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輯的主題是“國家建構與國族建構”，這也是《原道》持續(xù)多年關注的主題。最近有兩件事進一步促使我對這一主題的深入思考。7月30日，方克立團隊在《中國社會科學報》發(fā)表《大陸新儒學思潮評議》一文。文章以“儒馬關系”為中心，給大陸新儒學扣上“為儒家爭奪文化領導權”、“以儒學、儒教取代馬克思主義的主導意識形態(tài)地位”的大帽子，可謂完全失焦，更遑論文風之惡劣。事實上，近年來大陸儒學論述的趨勢，不僅已超越對西方回應的被動，也已超越反馬批右拒耶的否定性思考。這一切都被統(tǒng)攝在國家民族建構這個攸關中華民族復興的主題之中。理論的清理、功能的定位、活動的組織都已經(jīng)大大深化。其標志就是新康有為主義的出現(xiàn)。新康有為主義大有深意存焉。這表明大陸新儒家不再把五四的問題作為思考的起點，更不要說作為敘事對框架了。牟宗三他們的儒學是反五四的體系，而我們以國家建構國族建構為主題直接承接康有為。再就是對儒教的理論建構，則是對康的發(fā)展超越。如果說十年方克立的批評促進了儒學發(fā)展，今天他的批判已經(jīng)意義不大了。干春松唐文明曾亦陳壁生等都已經(jīng)成為大陸儒學的中堅力量。方克立之流無論在知識結構思維能力還是道德水準，都存在代差。這正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數(shù)重山。
另一件事就是我退出了一個讀書會的微群。在該群中，有人將政府在新疆的反恐行動以日軍“三光政策”作比，還自認高貴。我斥其無知可笑反被罵暴徒。當年施瑯事件中我被罵漢奸法西斯，前幾天則有皇漢攻擊我不維護漢族主體性。我認為，中國首先是一個地域概念，為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各民族所共有。國家建構國族建構是頭等大事，其他都以此為基礎前提。我們必須承認，儒家近年來在與自由主義的互動中做出的調(diào)整也是非常重要的成果。這是儒家對現(xiàn)代社會之適應性調(diào)整。當然，這也必然與原教旨主義儒家拉開距離。這是一個重要現(xiàn)象，表明的是儒家文化的豐富性與生命力。儒學應該追求對社會廣泛深入的參與，而不是慕容復式的抱殘守缺自我陶醉。
有鑒于上述事實和理由，本輯首先推出了10篇主題論文。張龑從中國傳統(tǒng)“家哲學”出發(fā)，反思了近代中國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秉承的個人本位律法，進而認為，中國傳統(tǒng)家本位的“家律法”可以提供精神自由和社會秩序更少緊張的法治框架。韓偉以中共陜甘寧邊區(qū)的實踐為例，提出了“文化憲制”在民族融合中的意義與方向。張成以梁漱溟對近代中國三條建國道路、三種建國綱領的評述為依據(jù)，進一步反思了近代中國民族國家建構的道路問題。徐辰同樣將視野放在近代史，通過民初憲法秩序危機之根源的深層次追問，反思和檢討了德國“制憲權”理論在近代中國限制轉型中的命運與限度。我的老朋友朱漢民先生，同樣貢獻了近代湖湘士大夫重建中國文化主體性的努力及其啟示。這組文章盡管視野各異，但都指向了國族建構中的文化主體性這一根本性問題。
主題論文中的另一組，則將目光投向了更遠處，同時也是更近處。常安檢討了中亞諸國國族建構中的政教關系問題，宋大琦則將目光聚焦在世界宗教革新史視野中的新疆問題，其問題意識不言而喻。另外3篇關于居民身份證記載“民族”信息的短文，更加貼近我們的主題。在肖雪和劉顯忠分別介紹了盧旺達身份證“民族”一欄變遷和前蘇聯(lián)地區(qū)關于恢復身份證“民族”一欄的爭論之后，王奇昌把話題拉回到當下，論證了在我國居民身份證上取消“民族”一欄的必要性。
本輯刊載的其他論文也或多或少對“國家建構與國族建構”的主題有所關切。鄔蕾對“孝”的原則與政治忠誠之關系的論述，吳歡對傳統(tǒng)中國“理藩化夷”憲制的梳理，田飛龍對高全喜教授政治憲法學思想的詮釋，陳彥軍超越救亡與啟蒙的話語對胡適與新儒家之關系進行的新探討，以及劉國鵬以“新野蠻主義”對當代中國社會精神進行的診斷分析，都潛含著對“如何認識舊中國，如何構建新中國”這個梁漱溟之問的部分回應。
此外，本輯還選刊了曾小明對魏晉名士身心之學思想意蘊的探究，楊虎對儒家情感論的再省察，楊浩對《北溪字義》與《孟子字義疏證》核心概念詮釋的比較研究，劉振從人性的角度對宗教起源的重構，孔英民對《詩經(jīng)》后稷形象政治意涵的闡發(fā)等。這些論題，也都是對儒學進行現(xiàn)代性“重述”的基礎性工作。最后，本輯還發(fā)布了李菲辛勞整理的熊十力先生新發(fā)現(xiàn)書札，從中或許可以洞見這位新儒學大師的日常生活與內(nèi)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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