鮮血液，歷史學家不可能總是重復同樣的研究，每一個時代都會有自己的方式來研究歷史，這一點是無可非議的。但是，新一代人有時會以否定上一代人成果的做法來界定和樹立自己，這是需要審慎而行的。隨著我自己開始告別中年，我對老一代歷史學家的尊重日益增加。我認為，史學界現(xiàn)在已經(jīng)到了一個必須具有包容性(inclusive)的時候了，所有形式的史學研究都應在史學界受到歡迎。
　　我們面臨的第二個挑戰(zhàn)與其說是與歷史研究有關，不如說與歷史教學的機制有關。如你所知，我們目前面臨一個嚴重的歷史學家的就業(yè)問題。因為大學聘用的史學教授的人數(shù)遠不如過去多，剛剛拿到博士學位的人要想順利地在大學里謀得一個全職工作遠不像從前那樣容易。許多人只能屈就去做兼職或臨時教授，他們的工資不高，能享有的作為教授的權利很少，晉升和轉(zhuǎn)正的希望渺茫，如何使這些歷史學家獲得起碼的有尊嚴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是一個重要問題。歷史是一門重要的基礎學科，與其他任何學科相比，它都應該被看成是一門非常核心的學科，我們必須要使社會、政治家、各州議會和大學都認識到這一點。當財政出現(xiàn)緊縮和困難時，政府和學校的決策者們首先裁減的往往是歷史、文學和藝術這些看起來并不具有任何現(xiàn)實重要性的學科，他們覺得這樣做相對來說比較容易而且也更有道理。他們認為，把錢花在科學研究、技術培訓、電腦培訓等課程上顯然要比把錢花在歷史學科上更為明智和更具有說服力，因為科技課程可以為學生畢業(yè)后找工作提供直接現(xiàn)實的好處。這些決策者應該懂得，歷史也許不一定能幫助學生找到某份特殊的工作，但歷史能夠培養(yǎng)學生學會如何思考，幫助他們學會在民主社會中扮演一個有思想的公民的角色，學會思考比簡單地為找一份工作而學習要重要得多。
　　王希：歷史學界本身會面臨什么樣的挑戰(zhàn)呢？譬如說，新美國史學會面臨什么樣的挑戰(zhàn)?
　　方納：歷史學界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一些對新史學的批評，這些批評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其中一種批評認為，新史學在研究內(nèi)容的擴展、方法的多元化以及要求對所有社會群體面面俱到的做法上，已經(jīng)導致了美國史研究中的“碎化”(fragmentation)現(xiàn)象和趨勢。持這種批評觀點的人認為，目前的史學非但未能產(chǎn)生具有高度概括和綜合性的敘事性美國史，反而把美國史研究變成了一種四分五裂的地方或單個群體的研究。地方和群體的個案研究本身是非常有價值的，但如果只是把它們簡單地拼合起來，我們并不能夠得到一個完整的美國歷史的總體畫面。所以，如前面提到的，我們?nèi)匀恍枰�探索一種新的方法，一種既能幫助我們重新把握美國歷史的整體面貌、但同時又不至于迫使我們放棄新史學所具備的那種對美國史的深刻洞察力的方法。有些歷史學家認為對“綜合性史學”的重新呼吁是一種倒退的表現(xiàn)，認為這是要求史學研究回到政治史為中心的時代，我并不這樣認為。
　　史學界面臨的另外一個挑戰(zhàn)是我們?nèi)绾纬�越所謂的“美國例外論史學”(thehistoryofAmericanexceptionalism)的模式。我想，從定義上講，國別史本身就或多或少都帶有某種例外論的色彩，因為國別史通常以國界來劃分，民族國家(nation-state)是歷史研究的分界線，人們常常研究法國史、美國史、俄國史或中國史。當然也有許多人研究國與國之間的歷史，但絕大部分的歷史仍然是以國家為劃分界限的。比起其他民族國家的歷史學家來說，美國歷史學家更強調(diào)美國歷史的獨特性和例外性。美國歷史學家通常把歷史分成兩類：美國史為一類，世界上其他所有國家的歷史被歸為另一類。但在已經(jīng)來臨的21世紀里，全球化正在迅速發(fā)展，傳統(tǒng)的國界劃分將在許多方面扮演一個越來越不重要的角色，民族國家并不會完全消失，但在經(jīng)濟生活和人權等領域內(nèi)，有些問題可能會超越國界。所以，我們面臨一個如何將美國史研究與更廣泛的世界背景相結合和整合的問題。有些領域已經(jīng)開始朝這方面發(fā)展了，如殖民地時期歷史的研究，現(xiàn)在就是放在大西洋領域和英帝國整體的大背景下進行的。歷史學家現(xiàn)在更強調(diào)英國、非洲、加勒比海地區(qū)和北美殖民地之間的相互影響和交往，而不再是孤立地研究殖民地史。丹尼爾?羅杰斯(DanielRodgers)去年出版的《大西洋的跨越》一書就是一個優(yōu)秀的例子。這本書描述了20世紀初美國進步運動時代的立法如何受到了歐洲社會立法的影響，敘述了歐洲與美國在應對現(xiàn)代資本主義及其對社會生活的沖擊方面的思想和政策交流的過程。
　　但是，由于傳統(tǒng)的例外論偏見的存在和現(xiàn)在絕大多數(shù)史學家所受的訓練仍然是國別史這一現(xiàn)實，要想迅速把美國史研究推進到一個更為廣闊的歷史背景下仍然存在不少困難，同時這樣做也有一定的危險性:即由于不能進行深入的研究從而將歷史簡單化。講“讓我們來寫一部世界史或國際史”這句話很輕松，但真正有能力在不同的地方(和國家)從事深度研究、同時又能熟練掌握各地(國)史學成果的學者卻不多。將美國史置于大西洋背景下來研究自然很好，但有多少美國歷史學家真正熟悉和吃透了其他各國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法國的、西班牙的，甚至英國的？要做到這一點是很困難的。不過，這樣的努力會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國史研究逐步向“非民族國家化”(de-nationalize)或“國際化”(internationalize)方面移動，這是一個挑戰(zhàn)。總體來看，這樣做是有正面意義的。例外論往往使許多美國歷史學家無法認識到更廣泛的國際趨勢，而事實上，無論是勞工或移民模式還是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并不都是以國界來界定和劃分的。
　　王希：除了寫作和教學之外，您還同時扮演了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在公共歷史教育方面投入了許多精力。您是如何看待歷史學家與公共知識分子這兩個角色之間的聯(lián)系的?
　　方納：我的確希望發(fā)揮一些公共知識分子的作用，盡管我也意識到這樣做是有一定危險的。我相信作為學者我們有責任與更大范圍的讀者分享知識的成果。我的著作有一部分是為專家寫的，如我的《自由的立法者們》一書就是一部專業(yè)性很強的書，目的是幫助研究重建史的學者了解黑人與那個特定時期的美國政治的聯(lián)系，普通讀者對此不一定感興趣。
　　但另一方面，我也力求用一種并不是專門研究歷史、但對歷史擁有濃厚興趣的讀者可以接受的方式來寫作。我最近出版的《美國自由的故事》就屬于這一類著作。即便是我研究重建史的專著，雖然是一本典型的學術著作，有上千個腳注，但能擁有相當一批普通的讀者。在該書出版后的十二年里，許多人——相當一批人并不在學術圈子里工作——都來聽我關于重建的講座，并且告訴我他們讀過我的重建史。許多黑人聽眾——其中也包括那些文化程度看上去并不很高的黑人——也告訴我同樣的事。這一點讓我感到非常驚訝。因為這本書能夠為沒有受過專門史學訓練的人讀懂，它所包含的研究成果因此得以傳播到更為廣大的公眾。我認為一個歷史學家應該把這樣的工作當成很重要的事來做。
　　我有時也給《紐約時報》（TheNewYorkTimes）和《民族》（TheNation）這些報紙雜志投稿，也應邀接受電臺、電視臺的采訪。當歷史學家作這樣的事情時，要緊的是記住你此時戴的是哪一頂帽子（意即扮演的是哪一種角色——譯者）。我給《民族》雜志寫稿時，我的角色不僅是一個歷史學者，同時也是一個公民，我寫的是我作為一個公民的意見。我有可能在寫作中涉及歷史上的問題，但我不堅持我在此討論的歷史是一種“絕對的真理”（truthwithacapitalT），我的觀點是帶有歷史感的觀點，但只是一家之言。在民主社會，人人有權表明自己的觀點，但如果歷史學家聲稱因為自己是研究歷史的從而對政治問題具有某種特殊的洞察力，那就錯了。舉個例子，在彈劾克林頓總統(tǒng)的辯論中，有的歷史學者經(jīng)常引用歷史研究的結果來證明克林頓總統(tǒng)是否應該被彈劾。我從不發(fā)表這樣的意見。對克林頓是否應被彈劾，我有自己的看法，但我不認為我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和意見僅僅因為我是研究歷史的就一定比其他人的觀點更有價值和說服力。如果一個人要真正懂得彈劾或其他公共政策方面的問題，他必須了解這些問題是怎樣出現(xiàn)和發(fā)展到目前這個地步的。正是因為我覺得建立和普及公眾的歷史認知十分重要，我才決定接受電臺、電視臺的采訪，并為報章雜志寫一些短文。由于公眾的歷史知識貧乏才對于歷史表現(xiàn)出許多誤解，人們太熱衷于將歷史簡單化了，歷史學家有責任來努力將正確的歷史知識告知公眾。這樣做實際上也是一種教學活動，一種在課堂之外的教學。
　　王希：您剛才談到霍夫斯塔德促使您將寫作看成是歷史研究中最重要的一個部分，我也記得剛到哥大時您對我講過的一句霍夫斯塔德的名言：“百分之九十的寫作都是重復的寫作�！�(Ninetypercentofwritingisrewriting.)對于許多人來講，寫作，尤其是要寫得好，是一件非常難的事，能不能談一談您是如何寫作的?
　　方納：寫作對我來說并不是一個問題，我不害怕寫作，而且寫得也比較快，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功于我在牛津大學所接受的訓練。我從哥倫比亞學院畢業(yè)后，到牛津?qū)W習過兩年。牛津的教育制度與美國大學不同。我不知道中國的教育制度如何，也許也有差別。牛津?qū)嵤┮环N導師—學生一對一指導式的(tutorial)教育方式，每個星期，每個學生都得就一個歷史問題寫一篇學術論文。這樣你就不得不強迫自己多讀快寫，而且還要學會快速地寫不同的史學題目。通過兩年的訓練，我覺得自己寫東西的速度提高了許多。老實講，一個人如何寫作以及為什么能夠?qū)懙每焓且粋�很難說明的問題。包括我自己在內(nèi)的歷史學家可能很少去反思這個問題。對此，我還真得要仔細想一想。
　　至于我著作題目的選擇，有一部分是出自我對當代問題的興趣，如我的第一本書《自由土地、自由勞動、自由人》，就出自我對美國歷史上種族問題的興趣，也與我所處的民權運動時代有關。如果你瀏覽一下我的著作，你會發(fā)現(xiàn)我一直在力圖研究美國歷史中的不同問題，但這些研究又都集中在弄清政治思想、政治行動與社會現(xiàn)實之間的關系，以及社會史與政治史之間的聯(lián)系上，這些問題也就是美國史學界常稱的所謂“霍夫斯塔德問題”(Hofstadter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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